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男生的闲鱼江湖——年轻人如何寻找新生活方式

1970年,西方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的消费被符号所操控。通过对符号的消费,人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现出来,使自己与他人不同,实现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区分的目标。

当阿里让“双十一”为代表的消费节日大杀四方,让消费成为一场无意识的狂欢之时,这家崇尚消费主义的巨头似乎又在通过另一种方式修正消费主义的悖论。

(波德里亚简介)

闲鱼负责人谌伟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租房、知识分享、闲置交易一起正在成为闲鱼未来发展的三驾马车。外人看来,闲鱼只是一个二手交易平台。但对于在闲鱼上“生活”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他们满足需求、维系兴趣的最佳工具,也是释放压力、探寻内心的一条幽径。某种意义上看,闲鱼代表了这一群体对消费符号的某种自省和反思。

这是商品交易中诞生的兴趣社区,也是年轻人寻找新潮生活方式的江湖。

交流“闲置”是一种生活方式

段修野是山东济宁学院的一名舞蹈专业的大四学生。身为95后的他个性鲜明而又张扬。上高中时,他成绩不好,高三第二次模拟考数学得了1分,选择题一道没蒙对,恼羞成怒后,他支支吾吾问父母多要了一些钱,躲着家里人偷偷去了舞蹈房走上艺考的道路。他报了一个离家最近的大学,被录取之后才告诉父母,他选的是舞蹈专业。

这个特立独行的男生在消费观上同样让身边人出乎意料。大一那年,父母给了他一万块用作学费和生活费。他拿着这笔钱去北京旅游,一方面大手大脚挥霍,另一方面旅途中被骗,到头来一万块所剩无几。

东拼西凑借钱渡过难关之后,他不好意思再问家里要钱,勒紧裤腰带拮据度日——每月生活费只有五六百块。生活所迫,但依旧渴望物质欲望的他靠“买二手衣服”来满足自己。

记者到“现在的学生党都不缺衣服,为什么会选择二手”时,话音未落,段修野反驳道,“缺!没什么衣服穿,家里人也没给我买过。”

“买二手”是需要勇气的。他一开始其实对此存在心理障碍,但偶然发现专业课老师穿着一条淘来的二手牛仔裤,他从此释然。在日本,“二手”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古着”,闲鱼上的“二手”则代表着一种闲置交流,一种年轻的生活方式。

(段修野的闲鱼ID)

段修野还清楚的记得,他从闲鱼上买来的第一件物品是一条时髦的裤子,只花了60块,上面有五颜六色的口袋。这条裤子很“扎眼”,班上同学看到后都问他是在哪儿买来的。他当回答说,“闲鱼买来的,你们买不到。”同学只是略表遗憾,甚至还有些羡慕。

这对段修野触动很深,因为他穿二手服装后,同学的反应并没有他事先想的那么激烈,也丝毫没有引发任何社交烦恼,甚至还让他有些“小得瑟”。

同学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女朋友的却没那么友好。当他把这件事“得瑟”给女朋友听时,女朋友回问道,“你还好意思说?”不过,段修野依旧是我行我素,在二手路上越走越远,一段时间甚至从上到下全套衣物全是“二手货”。

在女朋友看来,买二手有点丢人,尤其是衣物这种贴身的物品,细菌多、不卫生。为此,女朋友甚至不愿意和他同路走,讽刺他“不能穷成这样!”

但段修野并不这么看,在他的观念中,过去他觉得赚钱不易生活拮据,所以被迫只能买“二手货”,但现在“买二手”其实更像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简单、节约,少即是多,因为很多东西没必要浪费,也没必要占有。

后来段修野课余做舞蹈老师,能获得超过大多数同龄人的收入后,也依然痴迷其中。他的手机、长焦相机都是从闲鱼上买来的,他甚至申请成了济宁学院鱼塘的塘主。

“鱼塘”是闲鱼上的社区,社区根据地理位置或者兴趣爱好进行划分。每个鱼塘都会有一个“塘主”。“塘主”负责社区的运营管理,他可以组织线下聚会,也是“鱼塘”的裁判员,处理“鱼塘”里那些破坏信任关系的人或事,让“鱼塘”健康运转。

2016年3月,阿里曾经在杭州举办过一场“塘主大会”,把全国各地的优秀塘主请到杭州讨论闲鱼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当时段修野正是被邀请的“塘主”之一。

(作为济宁学院鱼塘塘主,段修野举办线下跳蚤市场)

当和家人、同学、女朋友说起要去杭州参会时,他们一致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在女朋友看来,“没见过天天买二手货还能被阿里请去开大会的。”父母甚至认为,段修野被传销洗了脑,要和他老师沟通。

在经过和父母、老师的反复协商后,段修野请了四天假,第一次坐上飞机去了杭州。这次“塘主大会”之行对同学、女朋友触动很大。尤其是女朋友,从此不再反对他买二手物品,甚至生活中的闲置物品也交给他放到闲鱼上处理。

“塘主大会”结束后,段修野回到学校,他身上穿着“塘主大会”上送的闲鱼文化衫,大摇大摆地在学校里得瑟。鲜黄色的文化衫写着“闲鱼塘主”四个大字,引人注目的衣服和他得意的表情引得周遭同学都在围观。

“我是个有个性的人,就喜欢跟别人不一样”,面对围观,段修野很开心,“买卖过程中能遇到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事。”他甚至觉得,买“二手货”也是一种个性,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脑洞大内心系多的圆梦电影

Guacha和段修野一样,也是一名95后。这是一位在上海大学就读的大二学生。如果说段修野走上二手之路还是因为生活所迫,Guacha则全因“长草中毒”。

“长草中毒”全因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如何优雅地使用黑莓?身为数码发烧友,Guacha对黑莓手机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痴迷。黑莓Q10刚刚推出时,在数码圈轰动一时,这是采用了BlackBerry传统风格的QWERTY全键盘,也是黑莓进入智能机时代的第一款全键盘手机。

2015年Guacha花费900元在淘宝上买来了一台黑莓Q10,作为主力机使用。不过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款手机严重脱离自己的实际需求。应用生态严重缺乏、全键盘输入效率低下等一系列水土不服的问题让Guacha不胜烦恼。事实上这也是黑莓粉丝们在使用黑莓时的通病——因为信仰而坚持蹩脚的用户体验。

新鲜感流失后, Guacha选择在闲鱼上出手这款手机。Guacha回忆,当时的买家有不少。在Guacha眼中,闲鱼是一个很能展现人性的地方,人们斤斤计较地议价。但这种议价有时候可能确实是缺钱,有时候则纯属较劲甚至是为了多和陌生人说几句话。在讨价还价中可以窥见人世百态。

一个买家就职于电信运营商。这位工作党一看就是个数码圈的“老司机”,他对数码产品特别了解,一开始就问这款黑莓的来源。

Guacha心中清楚,淘宝上购买的黑莓手机往往会被数码圈内默认为品相较差的翻新机,他的黑莓一定卖不出高价。这位“老司机”恰恰是借着产品来源问题做文章。还不断和他套近乎,谈论数码领域的问题。两个人兴趣相投,相见恨晚。“老司机”不断展现出对产品的了解,以及对黑莓的情怀。哭诉自己工资太低,甚至还以“业内人士”的身份告诉他,今后可以把知道的“数码行业内幕”透露给他。

“老司机”费尽心机目的只有一个:压价。但这对Guacha很受用。因为他一直坚持一个理念,自己用过的东西该卖给懂它的人,因为这里面承载了自己的故事。他甚至觉得,哪怕价钱低一些也无所谓,因为这是在“圆别人一个梦想”。

说到“圆梦”这个词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想起了自己的年少之时。他当时痴迷于掌上电脑、PSP游戏机等一系列数码电子产品,总觉得小小的四方屏幕中藏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值得花很长时间去探索。六年级那年暑假,家人给他买了一个华硕EPC,初三毕业那年暑假,他还获得了一个iPad2。这些电子产品和假期、自由这些关键元素结合在一起时,很容易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寄托。

面对闲鱼,Guacha总有着一套丰富的“内心戏”。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闲鱼上卖东西是一种怎样的体验?Guacha以“乎微”为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那种感觉就像玩生存游戏,杀个怪掉好多东西,在这里你就好像切入了他人生活的一部分,读到他们的茶盐酱醋,他们的在他人的挣扎当中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想着如果当年自己买东西的卖家像现在自己一样,会不会心一软就圆了别人一个梦想……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如看了一部纪实电影,或是通关了游戏,看到制作人员时那种近乎虚脱的快意,就如整个人生。然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章节,只是往他人名为现实的幕布中瞥了一眼,然后继续在自己的黑暗当中前行。

不仅仅是交易过程像是一部纪实电影,在决定把一件旧物挂在闲鱼上卖掉,编辑商品时的过程同样如此。Guacha在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中第二次回忆起了他的iPad2时说到,当年这件产品给年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至今能够会想起拿到这个产品时的悸动——他坐在父亲的车里,沐浴着夏天的阳光,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玩着自己喜欢的游戏。

多年以后,重新拿起iPad2时,看着iOS还是拟物化时代的logo,分辨率极低的屏幕,他发现当年让他心动的一款产品如今竟只能给他带来糟糕的感受。但当他决定把它挂上闲鱼,给它认真拍照,认真编辑信息的时候,回忆起年少时的悸动,一阵阵失落感反倒涌上心头。

这种失落来源于割舍过去的一段时光,也源于当年那种消费快感的消逝——他不断购买想要的数码产品,满足消费欲望后再把它卖掉,这种反复买卖的过程中,新鲜感正在逐渐钝化,他再也无法回到当年那种悸动的感觉,他说,“以前一部iPad可以让我高兴一个月,但现在一部新iPhone只能让我在拆封时高兴一瞬间。”

“但是闲鱼给了我吃后悔药的机会”,在Guacha看来,闲鱼让他审视自我、克制欲望,看到自己和商品的故事,更关注生活中很多珍贵的瞬间。他时常在闲鱼上看到很多人把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艺标上99999999元的价格,每次看到这样的商品他总会给对方点个赞,“因为这里面藏着他的生活故事。”

从陌生人到忘年交

和前文中的两位95后截然不同,张涛今年33岁,就职于一家旅游地产公司。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闲鱼打字机鱼塘的塘主。

2011年淘宝刚刚推出二手交易功能,就读研究生的张涛就成了活跃的二手交易用户。张涛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为何要用淘宝二手——一切都是因为我是穷学生,能省则省。

随着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张涛使用二手平台的习惯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过去“能省则省”,后来则“少即是多”。2015年,张涛的孩子刚满三岁,婴儿车、婴儿床闲置。他选择在闲鱼上以“白菜价”出手这些杂物。处理掉这些物品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节省占用空间。

多年以前,逛淘宝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生活习惯,如今对于张涛而言,逛闲鱼同样是一种生活习惯。因为在闲鱼会发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个拓展自己的视野以及想象空间的地方。张涛举例,他总会在闲鱼上看到诸如二战望远镜、显微镜、留声机、胶片相机这样的复古产品,打字机同样也是如此。

(打字机鱼塘)

张涛回忆,当年他上小学时,国内还在用打字机教授拼音。但这一阶段转瞬既逝,随着计算机的迅速普及,打字机很快便被淘汰在历史的洪流中。打字机一开始在童年留下的记忆并不美好,因为它隐隐约约和学业压力挂钩,但在生活压力越来越重、工作节奏越来越快时候,回过头再看打字机,反倒能够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美感。他甚至谈到,他现在能够欣赏京剧,也喜欢小人书以及恐龙变形蛋这些沉淀了旧时光的复古事物。

打字机鱼塘的公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回到过去的时光机。张涛解读这句话说,“手机、平板这样的交互体验来的太虚拟了,回想起小时候玩我爸的胶片相机时,拨杆拨一下、快门闪一下,才能拍一张,虽然如今回头看会觉得它很拙劣,但那种操纵感却是今天的孩子无法体验的。”

对张涛而言,记忆是有温度的,“玩具”某种意义上看也是“教具”,里面承载了他童年的记忆也寄托了他对孩子的期望。张涛的孩子第一次见到打字机时非常兴奋,立马用自己的小手在打字机上胡乱敲打。虽然孩子不懂单词,但却沉醉其中。因为每一个按键都会带来强烈的反馈,到行时,还会响起“叮~”的声音。尤其是如今孩子上幼儿园正在学拼音,打字机也成为了他给孩子教授拼音的“教具”。

偶尔用打字机在手账纸上记录下一段鸡汤,或者是联合几个鱼塘好友在酒吧组织一场打字机的聚会,张涛对这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很满意。张涛甚至还通过闲鱼组织过一场寄送明信片的活动——人们可以把自己想对朋友、恋人说的话写下来,由他用打字机写好后邮寄出去。打字机打字时的手法总会显得很蹩脚,很多人不懂英文只是用拼音写下自己想说的话。张涛在记录这些文字的时候,甚至会脑补别人的故事,自己内心中也涌上阵阵感动。

闲鱼上通过爱好认识的人,总能带来异乎寻常的信任关系。

一天,张涛在闲鱼上收到了一大段留言。留言的是位高二女生,她想买下张涛的打字机,用于撰写小说,但手头拮据,这位女生很苦恼。张涛当时提,把打字机先寄给她,之后再“分期付款”。女生欣然接受。

不过,几天后女生反悔,并向张涛道歉称,父母反对她买这个“无用之物”,希望能够退货。

张涛并未恼火,反而决定让她先用打字机创作小说,等真正有人在闲鱼上下单时,由女生帮忙寄送即可。一段时间后,张涛联系女生要出售打字机。女生却告诉他,父母已经对这台机器已经产生了感情,支持她买下她所做的选择。

记者一再追问张涛,为何会对打字机以及诸多复古玩具如此痴迷时,张涛最终吐露心扉。孩子出生一年后,他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如行尸走肉一般,几乎对生活失去了感知和追求的能力,“用我们老大的话来说,人到中年,因为生活的压力,信任的危机,金钱和道德的混乱,人漂泊在外家庭系统支离破碎,人的兴趣爱好自然逐渐会倾注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上。”

张涛曾在朋友圈转发一篇名为《春游、赏樱及中产阶级焦虑》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国内的“中产阶级”认为玉渊潭公园、武汉大学无法真正欣赏纯正的樱花之美,为了体现身份认同和价值品味,决定前往日本赏樱花,但真正到了日本却发现,樱花树下一位和服女士柳眉一竖,用东北口音呛声问道:你瞅啥?!

在张涛看来,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存在着身份焦虑。但这种焦虑很多时候并不能靠“消费符号”来解决,有时候更多只能靠内心的自省来应对。

(张涛开设了一个名为types的公众号)

张涛曾在他在公众号“types”写下这样一段话:

打字机已不是OFFICE标配。它更多因为器物之美而存在。精美的东西慢慢把玩才有腔调,绝不可用来和电脑比拼效率。在现代社会享受这一过程,就如同单车骑行,如同阅览书信,亦如同静坐抚琴,分外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