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与房产:享受不到“国家分房”?清官去住“廉租房”?

宋代官员与房产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多数宫员享受不到“国家分房”,有贪宫为房产丢了性命,清官则只能去住“廉租房”。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镇发展达到了一定规模,随着城镇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增多、经济繁荣,房价也大幅度增高。一些得势权贵和豪门富户广置房产用于自住或出租,而普通百姓乃至清廉自守的官员却买不起像样的房子,尽管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历史上绝不算低。

宋代初期,政府不向官员提供住房,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宋神宗即位后,宰相级别的官员才有官方府邸,而其他官员只能自己解决住房。好在宋代自京城到各地州府都有官房可租,由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管理,官员没有住房的,可以向“店宅务”申请租房。

北宋官员王禹偁曾指出当时大城市的房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房价极高,寸土寸金,绝不是一般人所能问津的。一些有实力的朝廷高官则成了购房主力,所购房产除了自住外,多数用于出租。

宋徽宗朝的宰相何执中,“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多数房产用于出租,“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120贯钱,折算一下,每月房租收入大概3600贯,是他宰相俸禄的8倍。

而被称为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深得宋徽宗宠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绝对是官员中的房地产大户,后被处死。

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不仅在杭州有朝廷分给他的一幢别墅,他还在苏州、镇江、绍兴、嘉兴、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用于出租。有名的奸臣秦桧的房产更多,据说他死后,光他的孙子秦埙的名下就有6000亩地和13处房产。

要说为张罗房产大费心思,宋真宗朝宰相丁谓算是一个。《东轩笔录》记载:“丁谓为宰相,将治第于水柜街,患其卑下,既而于集禧观凿池,取弃土以实其基,遂高爽;又奏开保康门为通衢,而宅据要会矣。”他投资房产的第一步,是在汴京水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因水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所以地皮价格便宜。地势低洼难不倒聪明的丁大人,第二步,他下令在集禧观里挖了一个大水池,将挖出来的土用来垫高水柜街的地基,这样丁家的房子就建得又高又敞亮,也就意味着房产升值了。第三步,经过一番“科学论证”,丁宰相又向朝廷奏请开辟水柜街附近的保康门为交通干道,皇帝准奏,于是,水柜街一下子就成了帝都汴京城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直线上涨,而丁宰相的房子很“巧合”地处于商圈要害位置,“据要会矣”。原来的一块“白菜价”地皮,硬是被丁宰相运用技术手段和权力之便,炒成了天价,实在让人惊叹!

宋代还有一个因官员过度留恋别墅生活而误国的例子。南宋末年的权相贾似道,皇帝将西湖葛岭的一座豪华府邸赐给了他,他醉心于西湖的别墅生活,“五日一乘车船入朝”,实际上根本不尽心国事,“军国重事(贾)似道于湖上闲居遥制”,致使朝政混乱,国事日衰,被人嘲讽“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钱塘遗事校笺考原》)。最后,贾似道因误国被贬、被杀。

再看看两宋时期清廉官员的住房状况。

如前文所述原因,宋代大多数官员尤其是清廉的京官们只能租房居住,“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比比皆是”。

《宋史·杨砺传》记载,宋朝第一个状元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不得不租宅店务的房子住,去世后,宋真宗登门悼念,发现杨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高官杨砺租住的房子位于狭窄巷子深处,连马车都进不去。

宋真宗朝的宰相寇准一生清廉自守,尽瘁国事。《丁晋公谈录》中记载:“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为此获得朝野赞誉,当时有名的处士魏野赠诗给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以诙谐的笔调,赞扬他为官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寇准的清廉都传到了外邦,一次,辽国使者访问大宋朝,在国宴上直接就问:“谁是‘无地起楼台’宰相?”尴尬的是,这时的寇准已经被朝廷贬谪了。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考中进士,工作了好多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说,在京城工作这些年,一直就在小胡同里租房子住。

其实,宋代很多官员也尝试依靠正当积蓄购置房产。

《东轩笔记》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隐江宁府(今南京),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购置了一块地皮,“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他将建造的这座宅子称为“半山园”,“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避风雨,又不设墙垣,望之若逆旅之舍”,连个围墙都没有,实在与他曾经的宰相身份不相称。

元丰七年(1084年)春季,王安石生了一场重病后,就把这座“半山园”和附近的几百亩田产捐做了“报宁禅寺”。而后,王安石全家在江宁城内秦淮河边上租了个很小的院子居住,再也没有建造宅第。租的这座小院子实在不怎么样,王安石在诗中描述:“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这位宰相和文学大家竟然要为防暑而焦虑,实在让人为之心酸。他不是没有条件过惬意的养老生活,而是自己放弃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南宋一位宰相李壁在王安石这首诗下批注:“元丰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

宋神宗朝的名儒邵尧夫居住洛阳时,一帮官员朋友和学生一起凑钱为他买地盖房,而且也都随着他在洛阳购置田宅,其中有曾任宰相的好友富弼,“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邵氏闻见录》),为的是可以经常往来交流学问,“自此可时相招矣”。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也在洛阳“买园于尊贵坊”,盖了座庄园起名“独药园”,经常与邵尧夫来往。

再看宋哲宗时的宰相苏辙,一直租房,有朋友建造了新居,苏辙写诗祝贺:“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既是祝贺,也是满肚子心酸!崇宁二年(1103年),退休的苏辙终于在小城市许州盖了新房,欣喜之下,写诗抒怀:“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关于房产,苏辙的哥哥、大名鼎鼎的苏轼也好不到哪里去。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路过江宁府时,曾经是政敌的王安石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加以接待,“尽论古昔文字”(《西清诗话》),惺惺相惜,王安石还劝苏轼在金陵城购地建房养老,苏轼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最终没能办成,苏轼写信给王安石:“(苏)轼始欲置田(宅)金陵……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苏轼文集》卷五)可见,当时金陵城(今南京)的地皮价格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

作者: 李晓巧   

来源:《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