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真有“先南后北”统一中国的战略构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曾载建隆年间旧事,谓之“雪夜问策”。这故事是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在家中静坐,忽然听闻有人大声敲门,赵普前往开门一开,见雪中来人竟是当朝开国天子赵匡胤,急忙将他招呼入府中取暖。入府以后,赵普备好酒肉,与赵匡胤边吃烧烤边喝酒,赵匡胤此时再招呼一声“我弟待会儿也要来”,赵普府中可谓蓬荜生辉。

▲宋代名相赵普

缓过神来,赵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赵匡胤说道:“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赵普安慰他说:“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赵匡胤曰:“吾欲收太原。”赵普嘿嘿嘿了许久(嘿然良久),说道:“非臣所知也。”赵匡胤见赵普神神秘秘,问其原因。赵普说道:“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赵匡胤采纳了这一策略,说道:“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

▲宋太祖赵匡胤

这个故事充满了演义的气息,被史学家称为“雪夜问策”,赵匡胤雪夜拜访,问如何收复天下,而赵普的答案则被后人称之为“先南后北”,即先收复南方割据势力,再平北汉。这个故事的真伪我们不予分辨,但就在不久之后的乾德元年(963),赵匡胤却发出了与“先南后北”完全悖离的诏令:“上将有事于南郊,命沿边诸将分道略北汉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命四路进兵,略地太原”(《宋史·卷273》)。

▲宋元时期盔甲残片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及卷5所载,这次针对北汉的军事行动之具体布置如下:磁州刺史、晋阳等州都巡检使李谦溥与郑州防御使孙延进、绛州防御使沈维深,协同通事舍人王睿等,率师会于霍邑,出阴地,攻汾州。内客省使曹彬诣晋州,与节度使赵彦徽会兵入北汉境,攻北汉边邑及石州。通事舍人王继筠诣潞州,与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兵马钤辖兼马步军都军头尹勋等率步骑万余攻辽州。彰德节度使罗彦瑰、洺州防御使郭进率兵趋辽州。

▲图为辽宁图书馆藏宋刊麻沙本《续资治通鉴长编》

如果观察这一次的人员构成,我们能发现,通事舍人王睿与王继筠以及内客省使曹彬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武选官;而李谦溥、孙延进、沈维深、赵彦徽、李继勋、罗彦瑰及郭进等人,都是防御使、节度使等藩镇长官。武选官更可能是作为监军的角色参与到这次行动中来,因此这次针对北汉的军事行动似乎完全是以藩镇兵马作为主导的。然而,来自于不同系统的军队之间或多或少都有着协调问题。

如李谦溥一路从晋州出发趋阴地进入北汉境时,“谦溥因划攻取之策,延进等不能用,军还至白壁关谷口”。其后李谦溥又曰,“敌必乘我后,当整众备之”,但孙延进等人却并不听从他的建议。最终,宋军被北汉追击而来的骑兵攻击,幸得李谦溥力挽狂澜才未导致严重的后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

▲辽朝铁蒺藜

这种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一次进攻之上,由于赵匡胤“收其精兵”的削藩策略在乾德年间在渐次进行,直到宋太宗时期才基本完成。在此时,无论是边防戍守还是战略进攻都有赖于地方藩镇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协调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直到次年正月,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兵马钤辖康延沼、马步军都军头尹勋等帅步骑万余攻辽州。北汉马军都指挥使郝贵超领兵支援辽州,战于城下,但最终被宋军所击败。为了保住太原城,北汉向契丹乞援,契丹以六万常备军自代州过雁门关南下增援,最终与宋军交战于辽州城下。

实际上,开运之乱后,契丹曾一度入主中原。但骤然扩大的治理规模与游牧民族原有的官僚体系及治理模式之间产生矛盾,使得契丹在中原的统治迅速崩溃。就此以后,辽国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入主中原的意图,但与此同时却试图在北汉所处河东地区建立与中原王朝的缓冲带。他们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譬如辽朝在边境的常备队便曾多次涉入北汉战场的战事之中。

▲宋朝瓷蒺藜

辽州战役是宋辽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双方各自投入的兵力应在六万之上,尽管宋军取得了辽州战役的胜利,但是赵匡胤不得不考虑契丹再次南下增援的可能性。为了防止与契丹之间的冲突扩大,宋军就此从河东地区撤离,而辽朝也并没有采取军事报复的措施。宋、辽、汉之间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而赵匡胤也就此腾出手来收复南方的割据势力。然而在不久以后的开宝年间,宋太祖在南方割据势力并未收复的情况下再度发动了两次针对北汉的军事行动,宋辽之间围绕着北汉拢共发生了两次军事冲突,辽军甚至选择由河北定州进军入援北汉,场面一度不可收拾。

总之,所谓的“先南后北”更多是一种对于结果的攀附之言,都是因为宋军北上进展不顺利,而南下进展相对顺利而反推出来的结果。另外,宋朝的军事指挥官有着较为强烈的机会主义与野战倾向,而这种种甚至在其后导致了宋朝与北汉和辽朝交锋过程中的数次军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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