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丁贵堂的人生轨迹，整整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其间，不管是幸运女神的青眼相加，抑或虎狼之师的监狱皮鞭，他都宠辱不惊；无论是风霜雪剑的峥嵘岁月，还是波诡云谲的动荡时局，他都安然度过。他从一介草根直到成功登顶，演绎了一段海关传奇。
生逢其时
回顾火箭般的升迁经历，丁贵堂不无自豪：“自有海关以来，华洋关员升任代理副税务司最早最速者，实以堂为第一人！”
丁贵堂出生于辽宁海城，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于1912年考入奉天政法学堂，不久转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这是一所培养海关专门人才的学校，丁贵堂从此与海关结下不解之缘。
1916年丁贵堂毕业，奉派至安东关（今丹东），为期一年的见习结束后，擢升为帮办
曾经，海关华员的漫漫升迁之路可用“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作为华洋歧视政策的始作俑者，总税务司赫德在他离任前开始接受华员充任海关高级干部，这实在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为了挽救大厦将倾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并取得清政府的信任罢了。
民国肇始，为改变洋员一统天下的局面，自1913年起明文规定，税务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外加一年见习，即可升为帮办。因此丁贵堂可谓生逢其时，是海关改革人事制度的直接受益者。
不过海关华员地位虽有所提高，但重洋轻华、以洋制华的民族歧视政策依然存在。这一切，都令26岁的安东关帮办丁贵堂颇为不爽。一次，日籍帮办垣花惠在关里飞扬跋扈，欺压华员，丁贵堂忍无可忍，与之据理力争，差点动起了拳头。
丁贵堂
1919年，丁贵堂调任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帮办，在此期间，他对洋人蔑视中国主权的跋扈行径甚为不满，曾几次与洋人发生争吵，富于正义感的他联合在署里的中国职员与洋人交涉，争得了房贴和煤贴，维护了华员的权益。
即便是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亲信、税款股副税务司泽礼欺压华员，丁贵堂也一样敢于抗争，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业务熟练而又敢作敢为的丁贵堂在华员中赢得了口碑，仕途上一路奏凯。
1927年，丁贵堂奉调至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课秘书，次年又升任代理副税务司。回顾这段火箭般的升迁经历，丁贵堂这样总结：“自有海关以来，华洋关员升任代理副税务司最早最速者，实以堂为第一人！”
在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改善关制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后，丁贵堂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大声疾呼，为争得华洋关员平等待遇而奔走。改善关制方案最终得以通过，从此往后，华籍职员在定级晋升中，原则上和外籍洋员享有同等的机会。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丁贵堂意识到将来中日之间必有大战爆发，所以必须未雨绸缪，预筹款项。
1930年，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对丁贵堂的工作能力极为欣赏，于是便派他担任一向由洋员把持的汉文科税务司一职。
当时海关内部使用的主要文字是英文，外籍税务司在处理关务时自成一套适合其自身利益的方针和方法，许多关务极为隐晦，对华员严格保密。
富有爱国心的丁贵堂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便将矛头对准以往英文充斥文牍的陈规，他组织人力将英文的单据刊物都翻译成中英合壁的样式，以方便华商使用。
不仅如此，丁贵堂还在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贯彻“改善关制”的条文，但凡涉及海关行政主权及施行华洋关员平等待遇各事宜，他都会随时随地竭力争取。
1932年，日军在上海闸北向中国驻军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丁贵堂亲眼目睹十九路军缺少给养，于是临时就地筹款，以解燃眉之急。
丁贵堂意识到将来中日之间必有大战爆发，所以必须未雨绸缪，预筹款项。他立即通电全国海关，发起组织爱国捐运动，得到各关华员的一致响应。这项义举有效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有力捐助了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军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陷落，沿海各地也先后落入日人之手。
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的怂恿下积极筹划接收江海关，英国政府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中国海关协定》。
5月，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派李建南为海关监督，带人接收江海关。江海关爱国职工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在海关党支部的领导下，全关二千多职工于5月7日举行罢工，发表《抗日护关宣言》，掀起了震惊中外的护关运动。
丁贵堂因在总署任职，不方便抛头露面，但积极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日伪当局惊慌之余，伺机进行镇压。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根据当时形势和上级指示，海关党支部决定说服群众，于9日停止罢工。
丁贵堂亲自赶往会议现场，反复劝说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恳请大家不要擅离职守、照常工作。由于丁贵堂在海关华员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因此大家对丁贵堂所示意见表示接受。这是丁贵堂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初次合作，为十年后的弃暗投明埋下伏笔。
虎口脱险
面对1个多月的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贵堂咬紧牙关，始终不承认有“间谍行为”。1941年冬，日军干涉海关关政日渐严重。早就筹划将位于上海租界内的总税务司署内迁陪都重庆的丁贵堂见时机趋于成熟，便密请梅乐和派其为重庆关税务司，以便前往预备。
江海关税务司官邸（汾阳路45号）。抗日战争时期，丁贵堂开始任总税务司副职，曾入住这幢洋房
此计划被日本特务侦知，于是日军采取了严厉的监视措施，日本大使馆出面声称：“假如丁贵堂企图私行离沪，即予强行制止！”迁署计划遂告流产。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次日清晨，机警的丁贵堂急忙赶往总署，检取与政府往来机密文件加以焚毁。
与此同时，日军坦克闯进租界，海关总税务司署被日伪接管，江海关大楼前门广场的赫德爵士铜像在矗立了26个寒暑后，被日军拆除销毁。
丁贵堂对高官厚禄坚辞不就，他向这时担任总税务司的日本人岸本广吉申明告老还乡，以后不再到署视事，而岸本却以军宪监视行动等语逼其就范。丁贵堂于是到避居于私邸的梅乐和处请示，奉谕暂留一时，以保护关产及海关档案免为敌人破坏。
丁贵堂再次与岸本交涉，只暂任汉文科税务司原职，绝不接受其他新职。得到同意后他便每日照常到总署例行公事，对日本宪兵特务的监视视若无睹，试图打消敌人的猜疑和防范。
在春寒料峭的1942年初春，有着猎狗般嗅觉的日本特务又有了惊人发现。他们侦察到海关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告给南京国民政府。
3月29日，恼羞成怒的日本宪兵队将总税务司梅乐和以及丁贵堂等其他各科税务司一并逮捕，冠以“反日间谍行为”的罪名，关押在宪兵总队监狱。面对1个多月的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贵堂始终不承认有“间谍行为”，日本宪兵队没有证据，只得在收取大笔保释金后将其释放出狱。但丁贵堂一大家子却被软禁在位于汾阳路45号的官邸内。
在“豪华监狱”里度日如年的丁贵堂一心想着如何才能重获自由，他伪装听话，一门心思做寓公，但暗地里却悄悄地与重庆方面达成联系，共同策划了周密的全套脱身计划。一直到这年的年底，丁贵堂利用日军已稍有松懈的大好时机，伪装中风住院，以此麻痹敌人。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半身不遂”的丁贵堂敏捷地从医院遁走，在国民政府军情人员的接应下摆脱魔爪、逃离虎口。一路艰险自不待言，穿越重重日伪封锁线，历时40天后于1943年2月抵达重庆，受到崇高礼遇。
华员中的最高税务司丁贵堂由沪脱险抵渝，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一职，此时因日军换侨遣送而先期抵达的梅乐和也已复职视事。这对昔日的“君臣”相见，默然无语。由于英国在华势力的江河日下，梅乐和无奈选择了退休。
这年5月，梅乐和辞职，总税务司一职的继承者，换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新后台、美国人李度（L. K. Little）。
李度这时远在美国，财政部于是发布训令让丁贵堂代理总税务司。1943年10月，财政部以丁贵堂劳绩卓著，将其擢升为副总税务司。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华籍官员出任的最高官职。
丁贵堂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孜孜以求外，也与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式微及当时历史背景有关。
当他初出茅庐甫入海关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协约国关员离职返国，而德奥关员大受排斥，海关总署不得不提拔华员以资补充。
丁贵堂顺利纳入轨道后，其一心奉公、胸无城府的鲜明个性反而使他在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中浮出海面，更有幸成为各种势力消长、矛盾平衡的产物，脱颖而出。
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再次使大多数洋员卷入其中，大批外籍关员或被俘或回国参战，给海关华员提供了有利机遇。一批华员开始主持关务行政，并逐渐升迁至一些重要岗位，丁贵堂能将海关开关以来华员所得的最高职务收入囊中，实乃因缘际会。
走向光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丁贵堂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专员，同时奉命接管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江海关。
此时李度尚未莅沪，“所有大小事端，皆仰丁贵堂一人担当”。他不仅要处理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收复区各海关事务，还要接收原海关财产档案、敌伪码头仓库，用废寝忘食形容也毫不为过。
当然，其卓著的接收成绩得到各界的好评，为此，财政部1946年5月25日颁令，给丁贵堂记大功一次。而当时的许多接收大员多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对此丁贵堂深恶痛绝，公开进行抵制。他愈加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海关人员也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以抉择去留，唯其马首是瞻。
经过深思熟虑，丁贵堂毅然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找其时在《华商报》工作的夏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得知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
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堑，占领南京。李度不听丁贵堂的劝告，逃离上海，“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手里，他就可以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了”。
上海解放前夕，丁贵堂毅然宣布自己决定留沪，并敦促李度电令全国海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面对国民政府速速去台的紧急通知，他表面上敷衍，虚与委蛇，暗地里与中共地下党代表正式接洽。
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几次命令丁贵堂将当时远东最大最好的挖泥船“建设号”火速开往台湾，但丁贵堂却拒不从命，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汤司令十分恼怒，下令将其逮捕，终因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恩伯没有来得及对丁进行军法处置。
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30分，江海关大楼挂出了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江海关钟楼上也升起了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江海关钟声长鸣。
在上海人民和广大海关工作人员的拥护支持下，丁贵堂领导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包括浚浦局、港务科、检疫所等）起义，成功回到人民的怀抱，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有着悠久历史的珍贵海关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还保留了许许多多富有经验的海关员工，居功至伟。
（作者：《看历史》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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