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扩张货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2009年2月,日本宣布重启股票采购计划,并计划在2012年到2017年出售股票。但是,受金融市场冲击的影响,日本央行将完成股票出售的最终时间点从2021年推迟到2026年。

宏观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央行可自行调节余缺,收放自如。然而,过去4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央行逆周期调节的历史是一段“覆水难收”的灾难史。

美联储在过去40年一直采取非对称政策,每一次利率下调的幅度都大于上调的幅度,导致利率持续下行,最终走向今天的零利率。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皆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经济增长受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支配:

货币泛滥—投资边际收益率下跌—经济增长乏力—诱发货币宽松,货币更加泛滥—投资边际收益率进一步下跌—经济增长低迷……如此反复循环,在负利率、负增长的泥潭中挣扎。

弗里德曼当年认为,财政扩张、过度投资,导致经济滞胀。如今,央行直接采购债券,改变了货币流向,导致金融通胀,实体通缩,经济停滞。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穷人通缩,富人通胀,中产塌陷,贫富分化加剧,全球进入幂律型社会(如大研前一描述的日本M型社会)。

图:幂律型社会,来源:智本社

与他国相比,日本或许已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发达国家之一了。日本藏富于民,居民和企业负债低,政府负债高,政府债务以国内债务为主。同时,在过去三十年,日本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性技术。(详见《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美国凭借其美元“世界货币”的特殊优势,暂时还不会“坐吃山空”。即便经济低迷,美国强大的政治、文化及军事统治力,依然可支撑美元。

但欧盟已经开始出问题了,英国脱欧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当下,欧元与弱中央财政的矛盾愈发突出,德国、法国作为中心国家还能享受欧元的红利,而意大利、希腊等国家债务或再次陷入危机。

最糟糕的或许是阿根廷、巴西、印尼、印度、土耳其、南非等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并不具备大规模提高国家债务的条件,央行采购大规模的国内债券、股票,可能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引发货币危机。若新兴国家大举外债扩张财政,很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另外,新兴国家普遍贫富差距巨大,房地产泡沫高企,消费被透支,身体被掏空,未富先老,危机重重,极易引发泡沫危机。

事实上,疫情爆发以来,不少新兴国家的货币已较大幅度贬值。

全球经济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共用品(货币、财政及社会福利)沦为公地悲剧。

法定货币及政府财政,皆为公共用品。央行丧失独立性,政府财政纪律被突破,引发集体(全国乃至全球性)搭便车,两大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当宽货币被富人搭便车后,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则以政治选票,从社会福利入手,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同时搭财政、货币之双便车。

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全球化秩序)—美元沦为公地悲剧—资本市场通胀—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崛起—财政赤字货币化—货币与财政同时扩张—社会福利增加—资本边际收益率下滑—经济通缩、衰退、萧条……形成了“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之经济格局。

如何破局?

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的背后是,福利经济学理论的落后,导致公共决策被意识形态绑架。

自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以来,这一学科都未能找到政府实施福利政策的科学依据及规律。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后,降低交易费用成为政府提供公共用品及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

但是,交易费用的解释依然是模糊的。“诺斯第二悖论”认为,长期的交易费用是不断上升的,经济因此会陷入停滞。正如当前社会福利费用日益增加,政府负债累累,经济增长乏力。

为什么交易费用持续上升?

长期以来,各国社会福利等公共用品建设的方向,并不是降低交易费用,而是维护社会公平,亦或是购买选票与人心。

在此,我们必须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公共用品(社会福利)的目的应该是效率,而不是公平。

“效率,还是公平”,被认为是政府施政的平衡术。但其实,所谓公平的政策(机会均等)只能是手段,目的是提升效率。

哲学家诺贝托·波比欧认为,唯一准确的左右派差异是有关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左派追求结果平等,但结果平等是违背规律与人性的,只会引发集体搭便车,将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过高的福利或机会不均等的福利,都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右派主张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将机会均等视为追求自由和效率之目的的手段。

弗里德曼有一句经典名言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一个社会如果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就既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平等;如果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就能同时得到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平等。”

但是,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民粹主义崛起,左派意识形态占据主流,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被扭曲,进而扭曲自由市场,世界经济走向衰退。

未来的世界,需要制度(宪政)来抑制意识形态。正如诺斯所说的,制度的作用是在人们面对危机失去理性时可以约束自己干蠢事。

从全球来看,化解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需要新的全球化秩序及规则。

从国家来看,需要将货币、财政及公共用品之效率目的纳入宪政。

比如,货币的本质是公共契约,其唯一的职责是维持价格稳定。货币价格稳定,经济运行效率高。如果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那么说明央行违约——货币价格稳定。如果央行为政府融资,则背离了货币的本质及职责。

根据美国《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并未成功地履行被宪法赋予的责任。或许,美国还需要一个关于央行及货币的宪法修正案。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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