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本该是最有潜力的又一汉高祖，但历史留给他的待遇却连项羽都不如，楚霸王虽然败亡却犹让人唏嘘不已，可袁绍未败则骂名早已著于史家之笔，成败偏见与正统史观淹没了后人判断真相的洞察力，这是司马迁与范晔的优劣之别。
在袁曹之争的胜败早已落下帷幕之后，史家留下了一段回忆：
初，袁绍与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史家或许是想借此突出魏武帝驾驭众豪杰的能力，这确实能让人联想到汉高祖，事实上曹操也多自比于刘邦，但如果摒弃事后之见，以常理人情度之，袁绍的选择与谋划才是最靠谱的。
当曹操趁袁绍之死北渡黄河扫灭二袁之后，随即离开许都，甚至离开其早期的大本营兖州，将自己未来的根据地设置在了冀州，没错，就是昔日袁绍谋划的那片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魏王府，事实上这片河北之地曾是光武帝得以龙飞的兵粮基地，由此可见，袁绍早期的战略谋划相当高明。
换成现代投资者的角度，你是更愿意相信有着实业规划蓝图的袁绍，还是情愿豪赌那位大言不渐“我善于随机应变”的曹操呢？
恐怕后者在审慎之人看来，多少都有点像是“空手套白狼”的股市估值者吧！
▲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东汉末年有一最为显著的现象，就是两汉之际那句隐藏着极大政治威力的谶言——“代汉者当涂高”——又悄然展现出挣拧的脸庞。
后世读史者由于没有当时那种环境氛围，难以感受到这句谶言曾给那些拼命逐鹿的群雄带来何种巨大的震憾，甚至可说是某种巨大的心理启示。
还记得那位“称帝毁终身”的袁术吗？对于他的称帝之举，一般是将其当作与董卓废立汉帝的疯狂之举进行比附，后人多评其愚蠢与不识时务，但袁术的一个举动却说明自己的称帝并非无的放矢的狂妄行为。
当袁术败局已定，已经处于不知所为的他，向其从兄袁绍建言“禄去汉室久矣！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谨归大命，君其兴之！”
在袁术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非但不是狂妄，反而是符合天意所归的受命之举，他坚信即便自己败了，但袁氏受命而王的前景不会改变，虽然袁绍曾与他有过节，但他对袁氏的天命归宿深信不疑。
袁术是被“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所误导吗？
如果从称帝之后时势的发展过程来看似乎是的，不过一些细节体现了少为人知的一面。
汉末除掉曹操、刘备、袁绍、刘表、公孙瓒、孙策、孙权这些头面人物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拥兵自重的小军阀，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不太知名的将帅的败亡过程，就会发现当他们被击溃之后，往往在败逃路上就会被部下或亲兵杀掉，提其人头投降到曾经的敌人麾下，既能免死又可改善自身待遇，在儒臣看来这明显属于叛臣之举，前有陈胜之车夫，后有隋炀帝之骁果，三国前期更是不胜枚举。
可袁术在几经惨败重挫之后，狼狈来回了几个回合，最后从容发病呕血而死，从这种结果来看，袁述阵营内部有一股支持其称帝合法性的力量，在他将称帝之举向群僚征求意见时，史家基于维护汉室正统而写下“群臣不敢言”，但对比袁绍以耿包劝其“应天人，称尊号”之意见咨询军府其它僚属时，随即遭到“僚属皆言耿包妖妄”的大规模反弹，可以推测出袁术的僚属即便不是全面，也是大部分默认其称帝是“应天人”了。
▲央视版《三国演义》剧照。袁术（？－199年），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袁绍之弟。初为虎贲中郎将。董卓进京后以袁术为后将军
当袁术的败讯与其遗终建言传到袁绍之处，同样引发了一场关于天命是否转移的政治风暴，这场风暴随即引发了袁绍挥师南下官渡的序幕。
主薄耿包建议袁绍称尊号，这里透露出两层意思：
一是不称尊号无以号令文武僚属，毕竟汉帝已经在曹操掌握之中；
二是袁绍确有应天承运的资格，连袁术都感受到谶言指向了自己、指向了袁氏，袁绍没有理由感受不到。
可结果是袁绍的军府僚属大部分不同意，为此袁绍只好杀耿包以自解，随后打算出兵许都。
谶言之争似乎是一面倒的情势，但其实幕后远没有那么简单。
由于袁氏最终的失败，郭图、审配给读史者的印象恐怕是妄人居多，但官渡战前他们与沮授的来回辩难，却真实流露出袁绍阵营内部对汉帝是否仍然拥有合法性这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当沮授苦口婆心劝阻袁绍莫要“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时，郭图、审配的反应却是“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
这种露骨的表达完全没将汉帝权威放在眼里，沮授很明显是想说汉帝在曹操手中，天子号令会给袁绍带来负面影响，而郭图的意思却像是在传达“哪有天子号令这回事，摆明只有袁公与曹贼”，将武王商纣分别对应袁曹，玄外之音一听即知。
以前多将郭图与沮授、田丰的争论放在军事战术层面进行对比，但如果细心感受双方辩论内容所处的当时环境氛围，就不难疏理出针对谶言的两股意识形态之争。
▲央视版《三国演义》剧照。袁绍（？－202年6月28日），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人。东汉末年军阀，汉末群雄之一。
像袁绍僚属这样纠结于称尊号与挟天子的，其实还有江东的孙权。
孙权初次与鲁肃对话时，明言“今汉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然后又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
当曹操大军顺江东下时，张昭仍然建议“曹公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赞成此议之人不在少数，致使孙权事后叹息能懂自己心意的唯数人而已。
这些事例表明江东政权同样受制于许都天子号令的可能，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其影响，但是像郭图、审配那样的人，在孙权幕府中也不少，鲁肃初见孙权就明言“汉室不可复兴”，紧接着就是如何建立江东王业的豪言，要知道这种话在汉末仍然属于大逆不道，耿包就因此被送上绝路，鲁肃如此直言不讳，比韩信向刘邦建言“东向与项王争天下”，需要更大的勇气。
周瑜在讨论孙权是否应该给曹操派遣质子，畅言“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丝毫不将曹操所挟的天子号令放上眼里。甘宁就更是露骨，一句“今汉祚日微”足以体现其无汉之心。
在史书的记载中，江东诸将的反汉思想，被史家做了无害化处理，让人觉得这些极具灵活性的策略是孙权得以立足江东的关键，而张昭这种慑服于汉家威令之人反倒不是主角，其实这是史家基于事后成见而有所倾向化，如果将鲁肃、周瑜、甘宁比作郭图、审配，将张昭比作袁绍麾下的众多幕僚，那么真相就完全清楚了，袁绍因之而一事无成，孙权因之而终成霸业。
以此再来看曹操当初作出迎汉帝于许都的策略，就会有更深的体会。
当曹操谋迎天子时，荀彧的一番言论让其幕府中再也没有反对者，曹操也顺势作出挟天子之举，如此迅速的行动力，除了展现其果断勇决之外，也表现出其阵营内部对汉帝合法性没有严重的分歧，“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几乎被忽略了。
谶言曾经深刻影响了袁术，接着纠缠着袁绍，其余威仍然震荡了孙权，却几乎不对曹操造成多大冲击，曹操处于这样的氛围环境，登众强之先踏出这一步，实属幸运。
▲央视版《三国演义》剧照。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了江东基业。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
袁绍纠结于两种意识形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挟天子的代价过高，曹操挟天子的成功容易让后人淡化他曾经面临的风险，反而更易忽略袁绍针对此事的复杂态度。
政治决策往往注重经验与成例，在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能搬上台面并拥有正面参考价值的，唯有齐桓公与楚霸王两例，但这两例都有特殊性。
齐桓公属于合法拥有疆域的诸侯，尊奉周王并不使自身权益受损，失败了还能保有齐国那一亩三分地；
项羽最终干掉了楚怀王，但刘邦也没有另立一位与项羽抗衡，原因在于楚怀王的权威并不覆盖到关中地区，他仅仅是各国的盟主，因而刘邦打楚怀王的旗号并未给他对抗项羽带来多少实惠，
新城董公高调呐喊为楚怀王复仇，可各路诸侯都是看时势行事的，刘邦彭城惨败后，列强纷纷与项羽结盟，哪里有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能？
站在袁绍的角度，最能引起他注意的就是董卓，还是个反面例子。
董卓一入洛阳就行废立之事，天子倒是挟持了，但诸侯可不听他号令，关东地区人人喊打，最后被迫迁都长安。看到董卓这种近乎沦落到过街老鼠的惨象，还能指望袁绍对“挟天子”有所心动吗？
再看汉廷应付挟天子者的方法，先是王允暗联吕布做掉了董卓，然后是杨彪拉拢郭汜以制衡李傕，坐看李郭两人火拼，最后火玩大了被迫东返，在奔向洛阳途中，董承联合曹操挤掉随军诸将，接着又是董承打算联合刘备谋杀曹操，朝廷一再旋展联弱击强的策略，
每位挟天子者都有被干掉的危险，曹操幸运才逃过劫难，汉廷也将自己彻底玩完，袁绍以史为镜，能不对此心凉吗？
▲央视版《三国演义》剧照。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东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凉州军阀。官至太师，封郿侯。原本屯兵凉州，于灵帝末年的十常侍之乱时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旋即掌控朝中大权。其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但联军在董卓迁都长安不久后瓦解。后被其亲信吕布所杀，余部由李傕等人率领。
从袁绍的角度看，最符合其心意的，莫过于汉帝永远留在关中，最好是死于李傕郭汜之乱，彻底将关东战场留给自己，届时无论对手是曹操还是孙权，袁绍都可以将其转化为刘项之争，胜者为王败者为鬼，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成周公或霍光那样吃力不讨好的地步。
汉帝戏剧性地重返关东打乱了袁绍的早期部署，自行称帝固然还不是时候，挟天子也是风险极高，两种选择都有相当数量的僚属支持，分歧撕裂了军府谋士队伍，也让袁绍进退两难。
当曹操挟汉帝入驻许都，袁绍已经感受到天子号令可能对自己不利，他想了个很巧妙的方法，劝曹操将天子换个离自己近的地方，袁绍既不愿受曹操的制约，又不愿由自己承担挟天子的风险，这是个折中方案。
只要洞悉了袁绍的这种心理，那就不难理解，当方案被曹操断然回绝后，田丰的后续策略是多么的不识抬举，他居然劝袁绍早做袭取许都的打算，这在袁绍看来是一万个不愿意。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当曹操屡次远攻张绣，以及在官渡紧张的战局中改击刘备时，袁绍为什么轻描淡写地将谋士提议直取许都之策置之不理了，他已经料到了袭取许都的结局，无非是曹操落荒而逃，自己站在了曹操的位子上，承担着曹操曾经面对的风险。
将袁绍与北齐神武帝高欢作个比较，能更好地了解袁绍当时的心理，高欢起兵之时被迫拥立元魏宗王为帝，之后废尽心思地远离洛阳，改在晋阳设立军府，但最终仍然不得不与魏孝武帝翻脸，那次的君臣之变给高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自己称帝之事也成泡影，只好将未竞之业留给高洋。
袁绍的深谋远虑，或者说瞻前顾后，成为他错失霸业的根源，至于他在官渡战败后，是否后悔没有将天子挟持于冀州，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人可能忘了，其实袁绍也曾经挟持过天子，在他起兵关东之前，曾与大将军何进一道以天子命令号召诸将进逼洛阳，以便迫使太后下令驱逐宦官，他确实大获成功，如果不是宦官冒险反扑得手，袁绍的险中求胜之计足以媲美战国策士，只不过他借天子之威号召的并非各路诸侯，而是朝廷官僚体系中的文官武将。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罗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