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世俗世界有什么不同?

香港的世俗世界

香港是个公认的世俗社会,人们“马照跑、舞照跳、生意照做”,似乎并不太讲究精神的慰藉。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在整个南中国,香港是个“非世俗”色彩最浓厚的大城市。

在香港,“信仰场所”之多、香火之盛,是周边任何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有其他华南城市普遍供奉的天后妈祖,也有别处罕见的黄大仙;有气势恢弘的大屿山宝莲寺天坛大佛,也有山边村角连一个人都钻不进去的土地小庙。这里既有天主教、新教、圣公会教和禅宗、律宗佛教等“正统宗教”,也有大榕树崇拜这种说不清源流的祭祀崇拜——但无一例外都有很高人气。

这里的“信仰与寄托”并非仅仅被供在庙堂,而是和世俗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香港的茶楼酒肆甚至办公楼普遍供奉财神,而警察局、消防队又清一色供奉武神——其实财神和武神是同一位关老爷。财神不过设香上供,也还罢了,武神攸关性命,许多供奉的单位可是要“早请示、晚汇报”的。

正所谓“越俗好鬼神”,香港社会这种热衷供奉、祭拜神明的传统,和南中国的民俗、历史息息相关。进入近代,香港成为港英当局“因俗而治”的殖民地,其上中层社会广泛接受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系统的教育),力图获得“上进之机”,市井阶层则纷纷将精神寄托给各路熟悉或陌生的神明。

正因如此,香港人的“非世俗世界”说到底还是世俗的:一个普通香港人可能会既拜佛,也求仙,又让孩子进教会学校,他们也会把1993年才落成的天坛大佛和1789年便开光的长山古寺佛像都当成圣物来供奉。

“一花一世界”

许多稍稍熟悉香港的朋友都知道,历史上香港是分三次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因此最早被英国吞并的香港岛“英味”最浓,稍晚被吞并的九龙尖沙咀次之,最晚被吞并、且自始至终仅仅是英国租借地的新界则“华味”鲜明,许多地方若非交通规则、语言习惯等有差异,和华南城镇、农村几无分别。

这仅仅是最粗略的划分,实际情况则要细得多:宝宁任香港总督时代所划“四环九约”地区,即香港岛的北岸,是英国开发最充分的地带,“维多利亚味”最足,也曾被认为是最能代表香港世俗社会风情的一片;筲箕湾是旧港岛开发最早、香港被割让时人口最多的地方,但这里渔民、蛋户聚集,因此带有浓郁的渔人码头风味;赤柱地势险要,山水错落,曾是香港首府所在地,随着英国统治的年深日久,这里成了著名的西人居住区、军事要塞区和水上人家区,风情迥异于港岛其他地方;而与赤柱相邻、同样被“四环九约”排斥在外的香港仔,则曾是厂房林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一时的工业区,这里曾经的文化,被香港老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勾勒得十分生动,发展“迟到一步”的台湾人当年曾形容这里的文化是“便当文化”——匆忙,但迥异于中环CBD地区那种富于写字楼气息的匆忙,而是一种“蓝领的匆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拉开序幕,香港仔的工业率先北移,这里人去楼空,又逐渐成为老龄化社区。

中环式的匆忙则成为香港世俗社会的招牌,曾有人认为老港剧《流氓大亨》里那首徐小凤演唱的主题歌《城市足迹》——“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皱着眉心。重叠的足印细踏了干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会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生动形象、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中环节奏”中香港既拥挤又孤独、人们既彼此紧密关联又相互隔阂陌生,每个人忙忙碌碌“在楼上”,却无暇多想多看的独特风情。

一水之隔的尖沙咀充满着商业气息,而与尖沙咀仅隔几条街的九龙塘、深水·及荔枝角等区虽也以商业著称,却散发着和尖沙咀“水貨/行货街”不同的本埠铺户的“地气”,而原属北约理民府的大埔、西贡等区和离岛,则保留着更多华南农村社区的古朴——甚至比中英街以北的大陆农村还要原汁原味一些,因为相对于后者百年间沧海桑田的几度社会巨变,这里颇有些“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凝滞感。

而离本岛和尖沙咀直线距离很近的九龙城则完全是另一个光景:由于这里根据清、英各条约都仍由中国行政官员管辖,却又孤悬在英属香港腹地,因此成为风格面貌迥异于其他香港社区的“城中之城”,“三不管”情况下治安状况的恶劣和商业秩序的混乱,全香港最高的住宅建造密度(虽然按内地的标准,整个香港的住宅密度都高得吓人),和某些“这边独有”的特殊行业,都让这个区一度显得神秘而独特。尽管九龙城寨在回归前被拆,这里随着中英关系的理顺,在共识和默契下变成了一片公园,但许多老香港人都认为“城寨文化”依然活在香港世俗社会的许多层面里。

从铁塔凌云到东方之珠

曾有香港朋友表示,香港世俗文化中最积极进取、最富生气的一面,可以用两首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歌曲来概括:上世纪70年代的《铁塔凌云》,和90年代的《东方之珠》。

《铁塔凌云》诞生于香港经济、社会迅速崛起的早期,是八方荟萃的各地精英初步凝聚成“港人意识”,戮力同心为香港繁荣忙碌、奋斗的“励志歌曲”;而《东方之珠》则是90年代初香港成功完成从“有烟工业”到“无烟产业”的转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发展到巅峰时,社会面貌和“群像”的生动概括,如果说《铁塔凌云》的香港是香港人世俗社区的“毕业歌”和“成年宣言”,《东方之珠》则是其功成名就后自豪感的充分流溢。

有趣的是,香港世俗文化中最“热闹”的一环——文化娱乐业,也走过了相似的轨迹:《铁塔凌云》时代之前,香港流行乐、影视节目充斥着“生吞活剥”的英语元素,和黄梅调、越剧调等“移民腔”,自《铁塔凌云》时代起,则开启了粤语流行文化的全盛期,和香港流行产业持续20多年的火爆繁荣;到了《东方明珠》时代,一切都已经变得那样繁荣,那样流光溢彩,仿佛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东方之珠》旋律成为明日黄花之后,一切并非都那么如意:不经意间,中环式或香港仔式的匆忙,仿佛不再那么司空见惯,《铁塔凌云》的旋律变得有些陌生,而《东方之珠》则越来越成了香港版的《昔日重来》式怀旧歌曲。

一些社会学家指出,随着回归、大陆的开放和发展,香港昔日“独一无二”和“窗口”的地位不复,却又并未能抓住《中英联合声明》达成后和回归前后的良机,完成角色和定位的转型,他们中有的仍沉浸在对“过去的好时光”的美好回忆中不能自拔,有的却在彷徨迷惘中怨天尤人,更多人则发出“香港接下来该唱什么歌”的疑问。

是啊,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天的香港仔已成为退休耆英的天下,今天的中环也不似当年那般忙碌匆匆和快节奏,今天的香港电影、香港流行音乐和香港“俗文化”依然繁荣,却似没有了全盛时期的那股锐气和自信。或许这一切都要等到香港和香港人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等到继《铁塔凌云》和《东方之珠》后第三首足以概括香港社会面貌的“主旋律”奏响时,才会发生又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英产”还是“港产”

许多人都把香港商业社会重法制、守契约,把香港社会的良好治理,归功于“英国的遗产”,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英国和法国都是老牌殖民国家,但手法和思路完全不同。

法国是所谓“新法兰西式”,即在其统治的地方按照法国本土的政治、法律模式进行管理和经营,一切照搬照抄,如西非的塞内加尔,很早就有了议会、劳动法和医保制度,各级行政官员也大多受过法国式的教育,按照法国帮忙制订的成文法来管理。这样的体制,优点是行政效率高,社会较有秩序和活力,在社会矛盾不尖锐时治安较好,缺点是消耗太大,久而久之法国负担不起,且治理好了殖民者不会被感恩,一旦治理出问题都会积怨于宗主国。

英国则是“代理人制”,即英国只设总督府管理上层事务,抓住军权、财权、税权等几个大头,下层则委任当地代理人“一切照旧”,只要对方服从,基本不去触动,也不试图强加英国的法律或制度,甚至为了便于管理会刻意扶植几个代理人,使之相互牵制。以香港为例,港人在港英时期,华裔普遍保留中国国籍,接受中国习惯法的约束。

具体到香港,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它是由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的管理法规并不相同,而在三部分之外还有个更特殊的九龙城寨,这里一直是中国领土,拒绝接受港英当局的管理,而城寨中的居民却又实际上融入香港社会生活工作……这一切都让香港的社会治理十分复杂,而“代理人制”下又必然会造成基层社区的“太平绅士包打天下”,和执法队伍的买办化,英国当局对此是不会过问的,因为对他们并无不利,且在从尼日利亚到印度的几乎所有英国殖民地,也都是这么一副嘴脸和画面。

但托大陆闭关锁国的福,香港利用“中国窗口”的特殊地位开始发展,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逐渐成为发展和引资的掣肘、障碍,不但港英当局不能容忍,新兴的香港社会也无法接受,这才有了后来的警队整肃、行政规条和廉政公署体制。可以说,香港的这种良好治理历史并不悠久,且得以落实的原因,一是英国政府发现这只“丑水鸟”突然长成了天天下金蛋的金鸡,不希望它因禽流感暴毙,二是新兴的香港市民阶层为自身利益而积极争取。

一言以蔽之,香港社会治理最出色、最为人称许的一面,实际上是地道的“港产”,而不是什么“英产”,是拜香港天时、地利、人和特殊性所赐,而不是英国老爷的恩典:典型的“英产”在殖民地是怎样的表现?去号称“贪腐之都”的尼日利亚经济首都拉各斯走一个来回,保证您体会得既真切又深刻。

太平绅士与“社团”

说到“港产”,就不能不提一下太平绅士和“社团”了。

如前所述,港英时代在香港实行的是“因俗而治”,港英当局和西人主要掌控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基层社区治理则仍沿用清代华南社会的一套。近代中国的百年经历了社会的几度天翻地覆,基层社会的面貌也已有沧海桑田之变,而香港却不仅保留了许多旧时风貌,且在香港独特的“笼民氛围”里有所发展。

香港华人社区的上层,是所谓“太平绅士”,他们亦绅亦商,和主要由西人掌控的政治、司法圈关系密切,担负着沟通中西社区、阶层意见,畅通上令下达和下令上达,以及确保华人社会稳定、繁荣的关键角色,同时也因为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香港社会里获得一定特殊地位。

推崇“乡绅治国”者认为香港“太平绅士”是其典范,其实并不然:中国古代的乡绅是“亦绅亦官”、“绅而优则官”,绅和官构成一种“旋转门”关系,而香港是殖民社会,

“太平绅士”在港英时代很难真正跻身决策层核心,他们的“治理”限于商、社两界,而在政治上开始发挥更多作用,实际上反倒是《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及香港回归后的事。

但“太平绅士”并不能辐射香港世俗社会的所有层面、角落,尤其底层,在港英当局遵循英国殖民传统、不愿过多介入殖民地基层社会事务的背景下,“社团”即包括黑社会在内的秘密社会,就填补了其中空白。在“社团”最活跃的年代,他们把持了部分产业、社区,甚至渗透入香港流行文化,左右了“市场的声音”。许多内地人都是从香港“黑帮电影”中了解香港“社团文化”的,有人甚至混淆了电影中“黑道明星”和其扮演者的定位,认为后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如今事过境迁,人们才恍然大悟,他们中不少人也饱受“社团”的操控、欺凌,甚至被迫集体上街请愿示威。

和回归前后“扬眉吐气”的“太平绅士”相反,随着香港社会节奏、旋律的变迁,“社團”最活跃的日子已经远去,且似乎一去不复返。

真的不关心政治?

许多人都有“香港社会是商业社会,香港人不关心政治”的印象。

真的吗?

其实这恐怕又是一个错误:香港人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

早在殖民时代早期,香港就是各种思潮的集散地,和革命者活动的大本营,孙中山先生兴中会的总部一度设在这里,第一次和此后多次重要武装起义的中枢也在香港;抗战前期(香港未遭占领时),这里是海外支援抗战的跳板,和中国各党各派对外宣传抗战的“播音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成为“红、白、左、右”激烈交锋的平台,爆发过一次又一次尖锐、轰动的社会性政治事件;香港回归后,这里更是一天也少不了各种政治思潮的碰撞。

这里的确是商业社会,人们在商言商,但不论“太平绅士”或“社团”也都“有红有白”,当著名的“红色太平绅士”霍氏父子为幫助被封锁的新中国互通有无殚精竭虑、亲力亲为之际,“白色太平绅士”却在给他“抹红”,觊觎他志在必得的一号货柜码头。

这里的报纸分左右,影业公司分“红白”,甚至足球俱乐部也有“红色”和“白色”之分,如今早成历史的凤凰影业公司和仍然存在的香港愉园足球会,就是著名的“红色团体”。在特殊的年代,“左、右、红、白”在香港这个当时华人世界里唯一可以允许不同色彩、声音并存的大舞台,热闹非凡地博弈、碰撞。

今天的香港人同样并非“真的不关心政治”,立法会直选的高投票率、社区政治的活跃,是认真观察香港世俗社会的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但毋庸讳言,香港人的“关心政治”更多具有“香港特色”——更多关心身边的、社区的、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而对“不相干的政治”则意兴阑珊。

失落的一代

看到香港校园、街头的一幕,许多人都在问“今天香港的年轻人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中有些人会那样偏激,甚至暴戾”?

其实香港人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些新一代年轻人是所谓“失落的一代”,他们出生于“东方之珠”的全盛期,耳濡目染着“成功一代”的辉煌,却亲身感受到“迷失一代”的彷徨无助,他们像父母一辈那样读书、升学,却找不到父母辈那么光明的前途,未来对他们而言仿佛一切都那么黯淡和未可知。他们中不少人觉得灰心、失落,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希望“博一把”却又找不到出路,渴望倾诉、宣泄,却又找不到对象。

或许,当香港世俗社会度过转型的阵痛,年轻一代重新普遍看到前途的光明之际,就是“失落的一代”不再失落的开始。

作者: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