“汉学”和“汉学主义”刍议
作为海外汉学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我一向关注中国学界三十年来关于“汉学”研究以及近来关于“汉学主义”的相关讨论。该说的似乎都说了。可是，鉴于“汉学”和“汉学主义”论题依然具有的现实性，我还是想就相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我想谈的是两个问题：一、“汉学”与“中国学”之争；二、“汉学”和“汉学主义”。本文虽然也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但更多的是就学科概念以及相关问题讨论中可能存在的知识盲点谈一些感想。
一、“汉学”与“中国学”之争
海外中国研究由来已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学界趋之若鹜。人们亦围绕这个研究方向或学科之名各抒己见，名称之争似乎从未停止过。说到底，一切都关乎“汉学”或“中国学”的界定问题。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概念万花筒，这在现有的学术机构、期刊、集刊或丛书名中可见一斑：“汉学”、“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国外汉学”、“世界汉学”、“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等。其实，汉学或中国学本来就指外国学人所从事的中国研究。
业内人士都知道，学科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ie，Sinology）源于法国（以雷慕萨于一八一四年担任法兰西学院开设的“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为标志），“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专利则在美国。因此，有人将汉学区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新汉学”），其原因也是传统汉学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为主，重视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人文科学专题，且为文本中的中国；现代汉学则以现实和实用为指归，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比如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这种划分来自美国。中国研究在“二战”后的美国蓬勃发展，并最终确立了美国在这个领域的霸主地位，这给了美国人足够的底气来同“老欧洲”的汉学保持距离。当然，美国人不会完全不知道，汉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范式，“二战”后的欧洲汉学已不再是近代以前的中国语言文学等人文科学研究了。
至于“中国学”与“汉学”没有差别，“中国学”与“汉学”截然不同，“汉学”包蕴“中国学”，“中国学”涵盖“汉学”等等。每种说法仿佛都有一定的依据，可是，为何几种说法都能成立呢？究竟哪一种更可取呢？还有人偶尔提出学科名称问题，这说明名称之争和分歧依然存在。顺便提一句：我们今天所用的对应Sinologie的“汉学”概念，源于江户时代的日本，相对于“兰学”，即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洋学”（“西洋之学”）。
另外，汉学是外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为什么在他们那里没有就“汉学”或“中国学”问题进行过如此热闹的讨论？美国的Chinese studies挂靠在不同科系，这同“二战”后美国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重组人文、社会学科有关，有其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这不是传统Sinology的栖身之地。或者，美国人认为Chinese studies涵盖Sinology。更有人以为，“汉学”是一门过了气的学问，“中国学”才是希望所在。这些人不一定知道，Sinologie（法、德）、Sinology（英）这个由半拉丁半希腊词源组成的概念，原义就是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不可否认，美国人有意或无意地将一个欧洲概念“翻译”成Chinese studies，是想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彰显“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或者突出战后美国所取得的确实可观的成就。尤其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年轻的美国学者一般不愿自称汉学家，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做理论的，或者至少是比较文学家。但是如前所述，美国学界提出Chinese studies之时，法、德等国的Sinologie早就有了新的发展：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那里的汉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专注古代，而是逐渐将目光转向当代和过去不久的中国事物和发展状况。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佛兰阁就已经视汉学为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
的确，传统汉学侧重于中国语言文学，就同西方许多传统的语文学学科一样。但是汉学似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并非纯粹的语文学。纵观欧洲汉学，我们始终能够看到汉学之“无所不包”的中国问题研究。因此，所谓的人文科学取向与社会科学取向的两派之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历史幻象。纵观当今欧洲在Sinology名下和美国在Chinese studies名下所从事的实际教学和研究，两种取向之分也是失当的。不少人刻意采用欧洲“汉学家”和美国“中国学家”之名号，其实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而已。当今西方的不少大学将汉学设置在东亚研究之内，其“区域研究”亦即跨学科特色是很明显的，它涉及历史、经济、政治、哲学、法学、社会学和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
在学院派汉学之初和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学术研究中并不存在我们今天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区分，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还没问世。并且，谈论海外汉学，各国情形有别，发展也极不平衡，因此，很难一概而论。对那种硬性区分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做法，我只能说，美国有很好的人文科学取向的汉学成果，欧洲有很好的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学成果，而且不只是在当代。如果今天还有人为孰是孰非而感到疑惑，那我只想指出：“Sinologie/汉学”从来就是Chinese studies，亦即“中国学”。
二、“汉学”和“汉学主义”
“Sinologie/汉学”概念在中外辞书中的释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是狭义还是广义或不同释义，自然反映出论者对“汉学”的不同认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辞书中的“汉学”定义，未必符合汉学历史和现状。美国学者用“中国学”来与“汉学”相区别，显然更多地受到狭义汉学释义的影响。据本人有限的阅读，“汉学主义”（Sinologism）还未收入辞书。这个新概念显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产物，约产生于二十世纪最后几年，释义当为“汉学中的东方主义”。周宁的《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四年第一期）一文，是国内学界较早论述汉学主义的力作。该文最为耀眼之处，是其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批判特色。
“汉学主义”的理论依据是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如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尤其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学说，“汉学主义”便是由此演绎而出的。其主要论点是：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系统，毋宁说是“想象”、“神话”和“意识形态”。它所塑造的“文化他者”话语，不仅表述知识，而且显示权力，体现出汉学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之间的一种关系。汉学是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贯穿始终。因此，近年来的“汉学热”由于缺乏学科批判意识而造成一种“自我汉学化”和“学术殖民化”动向，中国学术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工具。这一切最终导致对汉学知识和“汉学叙事”之合法性的质疑。应该说，周宁君的问题意识，他对意识形态话语特征的嗅觉，对西方现代性“大叙事”所营造的“文化他者”形象的解剖和分析，都是值得称道的。另外，他把汉学看做一种叙事，一种选择、表现、结构、生成意义的话语，以及他对西方中心主义之学术观念的认识，多少有其合理之处。这里我想就“汉学主义”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商榷意见。
萨义德对“东方主义”之系统的、全方位的批判，为解析殖民话语提供了影响深远的分析模式，也为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的理论明显忽略了东方学的复杂性，主题先行却很成功地挖掘了论据，以至于能区别对待不同的历史发展，一概而论地进行历史和文化比较。后来，斯皮瓦克（G. Ch. Spivak）和巴巴（H. K. Bhabha）等人的理论，试图修正为跨学科、跨国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建构指引方向的《东方学》中的一些观点，萨义德本人的晚期著述也对自己的前说有所变通。但从萨义德“东方主义”推演而出的“汉学主义”的总体判断是，它对“汉学叙事”之意识形态本质的批判，先天带有“东方主义”在不少问题上的特色，难免有一偏之见。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辨析“汉学”同“东方学”的关系。尽管《东方学》对汉学略有涉猎，萨义德也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汉学属于东方学，但是这种隶属关系并不是那么可靠的。一七九五年成立于巴黎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标志着“东方学”学科的诞生。东方学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字面上看，东方学中的“东方”包括亚洲和北非。十九世纪以降，西方学科体系中细分出阿拉伯学、伊斯兰学、埃及学、希伯来学、阿拉米学、闪米特学、波斯学、土耳其学、印度学、蒙古学、汉学、日本学等，此乃广而又广的广义“东方学”，多以古文化为研究对象。其实，在西方学术、日常用语以及学科建制中，“东方学”中的“东方”一般只指近东、中东和北非。萨义德也是这么做的，其《东方学》主要涉及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且以十九世纪为主。因此，如果认为《东方学》提出的问题是汉学无法回避的，这或许可以用于不少问题的论述，而将之用于“汉学在西方属于东方学”时，是要极为谨慎的。中国在远东，或曰东亚；汉学在西方学科体制中，在法、德这两个欧洲汉学重镇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在过去和今天，基本上不设立在“东方学”之内，这里不排除极个别的例外（法国“东方学院”〔INALCO/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设立汉学，此学院的前身是“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汉学同东方学有着相通之处，但在学科意义上不属于东方学。
毫无疑问，萨义德赋予Orientalism（东方学，东方主义）的新内涵，已经使其成为殖民主义批判的关键概念，涉及“权力”和“抵抗”。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同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密切相关，因此，萨义德《东方学》的政治性和论战性本在情理之中。在福柯和葛兰西思想的影响下，萨义德把“东方学”亦即“东方主义”看做西方之东方叙事的权力话语，通过贬低他者、抬高自己来达到自我文化认同，完成“中心”和“边缘”的建构。显而易见，“东方主义”远远超出了“东方学”之语言文学、历史或人类学范畴，十八世纪之后的英国和法国以及“二战”之后美国的大量文本（文学作品，导游手册，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哲学和宗教著述等）对他者的想象模式、叙事方式和运作机制，充分体现出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话语和话语结构。正因为此，东方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性意义。换言之，重要的是萨义德所揭示的西方世界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对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认知模式，比如：东方学在某种程度上与东方无多关联，更多地与西方有关，东方是被西方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建构品。这种认知模式或话语模式不只局限于西方对一种特定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认知。这里说的是东方主义理论范式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它可以拓宽人们的研究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被用来研究西方汉学，并非由于中国地处世界最东方，理所当然的最具“东方性”，亦即所谓“汉学属于东方学”。
东方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欧洲。近代以来，两种取向的东方学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是学术的、人文主义的，另一种是殖民主义、基督教主义至上的。一方面，东方学的文物考古，对古文献的挖掘、收集和解读，对死去的文字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此时，殖民主义或意识形态是无从说起的，除非我们把一切事物都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另一方面，西方人开启的东方学几乎一直是西方人的领地，其成就也几乎都是西方人的功劳，迄今没有多大变化。这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学的发展之路则完全不同，从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汉学”起，西方的不少中国知识是由中西学者的“口述笔录”来完成的，并时常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总的说来，东方学中的两种取向，基本上也适用于西方汉学；并且，汉学的学术性常常胜于东方主义中的那种政治性，那种“殖民官僚主义和殖民主义风格”（萨义德）。因此，“汉学主义”所说的西方汉学贯穿始终的、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便不是明显的、也是隐性的，即便在汉学成为“科学”时也是难免的，这种说法或许说过头了，因为这不符合由基督教文明所发起的中西文化对话史实。
我们再来看“汉学主义”论中的狭义和广义汉学之分：狭义汉学是指西方现代学科体制中东方学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个学科分支受制于汉学主义；广义汉学则是关于中国的“知识”，是异国情调和意识形态等，本身就是汉学主义。而我认为，这种划分是成问题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混淆汉学“知识”和知识的“运用”，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而后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归入汉学或广义汉学的。尽管我们在论述西方汉学史的时候可能会论及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中国论”，但是他们在各自理论体系中的论述，肯定不属于汉学范畴，汉学此时只是其理论思考的材料或工具之一。
意识形态可能无孔不入，纯粹的、严谨的学术研究也可能被意识形态沾染。尽管如此，用“显性意识形态”、“隐性意识形态”和“若隐若显的意识形态”（见周宁文）将今昔汉学“一网打尽”是不合适的。我看不出汉学中的《易经》研究或老子研究本身有多少意识形态色彩，除非它们被用于特定的、充满意识形态的语境。即便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十九世纪，我们也应看到不少汉学成果与西方中心主义之“汉学叙事”之间的区别。即便西方学者中也有人宣称汉学或中国学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我们也不应遮蔽这种后殖民主义观点没有或不愿看到的东西。同样，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理论框架是值得借鉴的，但是用“汉学主义”统摄整个海外汉学——从十七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到十九世纪以来的学院派汉学，再到诸多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字，显然失之偏执。这样的理论命题看似很有冲击力，其实反而失去锐气，问题出在“一概而论”、“一视同仁”。汉学中存在汉学主义，但汉学不是汉学主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译介西书的大潮：来势凶猛，蔚为大观。这与中国在这之前的长期封闭有关。在大量译介著作中，西方汉学（中国学）著作尤为壮观，并成为新时期的“显学”。许多著述涉及被我们忽略、遗忘的东西，更有一些课题选择、理论假设和思考框架让我们大开眼界，给人新鲜之感，视野融合和真知灼见丰富了我们的学术。可是，我们也能看到另一种奇特现象：不管是在英美语言文学研究、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还是日本语言文学研究中，佼佼者和学术权威基本上来自英语国家、德语国家和日本，这种状况在中国似乎要大打折扣。
作者：方维规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