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远古原始时代，权与势可以适度地推进社会发展；但在近代文明时代以来，权与势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当代出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观点）。
权与势互为滋养关系。权力滋养了势力，但势力与权力有如母与子，若即若离（古代社会否定人是独立个体，只具依附关系）。
在晚清史上，无数历史学者都指出了它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汉族官员开始崭露头角，替代专权者满族官员走上了权力巅峰。但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结语，所有史者几乎众口一词如下说。
有人说，肃顺看重汉官；有人说，恭亲王看重汉官；有人说，垂帘听政后的慈禧太后看重汉官。对历史现象有共识，但对“人”却产生了分歧，争相论证谁英明谁笨蛋？
这仍是古老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对人不对事”的一种思维习性。把个人因素放在思考的首位，忽略了社会制度和公众时势的造就，这虽不能责备这些个体史述者（讲历史故事的人），但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幼稚病（导致中国个体人“打倒”和“平反”的周期律行为惯性）。或可以这样定论，当时的时势逼迫清廷要员采取了相同策略。
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年来，清政权不可避免地滋养了汉族官员势力。假如乾纲独断的清廷权力可以决定势力，那么，决定势力的因素还有人多势众，而对于满汉人口比例的悬殊，正是清政府权力所无力决定的。也就是说，清朝二百年来，汉族官员的势力及影响力一直存在着，只是因为没有客观因素为它打开一个缺口去进入权力系统而已。而这个缺口，正是清廷权势系统之外的太平天国因素为它打开了。
从原始权力来源来说，专制源于个体无力与群体拼杀，即源于个体主观自卑所迸发来的力量。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叫板清廷，清廷中的有识之士说出了自卑的大实话。他们看到了势力的重要性，必须争取并依靠一直存在的那种势力。
于是，咸丰皇帝的红人肃顺说：咱们满人混蛋多（他得罪满人了）。他听取“南书房行走”（官职）的汉人进士郭嵩焘建议，政策偏向于湘军统帅曾国藩，并因“二不可以无”而刀下留人地救了后来的“柱石”左宗棠。
于是，垂帘听政以后的慈禧太后一改咸丰皇帝生前在权力任命上左右为难的态度，用人不疑地委任战场火线上的曾国藩“总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政，节制所有官员”。
于是，恭亲王和醇亲王在军工等洋务上必须依赖一线汉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门客幕僚“桃李满天下”。
于是，狼狈地“西狩”的慈禧太后委任保驾风光回銮、拥有唯一一支完整武卫右军的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武卫军统领荣禄为推荐人。武卫五军中的其它四支打散于八国联军入侵战中；袁在此军基础上又编练各镇新军。时运把历史偶然性的机会留给了袁世凯，即历史时运中总会有某一张三或李四脱颖而出）。
于是，傀儡光绪皇帝在受慈禧指令授证书（权力）给袁世凯的时候说：咱们满人多糊涂官，你要多加帮助他们。
于是，数十年遭遇外部打击的清廷终于想要痛改原有的权势局限观念（原有的八旗势力已颓废），培植自己的政府机器，即新军势力，却被这股势力把政权给剥夺了。
权力决定势力的史鉴终于出轨了。
依靠势力多凭直觉，而遏制势力却凭理性（或者说权谋）。清朝最后一代摄政王载沣企图遏制势力，如袁世凯势力，像前朝末代崇祯皇帝企望有所作为一样，但最终只能在那种势力面前“回家抱孩子”了。
种种此类历史现象，叫做顺势而为（顺势而为滋生了中国古代的命运观及冤假错案）。它不需要理智，只需要一点点小聪明（曾国藩对恭亲王正是“小聪明”评价），并在主观上期望左右逢源。顺势而为要一点点小聪明——现在心理学所谓的第六感觉（滋生了古老的感觉“人情社会”而非理性社会），也要一点点不作为。顺势是人性中的原始劣性；人优于处顺境而劣于处逆境。这就是中外历史学者们常常论证的官僚政治的惰性和惰政。
同案是，清末义和团运动高涨而失控的重要原因，正是缘于清廷为政顺势而为（默许并利用义和团——史论共识）甚或不作为的官僚政治习性。而由于这种“势”具有天然性、松散型、非组织约束性和无序性，因此便具有了“来得快、去得快”、“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本质特点，民间俗称“计划不如变化快”。晚清同例是，咸丰皇帝临终设立“八大臣辅政”制度而终久被辛酉政变所颠覆，是皇朝社会权力和势力更替的无法预测性和无序性的历史明证。顺势而为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在于前瞻性追求社会进步，而在于这一官僚机器能够始终如从前那样保持日常运作（故历代皇朝擅长于向后作比较）。
从更纵深角度上说，中国历史术语“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反映，中国历朝虽更替却传承，正是由持续不变的相同官僚体制顺势而为的惰政性质所决定。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没有一个新皇帝想过要把整个社会的价值制度推翻。过去自称奉天承运的统治者，甚至于外族的征服者——也许尤其是后者——都是维护社会的价值制度并遵守这一制度进行统治。”（基辛格甚至说：正是这一官僚制度沿用的需要，“才把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之本”）
“势力”是故往中国“法治”制度之外的一种控制力量。或可以说，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它才逐渐被纳入了“党派”的有序发展轨迹。
官僚政治的顺势而为惰政之说，与无数人传统的所谓在“国运”关头的“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激进”及所谓“持重老练”之说不同——历史上“急进”照样成功、“持重”仍然失败的实例不胜枚举（经济学称“风险大，收益也大”），即激进和持重之说不能成为“史鉴”；其实它只是权力与势力之间的关系，而两者无序性的一币两面，构成了中国历史封建王朝相生相养的周期律循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