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随着“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的烟消云散，整个民族都感觉受到了凌辱和伤害。
1860年，10月13日。又一年秋天，肃杀的气息，开始笼罩着大清的皇都。天底下，北京的城墙依然巍峨气派，但是人们知道，它正面临着倾覆的忧患。
自英法军队在八里桥大胜清军、咸丰皇帝闻讯出逃以来，北京已是一连多日城门紧闭。城外70米处，法军的四门加农炮，炮口冷静地对着这座大清皇帝遗弃的都城。而城北约250米处，英军的大炮也对城墙虎视眈眈。联军已用非常蹩脚的中文通告全城，若13日中午清政府依然不肯签署和约，那么武力攻城将不可避免。
将近正午的时候，在北城墙的安定门，慢慢打开了一道缝隙。“因为战败而沮丧，因为圆明园被抢劫而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刚刚许诺将此门让出，英国人拿皮耳将军便率领200名英国士兵小分队，抢先一步进入城内，在《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将英国的国旗悬挂在一根高高的旗杆上。一刻钟后，随后而至的法军，也使国旗飘扬在了北京的城头。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炮，英法联军“攻破”了这座由“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一位随军记者写道：“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已经被英法联军占领，而人们吹嘘的这座天国帝都，以及这座皇城永远不可攻破的神话破灭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至此，在军事上，这支涉洋远征的几千人马的队伍，已经取得了最好的结果。然而，武力上优势的局面，却依然令这次“远征”看上去前途暗淡。他们劳师远征，本为觐见皇帝、签署条约而来，但此时咸丰却已远走承德，留在京城负责外交谈判的恭亲王却迟迟不肯露面。而此前，在天津、通州，两次与清廷和谈破裂的经历，都令人对未来外交的形势难存乐观的打算。
当大清朝最坚不可摧的一座城池也被轻而易举地占据以后，英法两国发现，真正阻碍签约进展的屏障并不是城墙，而是清朝不肯放下的“颜面”。
“天朝”的颜面
1860年，直到欧洲人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在“天朝”的幻想里沉浸痴迷。“天朝”之外，皆为蛮夷，海外番国，均系臣属。中华帝国高高在上，中国的皇帝则自比天下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称臣。觐见“天朝”皇帝时，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为辞令，都必须按照严格的礼仪规定行叩拜大礼，以表示自己的“卑下和谦恭”。
正如法国人布立塞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当政者，深信其数千年文明及文化的优势，他们自认是天底下唯一的文明。由于对现代世界的变化知之甚少，他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这点上：他们确信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们蔑视西方人，将本国的众多祸患归罪于洋夷，他们对西方肆意强加的产品与技术不感兴趣。北京的朝廷梦想保持一个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帝国，因为凡是外来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
因而，1860年，当英法两国远道而来，提出开放贸易、觐见皇帝、建交外交关系，并在京城派驻使馆等一些要求时，他们发现，大清帝国对他们简直没有一丝无好感。“天朝”认为，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进京面圣，而且在大清过往近200年的历史上，只有当朝廷盛典或皇帝开恩的年份，外国的使臣才被允许短期地进京。而英法这些外夷竟要在“天朝”的皇都中派驻大使，简直是异想天开。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咸丰皇帝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若英法使团必欲进京，则在仪式上务必服从清政府的安排，这是关系到“天朝”脸面的问题。在天津，就是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和谈破裂的导火索。诸条款协商完毕后，赴京换文的仪仗队人数成了双方争执的最大问题，钦差们表示，过大的仪仗队将是对皇帝威严的损害，容易被误解为是向武力让步。在通州，又一轮的谈判，跪拜的问题再次使谈判陷入僵局，中方表示，除公使见皇帝必须跪拜外，其他条件皆可让步，而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则始终坚持“要面见大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王道成《北京学研究文集》）。
在西方人面前，为了维护天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这已不是第一次在“叩拜”问题上产生冲突了。早在67年前，准备前来与清朝建交的英使马戛尔尼，就是在跪拜的礼节上得罪了“天朝”。乾隆皇帝降旨，终止英使的活动，并且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傲慢地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又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绝叩拜，也被嘉庆皇帝赶回国去。嘉庆同样以生硬的言辞致书英王：“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一直到后来，在这类的事件里，大清朝都以天生的优越感，一次次傲慢地羞辱着西方来的使者。
如果说，之前西方人还可以对清朝的傲慢忍气吞声的话，那么这时，他们，尤其是英国人，与天朝打交道更喜欢用强硬的方式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已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并且，一个盛极一时的，势力遍布五个大洲的“日不落帝国”，也正在崛起。
伴随着国力的强盛，英国人的优越感也日益强烈。他们相信对任何地区而言，自己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军事上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优势，即白种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中国人将他们称为‘蛮夷’，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满脑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还表现得特别强烈，不可一世。……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光凭威胁、大棒政策和诉诸武力。”（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于是，当不可一世的西方人，被同样傲慢的“天朝”的钦差们告知，面见皇帝还要叩头时，他们简直怒不可遏。在西方，这是“自由臣民”的尊严与荣誉所不能容忍的。正如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被告知须行“叩头”之礼，才可觐见中国皇帝时，他的强烈抗议：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也绝不跪拜，男人只是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
9月6日，天津和谈破裂后，英国大使额尔金勋爵在写给妻子的信函中，就忿忿地说：“我又要开战了！愚蠢的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他说，中国人如此不恭，他决定断绝和谈，立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战争的方式。
火烧圆明园
和谈无效后，清廷扣押了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作为人质，以逼迫联军退兵，并命僧格林沁率2万名蒙古勇士，于八里桥一带阻击联军。
额尔金和他的同伴们，则带军一路北上。9月21日，与清军在八里桥相遇，僧格林沁溃败而退；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洗劫两日；10月13日，占领北京。
11月，是联军很早就已预定的撤军日期，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严寒，对“远征”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1812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溃败就是极好的例子。此时的北京，“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冬天来临前，留给签约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若暂时撤退，明春再来，则意味着清朝又一次拖延外交的胜利，而英法两国将会遭到整个西方的耻笑。
但这个时侯，中国的外交官却偏偏踪迹全无，据说恭亲王此时已“惶惶然夜无定所”。一位以撰写赴蒙古、中国传教传记闻名的神甫这样写道：“连最没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欧洲人失去兴趣，最后与他们断绝往来。”
额尔金对于签约志在必得。清廷有些“无赖”的做法，只会为他们又添加一条新的罪状。在额尔金大使看来，对于这个傲慢、排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又不讲道理的朝廷，仅仅靠炫耀武力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在精神上击溃它，“天朝”才会乖乖就范。他希望有一种报复的效果，“必须能够留下一个长久性的印记”。
圆明园，至此已有150年的历史，它始建自康熙年间，后经雍正不断扩建营造，并在乾隆晚年达到了其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个与大清皇帝最为紧密的一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大清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美、奢华，以及建筑艺术上集大成的成就，作了那个辉煌盛世的传世符号。
恰恰是这个符号，在额尔金面前是虚伪的、刺眼的，“天朝”所有的辉煌繁盛都已是一去不返的时代，它空余的炫目便成了虚荣傲慢、妄自尊大的象征。额尔金要打破“天朝”皇帝自以为是优越心理，圆明园无疑是最为适合的报复对象。
10月18至19日，是圆明园被大火焚毁的日子。一位军官这样描述当时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那片火海中，不仅是圆明园，广布在海淀的三山五园中的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和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都是联军想要实施报复的目标。
“真正的野蛮人”
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向往的宏伟建筑，珍奇梦幻的艺术杰作，及人类文明史上无法重现的奇迹，都一一化为焦土。
关于这场火的对错，首先便在联军内部争辩起来。一位叫吴士礼的英军中校赞同额尔金的决定，他认为“清朝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梦醒过来。”一位法军军官也说：“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而更多的是谴责的声音。法国大使葛罗男爵便对额尔金的计划极为不满，并拒绝参与行动。当他看到圆明园起火的时候，心情沮丧，他说：“假如能预见到我所经历的一件件事，我就会拒绝这项使命。”法军首领蒙托邦将军则说：“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
正如布立塞所说：“彻底否定和谴责烧毁圆明园的声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它的理论来源于普遍的道德观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因而，当时的西方，“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为。”一位西方历史学家说：“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征服者
圆明园的大火也让联军陷入了无比凶险的短暂一刻，在以后的十天内，如果他们再找不到能够打交道的对象，他们为“签约”所作的一切便毫无意义，之前所有的胜利也将汇成终了的失败。正如葛罗所说：“此时此刻，恭亲王是我们仅存的救命稻草。”但一意孤行的额尔金，却差点把恭亲王烧得宵遁，如果不是随从的官员们几乎动武，恭亲王看到黑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上马车远走了。
惊魂未定的恭亲王得到消息，如果在20号正午还未无条件答应英法联军的全部要求，那么下一个遭受灭顶之灾的将是北京。而凌晨四点，法国大使葛罗便收到了恭亲王的回复，奕?同意了联军提出的条件。
经商定，10月25日，恭亲王与额尔金签署中英协议，地点，礼部。地点的确定是经过了英国人精心的挑选。礼部不仅是清政府负责礼仪的部门，而且附近前门和天安门之间有一片开阔的地方，能够提供宏大的场面，以满足英国人礼仪上的展示。体现威严、力量及优越感的礼仪表演成了签约当天英国人的主要动作。
一大早，英军就占据了通往礼部的主要街道和几处敏感地点，部署兵力，以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午，额尔金大使由军队护送前往礼部。军人们穿得非常漂亮，吸引了一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国百姓的目光。为了“大肆炫耀”，队伍进行得缓慢，到达礼部大门时，恭亲王已在那里等了两个半小时。当额尔金的轿子抵达时，卫兵举起兵器敬礼，乐队演奏《上帝保佑女王》，而且额尔金还要求恭亲王走上前去亲自迎接。冷冰冰的见面礼过后，落座的顺序也引起了麻烦。“额尔金不同意恭亲王首先入座，双方商定同时落座……”
签字仪式完成后，额尔金拒绝了中国人准备的茶点，起身告辞。恭亲王陪同额尔金一直走到台阶边，道别时，向额尔金“透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正如葛罗所说，额尔金“存心让恭亲王等了两个小时，使他深受伤害”，而且不止如此，签约自始至终英国特使都对可怜的恭亲王表现得极端无礼和傲慢。英国人太重实证，做事很少会率性而为，额尔金的蛮横之举，显然不是贸然行事。布立塞说：“在额尔金对待恭亲王的方式中，隐藏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它向中国表明，英国不是在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而是在签署一项征服条约。在1860年，这位英国的代表回想起了在1793年被傲慢地拒之门外、无功而返的马戛尔尼爵士，以及1816年履行使命失败的阿美士德爵士。”
圆明园见证了英国人这三次的外交行动，也见证了来使一次次被“天朝”皇帝羞辱后的所积累下的仇恨，最后，这座皇家的宫苑便在英使愤怒的报复里，被烧成了断壁残垣。
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随着“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的烟消云散，整个民族都感觉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圆明园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遗产，和她敏感的、灼痛的伤口。
（作者：刘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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