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做制造业?


潇洒的农民工

2010年3月,《中国人大》刊登了一篇名为《不能愧对农民工》的署名文章,作者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乾元。

李常委在文章中总结,农民工群体诞生于80年代中叶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早先他们还是进厂不离乡,就地就业,后来则开始进城,富裕于城市的二三产业。到了2008年,其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亿多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奉献着力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和经济发展。”

农民工兄弟如此热火朝天地进城,问题当然也是存在的,比如无法获得和工人相同的社会保障、无法获得户籍、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严重等等。

在当年的这篇文章里,李常委忧心忡忡地呼吁全社会关爱农民工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收获与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相匹配。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以为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农民工生存问题,把这碗十年前的冷饭再炒一遍。毕竟充满优越地、煽情地俯视弱势群体,一贯是中文互联网上博取关注的好题材,吸睛指数仅次于渲染中产焦虑。

本质上说,这种俯视是对中产身份的一种肯定,让看官在阅读中收获“自己很有同情心”的错觉,从而达到颅内高潮。

但其实农民工兄弟如今已经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不堪一击了,根本也用不上城里人那种廉价的同情心。且不说他们收入往往高于苦哈哈的低端白领,他们甚至还有足够的自由在北上广和老家之间转移,远远比嘴上说着要回家,身体却老实地不挪一步的白领潇洒得多。

这个趋势在李常委发表那篇文章的当年就出现了。

2010年春节之后,广东清远就出现了明显的用工缺口,达到了2.8万人,而其总用工缺口也不过才18万。清远本是比较边缘化的珠三角城市,按照农民工往往会在临近的城市先务工熟悉城市生活的规律,这样的城市本不应该出现用工荒。农民工节后不愿意再进工厂,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都赚够了回家结婚养老的钱——钱哪有赚够的一天呢?何况不管什么年代,总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离攒够钱还差得远。农民工的远离,实在是因为务工已经无利可图。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很多制造业相对于农村生产的收入差正在被拉平,对于农民工来说也显得无利可图,时代正在引导这个行业退出主流经济舞台。

是的,21世纪了。工业,正在不可挽回地农业化。

被抛弃的农田

这个想法一直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然也不可能刚工科毕业就彻底远离了工业。虽然现在在工业圈还有不少同学、老师、朋友,但今天谁也没法把我劝回那个行业了,甚至说多了还会有些过敏症状。

豆腐乳同志的情况也差不多,硕士毕业以后,他入行看了一眼,便飞也似地退出了。

不过促使我们认真谈论这个选题的契机,则是今年两会的一则消息。工信部苗圩部长在部长见面会上说,此前讨论的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是1%还是2%的问题,结果总理拍板,直接降了3%,来为实体企业减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与之相关的交通、建筑行业则降了一个百分点。

乍一看,这是对于工业从业人员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减了税,企业负担减轻,能更好地走出债务危机、养活更多员工、扩大产能,步入良性循环。也难免当天消息一出,从原材料生产到高端精密制造的各类股票一路飙红。

但仔细想想,上一个被国家强力减税的行业是谁呢?

是农业。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结束了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让中国农民彻底得到了解脱。

这对于从事农耕的职业农民来说当然是一种保护,但对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帮助似乎并不大。从05年彻底免税之后,农民工仍然在大量涌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而非因免税而老老实实在家种地。

我老家在浙北某农村,一位长辈种了半辈子地,却反而在免税政策实行之后放水淹了自家剩下的那点水稻田,随便种了一批莲藕,到了夏天懒懒散散地收获一些。他自己到镇上的钢厂里找了一份工作,三班倒,一个月休两天,工资不过3000。

在你看来也许这样做工并不好,但他也觉得这比种地好得多。

说到这里,免税背后的另一重考量就出来了:在城市二三产业高速发展、生产力溢价爆棚的同时,农业生产实在是无利可图。农业税减免惠民是一方面,税务系统花了大量征税成本却收不上来什么钱是另一方面。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

减税之后还有更多后续利好,比如2018年颁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了11类补贴,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畜牧水产发展补贴、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等等,在政策层面对农民越来越友善。

但还是挡不住农民工进城,没有人回到乡下愿意做职业农民。

被流放的工业

凡事总有反例,比如在美国、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的地方,农业仍然可以赚到钱。

正如我们在《美国让人吃得好》里所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大豆、玉米、坚果、牛肉、猪肉、小麦、棉花更是大宗中的大宗,顺手还完成了全世界粮食援助的一半。从中受惠的除了中东、拉美、非洲各地以外,也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印度和我们中国,可以说是一位世界农夫。

如果说美国对外贸易有什么顺差的话,那打底的出口品十有八九是农产品。

但即使收入这么好,美国从事农业的职业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仍然不是对劳动力有吸引力的产业。而且支撑着这小部分人撬动世界粮食市场的,是极高的工业化水平。另外大片大片的平原农地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收入溢价,常常是千亩良田养活一家人。

和中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职业农民相比,开着拖拉机、收割机、滑翔机的美国农民倒不如说是大地主和工人的复合体,有钱是自然的。不仅有钱,还很有闲。

传统农业在这样的国家,边缘化其实更加严重,夸张点说是被消灭了的。

这就是现代社会农业的真相——一个因收益底下而被边缘化了的产业。而传统制造业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几年前我去过一家国内知名的钢铁厂了解情况,接待人是一位老工程师。他是和厂一起成长起来的老人,照理说应该在企业内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很好的收入。不过一旦聊起来,老爷子就满脸惆怅,说厂里的主力营收是投资部门,那里的40个年轻人才是支撑整个厂盈利的核心。

当时我还很年轻,甚至对钢铁行业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赶紧询问工业业务的情况。

结果回答是一吨普通钢的毛利只有1角钱,特种钢的利润率要高一些,但也没有贡献太多收入。这就要说到特种钢本身的一些问题了:特种钢在冶炼过程中,根据不同的需求要加入种类和比例不同的杂质元素,这使得这些钢的适用性不广,报废之后的回收也很成问题。客户下单时慎之又慎,钢厂也小心翼翼地尽量不生产多余配件,以免成本失控。

钢材的利润率这么低,和小钢厂的崛起有关系。低技术附加值的粗钢谁树个炉子都能炼,形成了充分甚至过量的竞争。

那一年这家钢企的产钢量是3500万吨,也就是说钢铁带来的利润不会超过400万元。而这座厂当时总占地60多平方公里(9万亩),员工数超过13万(其官网上获得的数据)。如果从农民的视角来看,一亩地才赚了44块钱,而每个人的年出产更低,才30块钱。

致富经里早有介绍,东北一农民萝卜种得好一亩地能年赚6000块钱,比钢厂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更熟悉的化工行业更是如此。这个行业的某500强巨头,至今大宗业务仍然是聚乙烯等低端原材料,但只有参与应用范围较小的精细化工产品研发生产的人,才有晋升空间。被丢到聚乙烯车间,基本等于古代官员流放到海南岛。

实在是因为这些原材料级别的工业产品对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利用太不充分了。

谁还想务工

原材料行业如此,加工、代工业又如何呢?

在《城市化一波又一波,何处是故乡?》中我们提到,在中国制造业重镇东莞,男多女少是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女工的减少,和东莞的服装、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有关。厂仔做的是模具、通讯、机械等有一定附加值,却需要强体力的制造,能比厂妹们多折腾几年。

其实也没几年好折腾的了,因为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已经上线了制造机器人,比厂仔力气大,还听话,更不会工伤讨薪,好用得很。

这么说来,农民工离开加工业是因为科技进步,以及万恶的资本家要压缩成本咯?

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深想一步就会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从工业角度看,技术开发一般超前生产需求10年~20年,之所以没有被启用,是因为它也需要成本。当企业主觉得不需要启用新技术也能够盈利时,出于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考虑,他们会抵制新技术。

江户时代的日本,因为萝卜从新大陆传入,增加了山地的食物供给,触发了人口爆炸,西方人甚至记录了技术倒退的现象。在当时的日本,人们宁可限制半自动的风力水车,而是用人踩的方法取水。耕牛也少了,多的是几个农民拉着犁耕地。

这是人之常情,能用廉价工人解决的问题,谁想用新技术去解决呢?

所以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实际企业家对劳动力短缺的一种反馈。你可以说这要“感谢”人口红利消退,但鉴于厂妹和厂仔是自己离开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制造业的收入不让他们满意。

再来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前女友的父亲是中部某省的制造业企业主,他厂里最熟练的技工月收入也就是3000元,而在当地的小饭馆里端盘子的姑娘也能赚到2500元左右。一样地赚钱,要练到那位老师傅的手法至少要15年的积累,而那个姑娘可能是昨天才刚刚进城的。

这并非是因为老板黑心,压榨技工。他的产品需要大量的人力加工,并且有独特的节能设计附加值,但出厂时只能按照每吨一两百的价格出售,实在是抠不出利润分给工人。这不是减税3%能解决的问题。

服务业的附属品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发达国家,就是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提倡警惕“空心化”,却始终不能让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奥巴马增加补助不管用,特朗普闭关锁国也不管用,不赚钱的行业大家会用脚投票远离它,越是生活水平高的地方越是如此。

德国和日本船小掉头快,为制造业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向精密化、信息化发展,保持了自己工业强国的地位。但这样的工业品之所以有利可图,是因为它们离开了传统的大工厂式制造,向定制化、个性化服务的方向在发展,最末端的消费者在新的消费主义训规下很愿意为这样的产品掏钱。

这被称作消费主义的“后福特时代”,也就是制造企业迎合消费群体进行小规模、短周期的生产,配合广告商和销售商作大量的宣传工作,以满足消费者“与众不同的、个人化的、原创的”需求。仔细想想你手边所能看到的所有的工业品,大到液晶电视、号称能除甲醛的空调,小到设计师联名口红、Zippo打火机,每一样都是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产物。

你去购买它,很多时候并非因为真正懂得它的原理、配方,更不是单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而是根据广告的宣传用它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品味。

这样的工业品,由于其销量来自后端的宣传,事实上创造它的生产流程就不能留住足够的利益,而必须将收入的大头分配给设计、营销、销售环节。它早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品了,而沦为了服务业的附属工具,真正的工业流程被彻底边缘化了。

这里正好顺便说一个我的选股技巧:

当一家工业企业对未来的展望是提供产业链整合、全套解决方案、做好客户服务之类的口号时,它就值得关注;相反当它关注的重点是扩大产能、提供更多产品时,就要警惕了。因为服务而非产能,才是工业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方法。

话说回工业本身。

农民工不傻,如果在工业系统中赚不到足够多的钱,则必然会离开,跳过第二产业到更大的城市里从事服务业。

所以这两年你很明显能感受到,提关心农民工的人少了,提农村进城的服务人员的报道却越来越多。今年年初,被走访关爱的进城人员是小吃店老板和快递员,他们是典型的服务业者,而非工业从业者。如果还想在今天的互联网上看到农民的工业痕迹的话,也只能在《啥是佩奇》这个短片的电焊爷爷身上看到了。

而他一旦成为了镜头记录的对象,为全国白领带来阵阵感动,本质上也成了服务业者。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