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包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出自那个时代。
少年司马光“砸缸救友”一石震动京洛，成为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小童星。如果说司马光砸缸反映出他不拘泥于形式和经验的“智”，那么，他卖马的典故则反映出他的“诚”。由于幼年时父亲的言传声教，司马光的诚实为世人所称颂，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后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身材高大，性情温顺，看起来很有精神。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卖马时一定要告诉买主。”管家不以为然：“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对管家说：“钱是小事，名声事大。做人必须要讲诚信，如果贪小利而失诚信，损失之大将无法估量。”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诚实、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历史上，于孔孟之后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
司马光曾多次建议朝廷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并且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主张朝廷勤俭节约，但是他的谏言并没有被采纳，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赏赐群臣，司马光把自己获得的近千缗赏赐交给谏院作为公费。就是这样一个谦谦君子，为何后来被称为反对变革的保守派？
神宗继位后，雄心勃勃，立志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便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变法自熙宁二年开始，至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称熙宁变法。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好朋友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朝堂之上也能吵得面红耳赤。
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因为司马光“因循守旧”，其实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是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何谓青苗法？新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样做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由于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除了青苗法，免役法和保马法等新法也都不同程度的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国富民贫。免役钱则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而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多起自断手腕的自残行为。就连民生大计的农田水利法，也因为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新法甚至引发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
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不是改革与反对改革之争，而是改革方法与可行性之争。“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宋哲宗即位之后，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以失败告终，根本的原因不是以司马光为代表保守派的反对，而是变法方向性的错误，新政以“敛财”为目的，实现增加政府收入，富国而不是富民。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几乎把整个社会各阶级、阶层都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形成“急政”、“苛政”，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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