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为何与世界各国屡屡发生贸易争端?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大逆转,与墨西哥、印度、日本、韩国、欧洲、中国都大搞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到底想干什么?

特朗普会将世界推向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吗?若将今天的世界放到历史周期中,处于什么阶段?是否处于技术周期的底部?与建制派相比,美国右翼势力是否具备建设力量?

技术是海浪,社会经济则“随波逐流”。人类历史上,技术浪潮迭起,三次技术大潮掀起不同的巨浪,社会经济随之变革。

以技术变革之宏大叙事,观察今日之世界局势,亦是另一种通透。

经济学家熊彼特采用“动态均衡”和创新理论,描述经济循环周期——复苏、繁荣、衰退、不景气。

人类经济是在技术浪潮之上递增(边际曲线右移),在技术浪潮之下递减(边际曲线向右下倾斜)。

但是,这一种演进过程并非平滑的、线性的,而是“创造性破坏”的。

每一次技术革命爆发时,“破坏式”地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将经济增长率拉到一个更高水平,经济繁荣。高收益率吸引资本大量进入,技术稳定之后,投资收益率逐渐递减,经济进入衰退期,进而不景气。

如此,反复循环、周而复始。

从近代开始,人类一共爆发了三次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分别是1760年爆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60年爆发于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70年爆发于美国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及信息技术革命。

每一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大约是100年,重大技术红利维持时间为55年,经济维持在中高增长,然后持续递减,面临45年左右的低增长状态,直到下一次重大创新的到来。

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下一次技术浪潮,又会将边际曲线右移,推动人类经济迈向新的高度。

图:三次技术革命与马尔萨斯陷阱,智本社

人类社会的演进实际上是技术倒逼的过程。当底层技术红利消失进入低增长区时,人类面临几十年的阵痛期,甚至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7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红利在19世纪初逐渐消退,到1830年代彻底进入低增长区。经济告别持续高增长,逐渐进入零和博弈的存量斗争,社会矛盾彻底被激发。

从1830年代到1860年代,这是人类历史上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最为疯狂之际。

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1831、1834)、英国宪章运动(1836-1848)、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4)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

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欧洲大陆革命风暴达到高潮。

近代社会第一次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所幸的是,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经济再度持续繁荣,技术红利和社会福利消化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工人运动逐渐从暴利斗争、政治斗争转向经济斗争、合法斗争,以争取经济利益为主。例如,1886年的芝加哥大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以及合法权益。

但是,到了20世纪初,技术红利消失,经济衰退,再度滑入更加严峻的“马尔萨斯陷阱”。

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转向无产阶级革命。1903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立。14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除了国内矛盾外,国与国之间也陷入了残酷的“零和博弈”战争。

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与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因瓜分世界、争夺霸权而厮杀。6500万人卷入这场战争,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性。

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引发大萧条。美国小罗斯福上台,拿出“破天荒”的新政方案救市。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贬值,构筑关税高墙,欧洲国家跟进,世界陷入长期的贸易保护格局。

1930年代末,西方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对德意志的制裁,引发了德意志及部分国家的反弹。德国纳粹主义上台,伙同意大利、日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世界主要国家、20亿以上的人口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军民伤亡人数近亿,5万多亿美元的财富付诸东流。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马尔萨斯陷阱”。

底层技术革命周期大概为100年一次,技术红利消失,经济增长不足,人类陷入存量绞杀,保护主义、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国家冲突甚至战争乎不可避免。

如今,人类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增长衰退周期,西方世界进入低增长区。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日本在1990年泡沫危机后进入了低增长区,欧洲在1990年代逐渐步入低增长区,韩国在2000年后经济减速,如今进入低增长。

美国占据了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导权,经济增长维持到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持续了十年左右的低增长。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受全球不景气及高负债率的拖累,美国未来几年增长预期不容乐观。

世界是否会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红利衰退,经济低增长的阵痛已经显现。欧洲民粹主义泛滥,极右翼势力崛起,意大利政党斗争激烈,法国黄背心运动声势浩大,德国默克尔失势,英国脱欧变成现实。

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秉承“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到处退群,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同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向印度、墨西哥、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都发起贸易摩擦。

图: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技术冲突模型,智本社

二战后,核武器、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交易费用更低的国际贸易,对战争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近代社会以来的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经济封锁、军备竞赛、冷战或小规模战争。

其中,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冲突尤为明显。这在政治学上被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

先发国家一般是技术创新者,获取最大的技术红利,处在利润金字塔的顶端。高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当技术稳定时,投资收益率逐渐递减,经济增速下滑,直至低增长区,倒逼下一次技术变革。

后发国家享受先发国家的技术外溢红利,利润率相对低但成本低、增长快、周期短。这是新兴国家崛起的重要原因。

技术外溢红利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技术模仿、剽窃。

先发国家一般对自己的核心技术保护严格。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将机械发明界定为国家机密并严厉打击外泄行为,通过了禁止纺织机械出口的法律。

作为后发国家,美国在工业早期也享受了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技术外溢红利。

英国人塞缪尔·斯莱特窃取了阿克莱特的纺纱机技术,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棉纺织厂,被称为“美国制造工业之父”。建国后,汉密尔顿甚至指派间谍去英国阿克莱特的工厂窃取技术。

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很多人都怀疑,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具备欧洲贵族传统的创新能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制度能否激发创新感到困惑:“民主社会究竟能不能像贵族社会那样毫不费力地产生对于深刻知识既难能可贵又丰厚无比的热情?”

二是全球化产业转移。

当技术红利逐渐消失,落后的产业会转移到后发国家,先发国家“腾笼换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例如,19世纪中期,英国将棉纺织产能转移到美洲;20世纪初,英国、美国将铁路产能转移到欧洲大陆、俄罗斯。


二战后,美国将纺织、钢铁产能转移到日本,而后转移到中国台湾、香港、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八九十年代,产业转移梯度延伸到中国内地。

产业转移带来投资与技术。日本、韩国的芯片、汽车,承接了美国产业转移的技术红利。中国的空调、电视、手机、汽车、个人计算机等亦如此。

核心技术,如发动机、通用芯片、操作系统、精密机床、光刻机依然掌握在先发国家。

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市场行为。

三是技术及知识的外部性。

除了专利及知识产权外,大量知识、通用性技术、基础科学都具有公共性、外部性。后发国家,可以短时间内学习、改进制造技术、流水线、设计工艺、股票制度、公司制度、银行制度等。

全球化人才的交流及信息化的传播,大大缩短了技术及知识获取的成本。

复制、模仿、微创新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技术革命,尤其是底层技术变革。因此,享受技术外溢红利的后发国家增速要高于先发国家。

当先发国家技术红利消失,经济进入低增区,处于技术爬坡、积累的阶段时,后发国家快步逼近,二者就爆发冲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增速都要高于英国。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英国。

到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消失,经济逐渐衰退。先发国英国与后发国美国爆发贸易冲突。

1905年,英国政府大臣张伯伦对美国发动了贸易战,谴责美国的高关税保护,以及低廉产品对英国的冲击。英国政府构建英联邦贸易圈围剿美国。这对长期奉行自由贸易的英国来说实属罕见。

不过,美国在二次工业革命中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而非承接英国的外溢技术。

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增速要快于美国。日本纺织、钢铁享受了外溢性技术红利,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美国遂即在这两个领域对日本发起贸易战。

同样的逻辑,此后的日本化工、汽车、半导体、电子也遭遇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击。

如今,第三次技术革命红利消失,西方世界进入低增长。欧洲国家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除了信息领域,建筑、交通、能源、机械制造基本上在吃工业时代的老本。

作为先发国家的领头羊,美国处于技术爬坡期。如今,人工智能、新能源、基因技术、新材料等处于“叫好不叫座”的阶段,技术成熟度不够,没能大规模商用。

中国、印度获得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工业技术及知识积累,同时叠加信息技术红利,经济增速远远大于美国及西方国家。

前有高山,后有追兵,差距越来越小。计算机、电视、汽车制造的大部分技术已外溢到了后发国家,逐渐逼近先发国家的技术高地。先发国家着急地对后发国家发动贸易战,试图修正贸易规则削弱后发国家的价格优势。

当双方经济快速增长时,互利共赢掩盖了分歧及矛盾。当技术红利消失,先发国家开始“计较”,盘算每一分得失,在规则上、技术上给后发国家找麻烦。

根本上说,只有下一次技术革命,才能将中美及世界带出“马尔萨斯陷阱”——冲突区。技术革命将先发国家的边际收益率大幅度提高,距离短时间内拉开,矛盾自然缓解,问题被增长遮蔽。

按照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时间间隔,下次技术革命是否还得等待几十年?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定义一直存有争议。有一种观点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应该始于二战后,军用技术包括航空航天、核电、计算机、生物技术的民用化、市场化。这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1.0。

个人计算机、通用软件及互联网属于2.0。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物联网应该属于3.0。当然,不排除氢能源、基因技术等底层技术革命。

在下一次技术突破之前,世界将进入“至暗时刻”,经历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或不可避免。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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