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与“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合称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三大盛世”。
这个盛世局面是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励精图治而铸造起来的。
康乾盛世有多繁盛呢？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年间领土面积最大时高达惊人的1316万平方公里，其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南抵万里海塘，北达贝加尔湖地区，领土范围、行政疆域超过唐朝，仅次于蒙元，甚至历代大一统中原王朝势力禁区的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也悉数被纳入到了大清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真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不光武功赫赫、疆域辽阔，长达134年的康乾盛世的改革也是变着花样来翻新。清王朝到了雍正年间，雍正皇帝索性取消人头税，实施“摊丁入亩”，有田地才交税，没有田地随你生育，国家都不会收取你一分钱。
另外，明末清初，玉米、大豆和红薯等高产农作物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的粮食结构，普通百姓们有更多填饱肚子的稳定粮食；御稻、双季稻等水稻作物不遗余力的推广更使得粮食产量激增，贱籍的废除、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制度的推行，百姓的人身封建束缚进一步减轻。
也正是由于经济的改革和封建人身关系的逐渐消除，康乾盛世一度使得中国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庞大帝国。
用英国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话来说：“从1700~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收入扩张了1/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
然而，被吹捧上天的康乾盛世真的是一片国富民强、歌舞升平的盛世美景吗？
且不说清王朝统治者对美好愿景的太平粉饰，至少当时出使大清帝国的马嘎尔尼访华团看来，名噪一时的康乾盛世不过如此，更多的是一派破落凄惨的景象，给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马嘎尔尼的日记中，他忠实记录了沿路所见闻略，在日记里他写道：
“所经每个省的农民大都一贫如洗。就是那些受雇到船上来伺候大使及其扈从的人，情形也强不了多少。我们把吃不完的残羹剩饭以及不要的旧衣物送与他们时，每次他们都如获至宝，然后跪地磕头，千恩万谢，甚至感激涕零。北京城内屋宇老旧，街道狭窄、肮脏，平时灰尘扑面，一下雨便满地泥泞，沿街到处是行乞讨饭的乞丐，人们衣衫褴褛，面容枯槁，城内居然有大片大片的荒地，不是长满蒿草就是房屋坍塌已成废墟。”
如果说，有人怀疑马嘎尔尼是因为清王朝不许开埠通商，而故意爆黑料抹黑康乾盛世，那以当时传教士斯当东的话来说：
“我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从不同身份的外国人对康乾盛世的描述来分析，显然，康乾盛世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氛围下，无数的平民终日挣扎在死亡的温饱线上。
在这个盛世里，既没有中产阶级，也不会出现贫富均衡，人们的生活更多的几乎是以乞丐的面貌出现在英国人的眼中。
当时的传教士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而普通民众却连肚子都填不饱，无数的妇女因为营养不良、食物极度匮乏，养育不起婴儿，大量的死婴被抛尸江中。
传教士巴罗愤怒地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而这一切都是同时期访华的外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因此，康乾盛世与其说是天下臣民共享美好时代，倒不如说是封建统治者们的盛世，平民的生活水平更多的是长年在温饱线上作着垂死挣扎，除了有个破败的茅草屋可供居住比乞丐强点外，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如英国人所描述的那样，几乎与乞丐没有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