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对清朝来说，真正可谓是至暗时刻。期间大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险些酿成了亡国惨剧。然而，就在内部形势趋于稳定的时候，一场新的危机却又在西北爆发了。
1865年，地处中亚的浩罕汗国统治者认为清朝已无力顾及其西部的疆域了，于是派将领阿古柏入侵新疆。由于清廷忙于镇压国内腹地的叛乱余部，无暇顾及西部局势，这就给阿古柏带来了可乘之机。短短两年时间内，阿古柏就占据了新疆的大片领土，并自立为王，建立了“洪福汗国”。
对于阿古柏在新疆的行径，清朝这边虽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但也并非置之不理。到了十九世纪70年代，清朝内地的叛乱势力基本被肃清，不少大臣开始向皇帝上书奏请收复新疆。
自古以来，领土都是一个国家最敏感，也最无法妥协的问题，所以收复新疆对清朝来说是势在必行的事情。然而，以李鸿章为首的少数大臣却反对收复新疆。后世有不少人因为这个原因抨击李鸿章是卖国贼。可是，像李鸿章这样精明老练，深谙官场之道的封疆大吏，怎么会用如此冒昧的方式卖国呢？所以卖国贼的说法显然说不通。那么问题来了，李鸿章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收复新疆呢？
其实，李鸿章当时在反对收复新疆的时候就提出了几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一、塞防（指新疆的边塞防务）不如海防（指水师及沿海炮台的建设）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离海岸近，而距离新疆遥远；二、新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派重兵前去收复所花费的成本实在太过巨大；三、如果要在新疆长期驻军守卫，后续产生的费用同样是一笔天文数字；四、新疆土地贫瘠，战略地位也没有特别重要，不值得花那么高的代价急于收复；五、暂缓收复新疆并非要放弃新疆，眼下耽误之急是要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海防建设上，待到日后国力强盛时再派大军出征，收复新疆不在话下。
李鸿章提出的这些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字：大清没钱了。我们都知道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道理。既然当时清廷没钱，那么在手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取舍自然就成了一个难题。
如果要从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角度来说，李鸿章反对收复新疆，那就铁定是卖国贼了。可是站在理性的角度分析，他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一个国家在无力捍卫自己权利的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总是要好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过，由于朝廷中的多数大臣都支持收复新疆刻不容缓，因此李鸿章的提议最终被驳回了。
1875年，清廷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着手收复新疆。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清军势如破竹，成功击溃了阿古柏势力，顺利收复新疆。之后，清朝又通过外交手段，从沙俄手中收回了伊犁。
新疆成功收复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自然不言而喻，那么这个现实是不是让李鸿章“打脸”了呢？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
从战前筹备到最后收回伊犁，清朝收复新疆整个过程共用了六年时间，累计花费白银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其中有二千六百七十万两是在1875年至1878年铲除阿古柏势力的时候花掉的，还有二千五百六十万两则是在1878年至1881年清朝为守卫新疆并向沙俄施压的时候花掉的。这结果和当年李鸿章在朝堂上算的经济账基本一致，一场大战下来，清朝的国库基本被掏空了。
那么这五千多万两白银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现成的例子来作参考。1888年，清朝正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整个水师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总吨位排名亚洲第一。共花费白银二千万两。也就是说，清朝为收复新疆花费的银子，足够建立两个半的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清朝的海防力量。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朝廷却总是以没钱为理由，拒绝为北洋水师增添新的军舰和炮弹。与此同时，日本却在近乎疯狂地将资金投入到海军建设上。
1894年至1895年，清朝和日本爆发了“甲午战争”。结果大家都很清楚，在军舰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日本联合舰队全歼北洋水师，清朝在惨败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光赔款一项就高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自此，背上沉重包袱的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
如果当初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海防建设上来，那么“甲午战争”的就很可能是另一番结果了。当然，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收复新疆的意义自然要高过甲午战争的失败。毕竟新疆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而绝大多数现代人应该都不会希望自己在二十一世纪还生活在大清朝。
参考文献：《清宣宗实录》、《中国经营西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