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历史上，章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元朝修的《宋史》将他与秦桧同时列入《奸臣传》里。但是，他主政期间不仅造就北宋的“盛世”，还在军事上取得不小的战绩，可谓一代铁腕政治强人。
章惇，字子厚，号大涤翁，浦城（福建南平）人，其父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一生性格豪爽率真，学问广博精深，文韬武略无所不学，在贵族间名望颇显。嘉佑二年科举进士及第，但因当年的状元是其族侄章衡，章惇深耻出于后辈之下，就拒不受敕，直接扔掉敕诰回家，两年后重考得第一甲第五名，授为商洛县令。苏轼曾赞他：奇伟绝伦。
其实，章惇与苏轼曾为至交，情同手足，可惜苏轼曾被章惇构陷，几乎置于死地，两人的友谊最终“分道扬镳”，难以收场。
那么，章惇与苏轼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两人早期的友谊
苏轼与章惇同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中进士后，苏轼授凤翔府签书判官，两年后，章惇也授陕西商洛令。二人的官位差别不大，且做官的地方也相邻，因此相交以善，经常一起出游。如《书游仙游潭》一文：“嘉祐九年正月十三日，轼与前商洛令章惇子厚同游仙游潭。始轼再至潭上，畏其险，不渡，而心甚恨之。”给出了游仙游潭的时间，以及对不敢渡仙游潭表示很遗憾。
对于此事，《东都事略》则载：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也。始生，族父得象竒其风骨，以为必贵。举进士甲科，知商洛县。尝与蘇轼同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惇推轼下潭书壁，轼不敢。惇履险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蘇轼章惇来。”轼拊惇背曰：“子厚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
《宋史》也载：
……与蘇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蘇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
先不论这几则笔记式游记的史实真假，但从能携手一起游山玩水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不同一般，也暗示章惇的凶狠。
不过，据史料载，两人直到三十岁才定交。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举制科，以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次年秋，刘敞于长安主持解试，苏轼和章惇负责试务，两人正式订交。
此外，还有很多记载表明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如《道山清话》载：“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 子厚大笑。”
《池北偶谈》载：“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风翔幕签，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马往观，去虎数十步，马惊不前。子瞻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取铜锣于石上戛响，虎遂惊窜。谓子瞻曰：‘子定不如 我。’”
再如，治平元年(1064年)章惇任满，离任时访苏同游，有《游终南题名》日：
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与苏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漠陂，渔于苏君旦之园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阁，惇独至白阁废寺，还复宿草堂。间过高观，题名潭东石上。且将宿白塔，登南五台与太一湫，道华严。趋长安，别二君，而惇独来也。
两人中期的友谊
宋神宗即位后，因内有民乱，外有强敌，北宋内部弊端百出，一时陷入困境。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宋神宗决定改革。章惇就是在这时被推荐给变法主将王安石的，自此一生追随。
但是，由于此时把握朝政的是保守派势力盛，随着新旧两党的争斗越演越烈，不久王安石就被迫“退让”，章惇开始得以扶摇直上，成为变法派里的“顶梁支柱”，但他基本上还是在外地任职，还没接触变法核心。
熙宁末，时任三司使的章惇以中丞邓绾论而出知湖州，当时苏轼调任徐州，章惇赴任时路过徐州，两人相聚。分别时，苏轼作诗慰藉章惇。其《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诗曰：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绛阙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
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君好炉火而饵茯苓。）
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
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分外荣。
可见，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深陷“乌台诗案”，王珪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身处新党阵营的章惇不怕受牵连，为他力争。周紫芝《太仓梯米集》载：“余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
叶梦得《石林诗话》载：
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 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时相，王珪也。)
此外，除《续资治通鉴长编》外，王巩《闻见近录》也载苏轼被贬黄州后，神宗要起用他，王珪进言退朝后，章惇质问他“相公乃欲覆 人家耶?”王珪说：“舒亶言尔。” 章惇讽刺他：“亶之唾亦可食乎?”
神宗去世后，继位的哲宗年幼，坚决反对变法的高宣太后把持朝政，就这样，主张变法的改革派遭到清算，章惇也被贬至汝州任知州。
自此，章惇与旧派结下了不解之仇。《宋史》载：自章惇出知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
直到元佑八年（1093年），高宣太后去世，亲政的哲宗倾向于变法。于是，曾经的变法骨干章惇，立即被调回京城，并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长期受到压制的章惇采取极端措施报复元佑党人，也与反变法派士大夫决裂，同年好友苏轼的友谊也就走到尽头了。虽然苏轼没有直接参与弹劾章惇，但两人的立场不一样了，也没有像当初章惇援助他那样出手相助，而苏辙还直接弹劾章惇，二人的友谊荡然无存。
章惇恢复官职后，曾被废除的免疫法、保甲法、青苗法开始逐步恢复，改革开始显现成效，国家赋税政收入逐年大增长，府库钱粮充裕。见国内安定，章惇果断出击西夏，一举击溃对方五十万大军，取得平夏城大捷和天都山大捷，收复西夏首都门户天都山，西夏被迫向大宋求和。北宋对西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
据《宋史》载：居相位的章惇，“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苏轼兄弟也在其中。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儋州。直到徽宗即位后才得以大赦。苏辙也被贬至汝州、袁州、南京、筠州等地，直到绍圣四年(1097年)，再被授予化州别驾，在雷州安家。
尽管苏轼兄弟被贬那么远，章惇仍然经常刁难。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联谑之意。”
两人晚期的友谊
在惠州期间，由于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加上寄情山水，心情也开朗不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他开始筹资修建自己的房屋，“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将家小也迁到惠州。
高兴之余，他写下了《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条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谁知，却有人将《纵笔》上呈朝廷。身居相位的章惇看到此诗后，阴险地说“苏子瞻尚尔快活。”
于是，他一手操纵，在哲宗绍圣四年(1097)将苏轼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将苏轼由惠贬儋。这时的苏轼已经六十二岁了。
苏东坡到达儋耳，察访使董必按照章惇的命令，将苏轼从住房逐出，苏轼不得不在槟榔林中露宿。最后还是友人和学生的帮助，苏轼才购买土地，建了五间瓦房，名之为“槟榔庵”。
然而随着宋哲宗的去世，北宋的辉煌盛世也就此戛然而止了。由于章惇之前曾反对立端王赵佶为帝，所以在宋徽宗赵佶继位后，章惇就遭到了清算，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后又被移为湖州团练副使，最终逝世于贬所，享年七十岁。而在章惇死后二十年，北宋王朝也随之而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