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之势已成,为何孙权称帝仍比刘备曹丕晚了八九年

汉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窃鼎,僭越称帝;刘备不甘示弱,于次年“置百官,立宗庙”,亦称帝于成都。彼时,曹魏居中土,兵锋正盛;吴蜀则各占一州,据地利而守。天下大势,可谓三足鼎立,各有倚仗。

奇怪的是,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孙权只是称了吴王,便再无动静。直到八九年后,他才在公元229年称帝于武昌。须知,一步落后,便步步落后。既然如此,孙权为何不早点称帝呢?

上图_ 孙权题跋像

一、时下困局:刘备东征

献帝退位,王鼎隐没,谁人不想称帝?

曹操去世前,基本扫除汉室旧臣,障碍不存,曹丕称帝业已成为定局;刘备乃汉室后裔,他打出“继汉”口号,又得士族鼎立支持,故而蜀汉立国也算顺利。相较于魏蜀两国,东吴此时面临的诸多压力,却不容小觑。

首当其冲的,便是盟友的“倒戈相向”。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四月立国改号,但仅仅在三月之后,刘备便尽起蜀中精锐,东征伐吴。其目的不言而喻,蜀汉政权欲夺回荆州,再走“隆中对”计划。可偏偏,江东政权的立国之基,也是“全据长江以守”,对荆州无比重视。

既然吴蜀两国都对荆州势在必得,那么,在刘备业已出兵的情况下,吴蜀两国难免会为此大动干戈。前景尚未明确,孙权此时若再称帝,便将面临曹魏与蜀汉的双重打击。

上图_ 荆州各郡划分图

据《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记载,孙权遣使向曹丕称臣后,刘晔曾力主伐吴,然而曹丕却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

在魏蜀皆已立国的情况下,孙权不急于称帝,却以“蜀汉旧日盟友”的身份向曹丕称臣,即是承认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正是因为孙权这般“识时务”的表现,江东才少了一个潜在敌人。

可见,孙权不称帝看似是落后于人的“吃亏”之举,实际上,他基本没有花费太大代价,便稳住了曹魏这个头号大敌。如此一来,江东政权方能举全国之力与蜀汉作战。

上图_ 东吴版图

二、内有隐忧:江东士夷

孙权少年登位,未免仓促,在此后数年间,他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孙权执政初期的三大难题:一者,为深险之地的山越夷民,其“游击战术”令人疲于奔命;二者,乃世仕吴地的江东豪族,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三者,则是“避难扬土”的流寓士族,其中多为徐州人氏。

相较前两者,孙氏与流寓士族之间非但没有多少摩擦,而且还有着共同利益。加之孙刘联盟成立后,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后者便以地方长官身份,名正言顺聚拢了张纮、诸葛瑾、步骘等知名士族为己所用。

上图_ 诸葛瑾(174年~241年),字子瑜,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在此期间,尽管在张昭的斡旋下,孙权与江东士族达成初步和解,山越夷民也收敛了不少,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江东士夷得不到真正解决,孙权其实很难顺利称帝。

而田余庆先生却在《秦汉魏晋史微探》中指出:“孙权统事的若干年内,由于内外条件不具备而未得以实现由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折,到建安末和黄武初始得逐步实现。”

为何在建安末到黄武初,孙权的统治会出现明显转折?

上图_ 刘备(161年-223年)

三、治国转折:士庶一体

正如上文所述,孙权此时虽未称帝,却受封吴王,成了藩国之主。亦如魏王于曹操、汉中王于刘备。王国体制的构建,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据。

而在此之前,孙权多年以来的苦心孤诣,也并非没有作用。一方面,他积极与北方曹氏与江东士族通婚,不断在潜移默化间提高孙氏门楣;另一方面,他又有朱治、张昭等人相助,成功征辟了诸多公族子弟入仕。

据《三国志·朱治传》记载:“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权答报过厚。”

吴中四姓(顾、陆、朱、张)的加入,让东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夷陵之战期间,陆逊作为三军统帅,带领江东军队击败刘备。这也意味着,孙氏与江东士族之间的合作,已进一步加深。

孙权称王前后,曾为孙氏肱骨的江西淮泗集团,此时已后继无力;所以孙权称王后,江东士族入仕之心更加强烈。但是,他们要逐渐取代淮泗集团,完成与孙氏共治江东的目标,却绝非是一日之功。

上图_ 三国鼎立时期 山越人位置所在

除此之外,常在边境作乱的山越夷民,同样需要解决。对此,唐长孺则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指出:“山民是由大族控制的,这些大族组成的宗部往往于山险之处据守,因此山越与宗部构成密切关系。”

不难推测,一旦孙氏完成了东吴政权的江东化,那么山越夷民的威胁性,便会大大减弱。到那时,缺少大族支持的山越夷民,便犹如一盘散沙,可缓缓剿之。

如此过程,虽看似简单,但也足足花费了孙权数年苦功。在将江东内部的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后,孙权距离帝位,便只有一步之遥。

上图_ 东吴征讨山越

四、得位须正:天命符瑞

横亘在孙权与帝位之间的“最后一步”,便是东吴政权的“名分”。须知,名不正则言不顺。孙权称帝的关键一步,也在于其帝位来源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只是在这个方面,孙权曾吃过不少亏。

早在建安年间,孙权便为自身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大伤脑筋。当时,曹魏“奉天子以令不臣”,在名义上占据高位;刘备虽然落魄,但也是汉室后裔,拥有血统的先天优势。反观孙权,只能暂时依附在孙刘联盟的“羽翼”之下。

待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孙权自知:江东政权的存在,仍缺少正统性。再加上刘备随即伐吴,联盟破裂,孙权只好“改换门庭”,承认曹丕之帝位,借此换来称藩王、立王国的机会。

上图_ 魏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

在这之后,“寻求完备的天命论述”,仍是孙权称帝之前尚要跨过的最大阻碍。

彼时,曹丕以儒家“禅让”的方式建国称帝,又据中原“九州”,已占据法理与地理上的正统;刘备打出“兴复汉室,换于旧都”的旗帜,宣称自己于“建安二十六年”继承大汉国祚,亦占据名义和血统上的正统。

路被前人走窄了。无奈之下,孙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东汉王朝留下的另一种政治遗产:即曾盛行于两汉时期的天命、谶纬之说。

于是,在孙权称帝前的数年间,东吴各地总是遍布祥瑞、符兆;举国上下,也流传出不少民谣、谶言、谚语,暗示孙权“天命神授”,当为天下之主。

上图_ 孙权手迹

当时,江东士族的学术风气偏为保守,而民间又非常崇信鬼巫之说,以致于孙权对于自身正统的“宣扬工作”,反倒是十分顺利。随着各地符瑞事件的“发掘”,孙权称帝之呼声,也与日高涨。

吴黄武八年(229年),孙权于武昌称帝,改元黄龙。同时,他又敬告上天:“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

可以看到,在正统性来源的问题上,孙权采用了取巧的办法。他既没有选择继承汉室,也没有以“恢复汉室”为己任。如此一来,东吴的立国道路,便不会与魏蜀两国冲突。

上图_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

五、重修盟约:平稳过渡

值得一提的是,孙权称帝后,蜀相诸葛亮力排众议,派遣陈震出使东吴,向孙权表达祝贺。权大喜,乃与陈震痛饮,而后重新缔约了孙刘盟约。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彼时,吴蜀两国再次成为同盟,并以“二分中土”为最高目标。这便意味着,孙权以盟友身份,再次分润到了蜀汉“继承汉室”带来的正统性。如此政治手腕,不可谓不高明。

上图_ 冀州、并州

除此之外,吴蜀两国“交分中土”,遥领北方各州郡牧守、刺史,也并非只是空谈。孙权称帝后,步骘领冀州牧、朱然领兖州牧;在冀州、兖州“划”给蜀国后,二人当即“解牧职”。

吴蜀对遥领中土如此重视,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原便是正统,既然曹魏政权占据在地理上的正统,那吴蜀两国便只好通过大量遥领与虚封,以弥补自身在地理正统上的不足。

以上种种,虽看似有些多余,却是孙权称帝立国之后,能平稳过渡的有效保障措施。作为鼎力天下的三足之一,孙权在曹丕、刘备称帝后,仍能静下心来稳步发展,其手段、谋略便可见一斑。

因此,陈寿对这位吴大帝的点评,倒也颇为中肯:“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三国志》《孙权帝业研究》《汉魏晋皇权嬗代》《秦汉魏晋史微探》《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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