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沃尔科特（William Wolcott） 死了并且升入天国。他的周围被陌生而永恒的黑暗所笼罩，他认识到，万物现在都逐渐变得光明起来。接着他被来自遥远的光流所照亮。他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王国，而且他成了那个王国的国王，他能辨出轮廓，看到从他身后射来眩目的光亮，他正在毫不费力变成一位伟大的神一般的人物。沃尔科特努力辨认着他自己的脸……。
随后他苏醒过来了。在医院的手术室内，用纤维性颤动机催动他，终于在最后可能的时刻使他复活了。实际上，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按照某些人关于死亡的定义，他确实死了。
医生和其他人提供大量证据表明，类似沃尔科特的经历，世界各地都有。这些临床死亡或接近死亡，不仅西方传统宗教的信徒，而且印度教和佛教信徒以及怀疑论者，都经历过主显节。
就我所知，这些经历也许正好是他们觉得好象是那么回事，而且是对从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那里采纳的这样一种令人迷惑的虔诚信念的维护。就个人而言，如果死后真的还有生命，我当然也会感到高兴。但我是一位科学家，所以，我还思考其它可能有的解释。
我们知道，类似的经历可以用产生幻觉的药剂进行诱发，通过交叉培育而形成确定的规律性。 体外感受可以用溶解的麻醉剂，例如，用克他命（Ketamine，2－（氧一氯苯） －2－［甲胺基〕环已酮）进行诱发。飞起来的幻觉通过阿托平和其他碱性颠茄制剂就能诱发，这些幻觉药分子可以从例如，曼陀罗花或大麻烟草中得到，它们被欧洲的巫婆和北美治病者（“郎中”）经常用来在宗教的麻痹中，感受到升腾和愉快的飞翔。 MDA（2，4－甲二氧基苯异丙胺）有助于诱导年岁的倒退，使人产生变得年青甚至回到幼年时期的感觉，而幼年时期的情况自己原以为完全忘掉了。 DMT（N－N－二甲基色胺）能使人产生视物显小病和视物显大病，即对世界的感觉分别地收缩或膨胀——有几分象爱丽丝的巧遇，她在小房子里顺从地读“吃我” 或“喝我”的教育。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能使人产生一种与宇宙合一的感觉，就象印度教信仰中婆罗门教徒与梵天同一一样。
那么，当印度教的神秘感受事先灌输给我们时，是否只需要200微克的LSD就能真的形成幻觉感呢？如果濒死危险或接近死亡，在克他命药物作用消除而从这种感受中复原的人总作出关于天国和上帝的相同说明，那么，在我们大脑的神经组织中硬灌输西方宗教以及东西宗教，就必定有这样一种感觉吗？
按照我的理解，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每个人都无例外地共同具有象那些起死回生的旅游者那样的感受：飞腾的感觉；从黑暗中突然出现光明；至少有时会觉得自己朦胧地成了一个英雄人物，沐浴在阑珊的灯火下。只有一种与这种描述相一致的共同感受：那就是【诞生】。
有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的医生。他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格罗夫在治疗精神病药物对病人的效果方面，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具有长期的科学经验。 他强调，鉴于LSD能被用来娱乐和美的享受，所以，这种药物能有其他的和更重要的效用，效用之一便是能正确回忆起胎儿（Perinatal）的感受。
他报告了大量的病人在经过了适当的训练之后，实际上不仅是回忆深藏着的感受而是重新感受很久以前的事情，并思考我们从服儿（Perinatal） 时期以来，那些所难以驾驭的不完全的记忆。事实上，这是一种共有的LSD的感受，决不只限于格罗夫的病人。
格罗夫把胎儿时期分为四个阶段，这是他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揭示出来的。
第一阶段是，婴儿在子宫内天赋的自足、无忧无虑，处于小小的、黑暗而又温暖的宇宙之中心。
这个宇宙是一个在羊膜液囊内的宇宙。在子宫内，胎儿似乎感受着某些东西，非常接近于弗洛伊德描述为宗教情感来源的大海似的狂喜。当然，胎儿恰好在出生前活动，它可能与刚出生后一样活泼，甚至更活泼一些。我们似乎不大可能偶然而不完全地记得这个伊甸园，那正是一个黄金岁月，那时每种需要，包括食物、氧气、取暖和废物处理，在他感知以前就得到了满足，这种需要是由设计得极好的生命支持系统自动提供的； 而在以后朦胧地回忆的年岁里， 就把这一过程描绘成“是与宇宙混为一体的”。
第二阶段，子宫开始收缩。用来固定羊膜液囊，作为稳定的子宫环境基础的子宫壁变得不固定了。
胎儿极度地受压缩。宇宙似乎震动了，一个良好的世界忽然转变成了一间宇宙刑讯室。收缩也许最后间歇数小时。随着时间的继续，收缩变得更剧烈了。要停止收缩是不可能的。胎儿不能有别的，而只能是这样的命运，一个他的宇宙以他为转移的无罪人，似乎经受了无穷的痛苦。这种严酷的经历谁都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胎儿头颅的损伤，这在他出生以后依然还很明显。当我能够理解到最终地冲刷掉这种痛苦痕迹的一种强烈动机时，可否强制地重新形成一层新的外表呢？格罗夫问道，这种朦胧而被抑制的经历，难道不会激起类似偏执狂那样的狂想，并解释我们人类那种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偶然偏爱，解释攻击者和受害者的一致性，解释对世界的毁灭竟视同儿戏那样津津有味，这意味着世界可能明天变成不可预言和不可靠的可怕吗？格罗夫发现第二阶段的回忆与潮汐波和地震有关联，表明子宫外泄与物理世界的相似性。
第三阶段，是出生过程的末了，这时孩子的头已透出子宫颈，即使双眼还紧闭着，他已感受到了“隧道”一端的光亮，也感觉到子宫世界的灿烂光辉了。
一个生活在全然黑暗中的人见到了光亮，这种感受必定是深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难以忘怀的。一当新生儿的眼睛有了低的朦胧的辨识力，就有了某个神明般的人物，被一圈光环围绕着他——就中有助产士或产科大夫或他的父亲。一阵剧烈的疼痛结束时，婴孩就从子宫宇宙中飞出来了，并向着光明和诸神升腾。
第四阶段，是刚出生不久，其时胎儿窒息已经消散，孩子被裹在毛毯里、或裹在襁褓中，逗笑和给他喂奶。
如果回忆是正确的话，对于一个根本没有别的经验的婴儿来说，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与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的对比，必定是非常深刻和显著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性，作为痛苦和至少是第一阶段娇嫩的假宇宙的统一之间的过渡，对孩子以后的世界观必定有着强烈的影响。
如果格罗夫所说的这一切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得问一问，为什么这些回忆是可能的；如果出生前经受了这么巨大的不幸，又为什么进化不选择反面的心理结果呢？有一些事情是新生儿必须做的。他们必须好好地吃奶；否则他们就活不下去。
总的说来，他们必须逗人喜爱，因为至少在人一生的前期，婴儿需要得到某种方式以更好的照顾。但新生的婴儿必须看作是他们环境的形象么？他们必须记得生前所经历的恐怖么？在何种意义上，他们的幸存具有价值？回答可能是赞成者多于反对者——或许失去了我们所完全适应的宇宙激励我们强有力地去改变世界并改善人类的环境。
倘若人类没有遭遇到出生的恐怖，那么人类那种奋发努力，探索精神，或许就不复存在了。
于脑容量的飞速提升，孩子出生的痛苦在他们的母亲那里尤其明显。看起来，我们的智能简直就是我们那种不幸的来源；但它也同时暗含着，我们的不幸乃是我们这个物种之所以有力量的源泉。
这些思想为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找到了解释。多数西方宗教向往肉体死亡后的永生；而东方宗教则鼓吹在死亡与【转生轮回】之中的超生体验。但二者都将 上天堂 和 顿悟 作为承诺，称人终将与宇宙合而为一，回到生命的第一阶段。
生即是死——因为婴儿离别了羊膜内的世界。但那些相信再生的信徒们（包括佛教徒）却主张，死便是生——这是由濒死体验发展而来的观点，因为这段记忆被认为是对出生时的回忆。
西方热衷于惩罚和赎罪，不就是使胎儿的第二阶段具有意义的二种针对性的努力吗？为某事——不论怎么不合理的罪，例如原罪——而受惩罚，不是比莫须有而受惩罚更好吗？
第三阶段看起来非常象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共同经历，它没有嵌入我们最早的记忆，并且在这些宗教主显节作为近死经历而偶然得到挽回。试图用这些术语理解其他令人疑惑的宗教动机，是很能吸引人的。在子宫内，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在第二阶段内，胎儿获得了在尔后的生活被叫作邪恶的、也许非常有意义的经验——接着就离开了子宫。这便迷人地接近于吃善与恶的智慧果，随后被从伊甸园中“驱逐了出来”。在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梵谛冈教皇小礼拜堂天花板上的著名油画中，上帝的手指不就是助产士的手指么？为什么洗礼，特别是全身浸入的洗礼，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再生呢？圣水是否是羊膜内液体的一种隐喻呢？洗礼和“再生”的整个概念不就经历了出生和神秘的宗教情感之间联系的明显公认吗？
我们要是研究一下地球上数千种宗教，我们就会对它们是那样的五花八门而留有深刻印象。它们中至少有一些似乎肤浅得令人惊异。在教义的细节上，相互一致的地方是罕见的。
在对待信仰原则方面，有着两种非常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有许多信仰者，他们往往轻信和字面上接受一种被承认的宗教，即便这种宗教有着内在的不一致或者与我们确切知道的关于外在世界或人类自身的知识有巨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苛刻的怀疑论者，他们发现全部宗教是一种思想贫乏得毫无意义的大杂烩。
有些人自以为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们甚至抵制考虑记录宗教经验神学大全。这些神秘的见识必定是有所指的。但所指的是什么？人类总的说是理智的和富有创造性，能良好地解决问题的。倘若宗教全是无稽之谈，那又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信宗教呢？
当然，官僚政治的宗教，在全部人类历史上，都与世俗的权力结成联盟，并且经常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灌输信念的利益服务。在印度，当婆罗门希望保持不与奴隶接触时，他们就提供神的证明。白种人使用同样为自己服务的论证，这些白种人把他们自己描写成基督教徒，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支持对美国南部黑人的奴役。古代希伯来人，在他们有时光顾无辜的人民时肆意杀戮和劫掠，但却援引上帝的御旨和怂恿。中世纪教会赋予那些人死后以光辉灿烂生命的希望，从而鞭策他们满足于低微而穷途潦倒的地位。这些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实际上包括了全世界的宗教。
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寡头政治可以赞成宗教，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宗教为压迫辩护——例如柏拉图是一位焚书的热诚倡导者，在他的《共和国》中就为压迫作辩护。但是，为什么受压迫与这些神权政治说教如此急切地并肩而行呢？
宗教思想的普遍接受，在我看来，可能只是因为在它们中间有某种与我们自己的知识共鸣的东西——某种深刻而令人沉思的东西；每个人都把某种东西看作我们人类的中心。按我看。这共同的线索是【出生】。
宗教基本上是神秘的，神是不可思议的，诉诸的教义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我认为，迟钝的知觉和含糊的预见是能为新生儿所能想象的最好东西。
我想，宗教经验的神秘核心，既不在字面上真、也不在邪恶上有意地错。当它力图与我们最早和最深刻的生活经验保持接触时，我们宁可说它是一种勇敢精神。宗教教义基本上是鱼龙混杂的，因为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对出生事件有着陈述一致说明所必需的回忆和复述的技巧。所有成功的宗教，其核心似乎都陈述不清，或许甚至只是对生前感受的无意识共鸣而已。
对宗教信仰作理性主义说明的企图，一直受到有力的抵制。伏尔泰（Voltaire）曾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将不得不发明他，并咒骂那些否定上帝的论调。弗洛伊德指出，上帝这位仁慈的家长，部分地只是当我们是孩子时，我们那些有着父亲感觉的成年人的表情达意罢了；他把他论宗教的书叫《幻觉的未来》。
为什么在宗教中合理的论述和推理论证，竟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呢？我想，这部分地由于虽然我们生前的共同感受是真实的，但难以准确地回忆它。不过，我以为还有另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对死的恐惧】。
人类和我们的直接祖先以及旁系亲族，例如，安尼德塔人，都可能是在这个行星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不可避免的末日的第一批有机体。我们会死，我们惧怕死。这种惧怕是世界性的，也是超文化的。它可能具有重要的生存价值。
那些希望晚死或不死的人，能够改善世界，化险为夷，使后来的孩子们过好日子，创造出为孩子们永志不忘的伟大工作。那些提出宗教是合理的和怀疑论论述的人，被认为是向对人类恐惧死亡依然还有广泛解决余地的观点的挑战，他们假设人的肉体死了以后尚有灵魂活着。由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强烈希望不死，迫使我们对那些提示出死便是末日的人很不合意；对那些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和灵魂都不会活着的人不满。但灵魂假设和上帝假设是可区分的；事实上，有一些人类文化，其中无需别种文化而能找到一种文化。总之，我们并不能因为拒绝考虑使我们害怕的种种思想而推进人类的理想。
那些怀疑上帝假设和灵魂假设的人们，决不都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中有的确信上帝不存在，有的则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反对上帝的存在。因为可以把时间、地点和终极因都归结为上帝，所以，我们更有必要知道大量关于宇宙的知识，而不必我们在现在就确信没有这样的上帝存在。
批评是否不应适用于宗教教义呢？当然我的回答是应该适用的。宗教自由，是美国赖以创立的基石之一，对于自由探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免除对宗教本身进行批评或再行解释。
“问题”（question）和“探索” （quest）这两个词是同源词。只有通过探究，我们才能发现真理。我并不坚持认为，宗教和生前经验之间的这些联系是正确的或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有许多至少内含在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和精神病学的心理分析学派， 尤其是奥托·兰克（Otto Rank）、桑多儿·费伦克兹（San－dor Ferenczi）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WJ思想中。但他们的考虑是有价值的。
节选自《布罗卡的脑》第25章《羊膜内的宇宙》，内容有删节。整理人：天罚 首发：博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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