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冢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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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时候，湖南提督杨芳被派去广州打仗，发现一例怪事：英国的军舰在水里颠簸，炮也颠簸，却打得稳准狠，觉得这是邪术。邪术的敌人是更大的邪术。杨芳决定用最“脏”的东西，除了在广州城征集马桶，还征集了女性用的月经带，英军下次来，把马桶和月经带扎在竹排子上放出去，等着对方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对付洋人时，也用了类似的“阴门阵”。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阿长就说：“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里面的长毛，就是太平军。
这种邪术源远流长。明朝时传教士把火炮传入中国，农民造反时见到火炮很困惑，觉得这是邪术，决定用最“脏”的东西：妇女生殖器。就抓来一些妇女，扒光衣服，对着敌人火炮，当时的土炮不像英军大炮一样稳准狠，经常哑火，他们觉得，这是邪术在显灵。
有人说，“打炮”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对月经的歧视，不仅限于东方。罗马帝国时期，柏拉图学派的希腊女数学家希帕提亚，一生清心少欲，醉心于数学之美，但因容颜姣好，仰慕者众多，这位女神就将月经用的布条扔向他们，让不少人仓皇而逃。
现代文明降临前，月经普遍被视作“不洁”。
清华大学的吴强先生在《卫生巾的政治：一项女性用品的技术演变》中认为原因有二：1，《圣经》里，夏娃偷吃禁果后有了月经，人们觉得月经是上帝对夏娃的惩罚，上帝要惩罚所有女性，就让女性都来月经，经血是罪恶的象征；2，女性月经前几天会有乳房胀痛，性欲高涨等反应，传统男权社会，女性性欲受到歧视，经血也就被当成不洁之物。
很多时候，人类主流观念，都比你想象中要肮脏。
而换个角度，夹杂在观念的流变中，女性月经用品的发展史，就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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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用草木，动物皮，毛巾，棉花，布条等自制用品，卫生巾的出现是很晚近的事情。
根据吴强先生考证：中世纪，贫穷的女性月经没有任何措施，让经血任意流淌，穿上一条红裙子，身上藏一些大蒜，就是仅有的体面。也有女性用布条自己做一条带子，既不贴身也没弹性，走在街上，很容易掉下来。
另外，大部分中世纪女性营养不良，经期不稳，绝经较早，对卫生巾的需求也并不大。
还是到了工业革命后，随着人类健康水平整体进步，欧美女性的月经周期正常了。而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提升，让月经期女性踏出家门的机会陡增，肮脏的破布也由棉花和纱布等舒适的材料替代。
现代卫生巾的真正开端是在20世纪初。一战期间，英法战地医院的女护士们发现可以用纱布和绷带制成卫生巾，她们开始零星出售自制的卫生巾。慢慢地，欧美女性的卫生用品观念发生改变，高洁丝等大众卫生巾品牌也相继出现。
然而20世纪初，现代文明之火尚未照耀每一个人，当卫生巾这种“敏感”产品诞生，有人看到光明，自有人窥视暗面。
吴强先生介绍道：当时并非所有女性都将卫生巾视作解脱，很多人不习惯用它触及自己的私密处；医学界的保守派则担心，卫生巾会通过摩擦阴蒂刺激女性性欲。
而相比卫生巾，他们觉得，吸水能力更强的卫生棉条，是“副作用”更大的洪水猛兽。
1929年，来自丹佛的医生哈斯，用两个硬纸管和被压缩成棉条的棉绒，制作出了可塞入阴道的经期用品。三年后，他以32000美元的价格将专利卖给丹碧丝公司（Tampax），后者用缝纫机和空气压缩机做出了一批棉条。
内置在阴道深处，不影响衣着和运动，远超卫生巾的舒适体验，让卫生棉条成为女性身体解放的一次飞跃。
尽管卫道士们担心它会改变女性接触阴道的观念，唤醒女性的性意识，但这已不再是中世纪，在“用户体验”面前，卫道士的喃喃唇语并未阻止卫生棉条的市场扩张。二战结束时，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女性在使用丹碧斯，而战后的繁荣和性解放运动，继续加剧卫生棉条的扩张。
扩张到今天，欧美国家使用卫生棉条的女性比例已高达80%。
2015年，英国甚至发生过一次给卫生棉条免税的请愿活动，很快汇集了12万5千的签名，惊动了前首相卡梅伦。卡梅伦打了官腔：“有些增值税很容易改变，但有些项目涉及到某些产品必须在欧盟的法律框架内执行，我们暂时找不到答案。”
如今英国脱欧，首相换届，不知卫生棉条的价格有没有下降。
3
以上都是西方的故事。
自从1982年日本瑞光株式会社在中国投放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开始，中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女性卫生护理用品市场。
去年一整年，中国女性大概用掉了近千亿个卫生巾——然而，尽管不乏卫生棉条的科普文章，但使用卫生棉条的中国女性仅有2%。
1983年——中国妇女接触到卫生巾的第二年，第一个登上太空的美国女宇航员萨丽·莱德在上天前，NASA工程师问她：“100个Tampax（丹碧丝）够不够啊？”这100个卫生棉条成为人类第一次带上太空的女性卫生用品。
美国第一位女航天员莎莉·莱德
33年后的奥运会上，傅园慧一句“我昨天来例假了”引发热议。西方媒体盛赞她打破生理期话题禁忌，推动性别平等，听得小姑娘一脸懵逼。东方网友表示不解，“例假也能游泳？”
有姑娘更不解：原来你们丫真没听说过卫生棉条。
这当然不只是个人偏好问题。除了贫困地区，至少在过去几十年，卫生棉条普及率低的地区，约等于女性地位较低的地区。
大象公会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卫生棉条等象征女性身体自由的产品在男权社会中自然处于边缘，独立性不足使得东亚女性在户外活动上远不像西方女性那样对卫生用品有更高的要求。”
人类就是这样荒诞，只不过一个外部吸血，一个内部吸血，却成为性别平等的分野。
4
今年1月，宝洁宣布丹碧丝（Tampax）重回中国市场。
它之前来过两次，都败了。
1989年，丹碧丝第一次来到中国，为了教育市场，做了不少广告。
也在同一年，李银河做过一个调查，说当时只有6.4％的人有过婚外恋。人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可真保守，建议女性换一种卫生用品并不现实。丹碧丝最终退出中国。
十年之后，1999年，被保洁收购了的丹碧丝在南京悄悄上架，但一年后又再次退出。
有人事后总结，这是由于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型国家，那时候的中国还处于从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迈进，且缺少更多社会身份认同工具的过程里。人们不像现在消费升级中那般“悦己”，而是更愿将钱花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
也许吧，但卫生棉条的水土不服，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大象公会曾在上述文章中写道：“东亚地区的日本（日本这个特别讲求日用品体验的社会，对卫生巾能有无穷微小改进，却不能大规模普及卫生棉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卫生巾依然占据市场主流。上述地区的经期女性人均年卫生棉条销售量都在25只以下，而一个使用卫生棉条的女性在一年中正常使用至少要用掉100只以上，说明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不用卫生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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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卫生棉条的排斥上，中国尤其明显。为何如此？
处女情结是避不开的话题。
特朗普的上台至少证明一件事：对外的政治正确与对内的个人选择，从来都是两件事。
没人承认自己有处女情结，但谁都知道，处女情结的社会压力仍然存在（更何况隔三差五，中华女德就会借尸还魂）。虽然卫生棉条直径小于处女膜开口大小，根本不会破坏处女膜，但处女膜孔（处女膜不是一张“膜”）的形状大小因人而异（据说还有筛子状），凡事总有概率，没人敢打保票。
关于这个，网上有太多科普贴，在此不表。
90年代的Tampax广告：你还会是处女么？
当然，常识是，非处女永远比处女多，为什么已婚女性也对卫生棉条敬而远之？
最常解释是惯性。在中国，初潮降临前，无数少女对此一无所知，妈妈告诉女儿别惊慌，然后递来一个叫卫生巾的东西，然后沿用到绝经那一天，这就是大多数女性的姨妈人生。
但这个解释不具备说服力，如果惯性这么强大，为什么人们在用苹果而不是塞班？
一定有用户体验之外的原因。
答案很可能是：旁观者对卫生棉条的戏谑，会让女性感到极其不适。
棉条与卫生巾用途一样，但你周围一定有这种人，聊起卫生棉条，由于“插入”这个动作本身，会被他们赋予一种荒诞的性暗示。
在讨论卫生棉条的实用帖下面，总有这种留言：“一定很爽吧”“有没有快感啊”“可以每天换男朋友啊”“肯定不是处女了吧”……透过这些留言的ID，你会依稀闻到一股末流大学男生宿舍的味道，隐约看到黏黏的键盘和手纸。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这段话2017年也没过时。
异样的目光，不仅来自异性。就像知乎上一位姑娘所言：当你满心欢喜，向朋友安利卫生棉条时，一个好友圈只要蹦出一个卫道士姑娘，就会在假装欢愉的气氛中，将舆论导向：“咦，你好恶心啊”。
心理承受力低，自我没那么大的姑娘，就会重新换上卫生巾，从此倒向更“正确”的一方。
那么，一切会改变么？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相信男性会对“阴道”“月经”这种词完全脱敏，更无心将卫生棉条上升到“女权主义”甚至“妇女解放”的高度。
写这篇文章理由很简单。月经，就是一次受孕准备的失败，它通常都令人不适，如今卫生棉条能让你更自由，不妨试试。
社会界限内，取悦自己，随心所欲，永远是对的。
琦殿老师说的好：“拖着那根体外的绳子走来走去，好似长出一根孱弱修长的鸡鸡；把润透的棉条从体内拔出的那一刹那，就如同自己是一瓶红酒，被活生生崩开了木塞，酣畅淋漓。”
鬼冢猫/文（公众号：鬼冢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