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险,中国差一点就废除春节了丨历史八卦咨询处

大伙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体验:元旦了,“新年快乐!”;春节了,还可以“新年快乐!”

我们习惯了一年祝福两次新年,不过即将到来的隆重春节,却差一点就彻底跟中国人说再见了。

一劳永逸解决春运问题的机会,是怎么跟中国人失之交臂的呢?

接下来你将看到:

●一岁过两年,初始官民相安无事

●读书人说春节陋习多,该废

●说干就干!国民政府废掉春节,可是失败了

觉得春节很好干嘛要废的值班编辑 / 老梁

一岁过两年,初始官民相安无事

-+-

孙中山一定没想到,当他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时候,会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那是1912年1月1日。按照临时政府的纪年,时为中华民国元旦。“元旦”的称呼,按老黄历来说,本是新年的开端。新年要搞点新气象,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免俗啊!不过彼时政府公务繁忙,时间仓促,给全国人民发了一个迟到的福利包说,“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

民国的新年干什么呢?放假、升旗,一个都不能少。有书记载说:

“所有各衙、署、局、所、学堂、商店以及各项团体,于是日一律悬旗,衙、署、局、所停止办公,学堂停止上课各一天,藉伸庆祝”。

●1912年1月2日的《申报》

补过新年、且显得有些寒碜的庆祝方式,大概在民国史上只发生了这么一次。第二年,也就是政府北迁、袁世凯执政的时候,氛围也就热烈多了。

报纸上说:

“官场之庆贺元旦者,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

也就是说,元旦把过新年和纪念民国成立一锅烩了。

民国新年在元旦,对于旧历(或称阴历、夏历、农历、阴阳合历)中的新年“元旦”又该如何?

政府还算人性化,讲究“新旧二历并存”,袁世凯同意将“阴历元旦改为春节”。积习难除,老百姓想的念的盼的望的新年,称呼一变而为春节!

结果,民国创造的奇迹是,历史上出了两个新年。

有报道说:“官厅贺喜,街市悬旗,此新新年之气象也。千家爆竹,万户桃符,此旧新年之景色也”。

又有说:

“夫过新年何足奇?所奇者一月中而过两新年耳。然官样之新年,方瞥眼而去,民俗之新年,又继武而来,亦未始非日新又日新新新不已之象。”

史家总结了时人眼中两者对峙的状态:“民国新年”VS“国民新年”、“新新年”VS“”旧新年、“官派新年”VS“民俗新年”、“官家之年”VS“百姓之年”。有好事者还写段子讽刺说: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1917年1月27日《申报》宝罗制药公司庆祝新年春节广告

对于大伙而言,多出来一个阳历元旦,尽管怎么称呼还是个麻烦事,不过能休假数天,毕竟不是坏事。两个新年节日逐一过遍,一时倒也相安无事。

●1920年1月3日《申报》银行、公司庆祝新年元旦广告

读书人说春节陋习多,该废

-+-

不幸的是,春节的命运同那时旧中国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我们先来说说阴阳历问题。民国初年采阳而不废阴,必然会造成历法使用上的“二元社会”格局。也就是说,社会上层包括机关、学校、团体和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包括商家、一般市民与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就整个社会来说,阴历为主、阳历为点缀。

孙中山改用阳历,本意是开新。然而在民初的十多年间,先后有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不仅民国纪年几经更张,更有阳历遭废的厄运。1926年,北京政府实际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又以薪水为诱饵,让中央观象台编制附载有迷信内容的旧历书《通俗历书》。同年发行的《中华民国十六年阴阳合历通书》又将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孙传芳等一干北洋系首领,列入“民国伟人图”。

如此种种,加重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阴历厌弃的观感。他们把阴历称为“废历”,甚至将还在使用“废历”的人,称为民国的叛贼、顽固不化的遗老遗少。

再来说春节,它也背负了自身的“原罪”。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春节中的习俗也被拉出来拷打。诸如祭神、送年礼、压岁钱、燃放鞭炮、娱乐赌博之类,无一不受到时人的批判。

例如迎财神,有人说:

“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贱。姑无论于迷信,其居心之猥鄙,已不可问矣”,这样搞,只会一方面“养成恶劣思想”,另一方面“表现民性愚劣”,让洋人听了,“岂有不讶为愚狂传为笑谈者哉?”(《打破迎财神之迷信》,载《申报》,1921-2-3)。

再如新年红包,彼时的报纸这样说,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有五大害处:

1_“养成小儿卑鄙嗜利之性质”;

2_“养成一种挥霍性,长大时亦不知节省”;

3_小孩子有余钱后乱买零食,一时误食不干净食品会生病;

4_乱买零食,导致吃饭不规律,“有伤胃部”;

5_小孩子把玩铜钱,有误食入肚的危险。

●1922年2月2日《申报》

还有赌博,“旧历新年,莫盛乎赌”。时人说:

“良家子弟安分店伙之因旧历新年赌博之故,失业者有之,游荡者有之,破家者有之,其流毒殆有不可胜言者矣。”(《严禁赌博》,载《申报》,1921-2-3)

在改革家的眼里,阴历是有问题的,附之其上的春节也是有问题的。更有甚者,有人将阴历新年比作军阀,认为废除了它,就如同打倒军阀一般,“则拨阴云惨雾而见青天白日”。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还说:

“中国的旧历新年,没有丝毫历史上纪念的意义,全国人竟有十余日事实上的休息,各社会一切停顿,真是世界上一件怪事。”

●陈独秀

说干就干!国民政府废掉春节,可是失败了

-+-

别看改革者们嘴炮打得那么响,说要批判、要废除啥的,真到过春节那会儿,大多数还是该过得过。

有报纸讲了这么件事:社会教育团的讲演员周少英,在街头演讲劝导大伙不要过阴历的新年。然而等到他工作结束回到家时,“放下小旗子接过猪头腊肉”,依旧要进行过年的准备。这哥们心里头还嘀咕道,“我亦未能免俗耳”。(廖国芳:《过年》,载《申报》,1928-1-28)

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有情怀,也有力量。在打倒北洋系主导的北京政府、成立新政府之际,“改正朔”便成了一等一的大事。

它宣称:

“新旧历并用,是军阀假共和名行专制实的一种象征,彻底革命,非实行国历废除旧历不可。”(汝驹:《告奉行国历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12-25)

也就是说,彻底废除旧历,定阳历为国历,国民政府便有了标榜革命、以示正统的合法性。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场史称的“国历运动”(或“废历运动”)便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30年1月16日《申报》影戏广告

政府对付春节的法子相当简单粗暴:旧历新年不放假,或者少放假;“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采、贴春联等一律移置于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对于不遵守规定的,罚款呗!例如1930年2月9日《申报》报道说,上海有居民在家迎财神,被警察拘了,不仅没收供品,“再因为他有钱做这种靡费无益的举动,又罚他十四块钱”。

●《废历的前途》,载《时事月报》,1931年第4卷第1期;图中有“废历”、“残废收容所”字样

对于元旦,政府又是另一番面孔。1931年上海新年庆典,国民党组织当地成立国历新年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干啥事呢?印了春联一万六千幅,分送各商店和住户;又在各交通要道搭设电灯牌楼,“诚开民国成立以来庆祝新年未有之盛况”。

尽管政府慢慢培养了大伙“爱生活,爱元旦”的情感,然而,中国人民最珍视的春节,却不是说废就能废的。“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论禁过旧历年》,载《大公报》,1931-2-16)

1934年初,执政当局灰头土脸地承认:

“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等到民国后期,仍有报纸感叹说:

“以前,为了推行国历,旧历新春都不放假,现在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春节假’也堂而皇之行起来,是拗不过农民的保守性呢,还是没有毅力再推行下去?于是,两个元旦还是年年庆祝,年年过两个新年。”(介丁:《两个元旦》,载《申报》,1948-1-1)

也就是说,新年的庆典,是元旦过,春节也过。作为历史遗留的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我们隔壁的日本,在这方面就走得彻底一些,他们的春节,就是公历的元旦,农历春节就随他去吧。

参考资料:

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02(3);

左玉河:《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载《中国学术》第21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

刘力:《政令与民俗——以民国年间废除阴历为中心的考察》,载《西南大学学报》,2006(6);

许冠亭:《上海市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国历运动》,载《史学月刊》,2010(7);

忻平、张坤:《政俗关系视野下的民国“新年”之争——以《申报》为中心》,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2);

吴燕:《“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3)。

- 姿势互动 -

差点少了一个七天小长假···

(拉到文末,“写留言”告诉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