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7时，武昌新军爆发起义，举国震惊。
七天后，湖北军政府门前高筑祭坛，坛上摆着庄严肃穆黄帝轩辕氏的灵位，正在举行祭黄帝仪盛典。灵位前设香案，案上列有陈玄酒，两侧立着旗帜，一派热闹景象。而此时的黎元洪，正跪读祝文，然后三军鸣枪，全体跪拜，三呼万岁。盛典过后，黎元洪开始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之职。
在此之前，黎元洪还是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旅长），起义当天，他就是从所隶属的第四十一标（团）第三营营房中逃跑的。当时黎元洪十分害怕起义士兵前来兴师问罪，于是不敢待在家里，立即换了一身便衣到处躲藏，满脑子想着如何混出城去。
湖北起义成功后，但群龙无首，于是革命党人急需推荐一位众望所归的革命中坚人物担任新政权首领。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起义军却推出一直视革命为谋反的旧军官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即使是这样，黎元洪还不买革命党人的帐，据说当年革命党人将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推上都督宝座的轶闻，一直在民间流传。
为此，黎元洪还被称为“床下都督”。
不过后世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黎元洪并不是“床下都督”，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此事最早刊登在《震旦民报》上的一篇题为《床下英雄传》的小说，作者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蔡寄鸥。下面摘录其中关键一小段：
众兵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床的掀床，拉人的拉人，将黎从床底下拖了出来。
自此，“床下都督”这一离奇故事，恰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猎奇的心理，于是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这是小说，尽管以真名实姓、真实的时代背景出现，也难以形成史料。当时的《群报》就有人撰文反驳，说此事是无稽之谈。
别急，我们再来看看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功臣甘绩熙的记载。1886年，甘绩熙出生在团堡镇的一个书香家庭，少时勤奋好学，看到国家危亡，民不聊生，甘绩熙于1907年投笔从戎，1911年与革命党人一道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起义过程中，甘绩熙参与和指挥战斗，浴血奋战20余次，为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在著作《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中记载：“先是二十日天明时，李君翊东取军械出，见黎元洪与其执事官王安澜被兵士多人围于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挟至此者。或谓自黎之某参谋家挟至此者。”
可见，甘绩熙也给出了两个答案，对于“床下都督”说法，他是引用别人说的。
尽管不能确定“黎元洪从床下被拉出来当都督”，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起义军士兵找到他并让他当都督时，他肯定是不愿意干的。
这其中的缘由，不仅仅是黎元洪当时杀了革命党人，是与革命为敌的那么简单。
大家可以想一下，尽管当时武昌起义成功了，但是从全国形势来看，可以说是一点小火星。之后的发展形势怎么样，很难有人说得清楚。假如胜利了，他黎元洪就是首功之臣；如果失败了，那只有掉脑袋了，说不定还会被诛九族。
那么当时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另一个参与者--章裕昆的记录，因为现在很多史学家在对待此事时，都引用他的记载，并认为这很接近历史真相。
章裕昆，1889年生于湖南宁乡。1907年起在新军中参与发起组织了“军队同盟会”、“群志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军队革命组织，为武昌起义积蓄力量。他在《文学社运动纪实》中就记载了，在起义者成立湖北军政府，要推举一个有名望的人当都督时，就推选了黎元洪，“拥黎议决后，阙龙等即赴混成协司令部觅黎不见，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在内默坐，阙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后营门，旋又出，疾行至黄土坡，复绕道至楚望台。”
此外，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相当于秘书）胡祖舜对于此事也有相关记录。他在著作《武昌开国实录》中记录：黎之马弁忽肩负皮箱二口，由此跟踪，知黎匿居其参谋黄土坡刘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计”，坚决拒绝。最后，“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
两人的记载都没有“床下都督”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