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三大才子”怎无一善终

史上有公认的“明朝三大才子”之说。解缙排列第一,其余两位分别是杨慎和徐渭,当然,这两位仅仅是才气接近解缙,其他无论是名气还是地位、敢言度,都没有超越前者。但是,三人命运却无比相似,甚至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命苦。

关于明朝第一才子解缙的命运,我在这个系列说得全是,观众朋友们应该了解够多了。为了让大家对明朝才子有个更全面了解,我再大致说说明朝另外两大才子命运。

解缙

先说明朝第二才子杨慎。如果大家对这个不很熟悉,我念一首歌词,你们可能马上就产生记忆敬意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没错,这是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的开头词《临江仙》,作者可不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罗贯中,而是才子杨慎。

杨慎,号生庵。明朝著名政治家杨廷和之子。他是正德年间状元,官居翰林撰修。杨慎入仕时,时值明朝江河日下的中后期,政治腐败,学风虚伪,大明学界不是固化儒教的程朱理学当道,就是不务实的王阳明心学流行。而杨慎文才卓越,学术求真,自成一派,力批欺世盗名。因为在大是大非上他毫不含糊,不想骑墙,所以杨慎不慎,在官场屡入深渊。在嘉靖年间,因为嘉靖皇帝朱厚熜cong这个皇位不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而是从堂哥明武宗朱厚照那里接班的,“兄终弟及”,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还挺孝顺,一直惦记着,要给那一天也没当过皇帝的死去的爹爹沾点皇气,封爹爹为明睿宗,给自己生父“太上皇”礼仪,这种情结从亲情的角度或许是可以理解,但却乱了纲常法纪,国家法纪如同儿戏,正直的内阁大臣立刻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杨慎

在这场争议中,杨慎与身为内阁首辅的父亲杨廷和表现得最为坚决,强烈反对,劝阻嘉靖不要这么干乱了国家法纪。从而惹得嘉靖大怒,什么是法,我就是法,偏这么干,跟皇帝叫板的杨慎被两次动了大刑,最后充军发配云南,一去三十年,结局是死在南疆。

这就是明朝第二才子的命运。而明朝第三才子徐渭的命运,比杨慎还惨。徐渭,号文长,所以徐渭又称徐文长,这个名字更为人们所熟知些。他也是嘉靖年间的人,自小被称神童,学富五车,志在仕途,但一生都没得到一官半职。科举屡试不第,后无奈中年做了师爷。给福建总督胡宗宪当幕僚, 这位胡总督非常器重徐文长,但不想胡总督却是首辅严嵩的人,严嵩倒台,他也跟着一起吃了锅烙。主人下狱后,徐文长每天战战兢兢,深怕株连到自己.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生命,但几次自杀未遂,最后精神失常,贫病而逝。

由此可见,这些才子的命运大同小异,他们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但在官场却一败涂地。当然,并非所有的才子都像他们一样。解缙死后,更多的大明才子,向着另一条方向发展。那是一条什么方向呢?

我们看看这个人。明朝中期有个叫丁士美的才子,在嘉靖三十八年高中状元,马上写了《谢恩表》:“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

这封《谢恩表》,用的是标准“颂圣体”,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却无一点真知灼见。通篇就一个中心思想:拍皇帝马屁。为了讨皇帝开心,这个状元瞪着眼睛说瞎话,把历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称的嘉靖皇帝,吹捧称为德高望重的神圣之人。

丁士美深得嘉靖、万历两届皇帝赞许,累官吏部侍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却没有留下一篇可以传世的作品,没立下一件后人铭记的政绩。据明史记载,“缜密端重”成为其安身立命两大法宝。这四个字通俗点说,就是为皇帝做事规规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

可以说,以丁仕美为代表的才子,是明朝中后期“主流”。自从解缙死后,大明才子的主流群,已渐渐嬗变为一个精致的“御用美容师群”。

徐渭

才子文人,只能为皇帝涂脂抹粉。这是为什么呢?

要追本溯源,这得从明朝前的中国人才制度说起。虽然中国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但人才体制的显规则并非一成不变。从秦朝到明朝这两千间出现了很大变迁。譬如秦朝规定“穷人不能当官”;汉朝“孝子优先当官”;三国“唯才是举”、唐朝“胡汉合流”;宋朝“重文轻武”……等等等等,形态各异,姿态万千。但不管怎么变,君主专制下、中国封建王朝官场的用人潜规则不会变,这些潜规则,可以归结为一副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谁说你行就行呢?皇帝。你不服谁不行呢?还是皇帝。

所有的官场潜规则,都是皇权的影子,所谓封建王朝的王法,其立法原则,就是保护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整个国家当然包括所有的人才,都是为皇帝一个人存在,全国都伺候一个人。所以,哪怕你才高八斗,即使你出发点好,可一旦当你侵犯了皇权,哪怕冒犯了皇帝的一点点颜面,人才的口袋罪就会扑面而来。

这些口袋罪,从“泄禁中语(泄密罪)”到“谤讪(诽谤罪)”,再到“无人臣礼(藐视领导-藐视法庭罪)”,比比皆是。

而到了明朝,因为君主专制的升级,才子的存活空间已经压缩到史无前例。表面上看,解缙的悲剧是因为错把桀纣当尧舜,暴君当明君,天真任性所至,而实际上他是被明朝极度专制者改造文人的政治空气所埋葬。

因为在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奠定了皇权专制基调,开辟了变态级的君主专制制度环境,废相、八股取士、意识形态定儒教理学于一尊,彻底扼杀文人士大的权利和个性,使得“君尊臣卑”登峰造极,君臣关系已经完全变为“主奴关系”,主子没表态,奴才不能发表意见,否则就是“位卑言高则为罪”。于是个性突出、有主见的才子就要成为这种制度的祭品,平庸之辈却可平安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