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按照约定，璞鼎查率军撤离南京。钦差大臣耆英大大地松了口气，道光帝希望中英两国能从此万年和好，无话不可商量；希望两国再也不要发生争端，都能够好好遵守条约。道光帝能如愿以偿吗？一场战争和一系列屈辱的条约能换来大清的太平吗？
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战后八年中，道光帝一直都生活在悲愤和无奈之中，他挣扎着试图改变日渐衰微的国运。但从本质上来看，他下达的有关谕令以及一些改革措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地在旧体制内打转转。
由于当时清王朝经济水平低下，又不懂近代科学技术，再加之其他原因，直到他去世都没有作出什么成绩。甚至连他的节俭，后来也成为史家的笑料。
▲道光帝，主要成就 平定张格尔叛乱、 整顿吏治，改革盐法、漕运。
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道光帝禁烟，禁烟禁出了麻烦，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虽然如此，但在《南京条约》中却一字未提禁烟的事情。
为什么呢？实际上，道光帝在禁烟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不希望鸦片泛滥。
中英谈判之时，璞鼎查曾经要求开放鸦片贸易，主张鸦片贸易同其他商品一样纳税后公开经营销售。也就是说，英国希望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是英国早就有的希望，在议定《南京条约》之前，巴麦尊训令璞鼎查，要他基于中英两国间维持永久谅解的观点上，使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正常化、合法化的地位，并期望他利用适当机会，促使耆英奏请道光帝改变禁烟政策，使鸦片以正常税饷、正规贸易从而合法化。
但道光帝不松口，谈判代表耆英也不敢擅作主张。因而，对鸦片问题只字不提，所以条约上也没有显示。
况且鸦片贸易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在两个国家的正式条约文本上大谈鸦片，当然也会给英国抹黑。
只是在条约缔约后，英方有人不理解，曾向耆英问及此事。参与谈判的英国代表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璞鼎查爵士于是声言道：现在一切问题都圆满解决了，我愿意就这个题目说几句话——这就是关于引起这次战争的最大原因——他指的是鸦片贸易，等到这几句话被译出之后，中国方面却一致地不愿谈这个问题。最后，璞鼎查爵士告诉他们，这只是当作私人谈话的题目，这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急切地询问……”
中国代表回避鸦片贸易问题，英方却毫不客气地将民众吸食鸦片的罪责全部推到了中国民众身上，好像鸦片在中国泛滥跟英国人没有关系一样。
▲古人吸食鸦片
虽然如此，条约缔结后，璞鼎查曾经试探性地对耆英说，如果将鸦片的输入合法化，使官员、富商都可以从事这项经营，这样不仅可以使走私大为减少，还可以增加税收，真是上利国家，下便人民。
对于璞鼎查的试探，虽然当时与之接触的中方官员大都是弛禁派，但道光帝不吐口，他们也不便表态，深恐道光帝怪罪。他们只是私下里对璞鼎查说了句心里话：“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提出诉讼。”如此，鸦片在条约签订后实际上是弛禁了。
鸦片贸易还不是最主要的，让道光帝最为头痛的是外国人在入城问题上的喋喋不休。
根据条约，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规定的口岸自由居住，所以他们便想冲破原有的商馆制度，冲破大清体制，入城居住，自由贸易。
虽然英国是鸦片战争的胜利者，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也趁火打劫获得了特权利益，但是要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居住，大清朝野上下还真有点不甘心，很不愿意让外国人改变既有的秩序。
就像老广州城的东西鸡翼城，城中的民民、小商小贩、卖艺杂耍者等各色人等都生活得很安逸也很开心。可是突然闯进来一伙外国人，这些人中有流氓、有强奸犯、有强盗、有杀人犯，当然肯定也有遵纪守法的外国人。但是，这些人闯入后，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给城中的人都是一种感觉——从此以后恐怕再也不能安逸生活了，每日里心惊肉跳，排斥的心情可想而知。
▲清末广州十三行
外国人要入城经商、居住，广州的百姓就是如此的心境，他们不愿意放弃平静的生活，更不愿意改变既定的秩序。因而，他们反对外国人入城。
广州人民反对洋人入城，当时的檄文流露出他们的一些观点。1846年的一份《广东全省水陆乡村志士义民公檄》中说，英夷来自不开化的野蛮刁毒之乡，狼面兽心，他们觊觎我广州城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要入城，不但强悍霸占我们的财产，而且还欺凌我们的百姓。但是贴檄文者感到这样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就在檄文中加了一句“其害更有不可胜言者”
当时还有人说，外商入城会抢了广州商人的生意，影响既有的商业形式。
1849年的《锦联堂公启》中说：“向来外夷数百年来，未闻入城，各国皆守分乐业，华夷并安。今英夷忽有此举，以致人情惶恐，客心疑惑。在粤之商，早决归计，远方之客，闻风不来，则货何处销也，更恐意外骚扰，又于何处寄顿。是以爰集同人，定议章程，暂停与夷人交易。”
1846年的《明伦堂绅士议论》则宣称：“近来夷人猖狂……到处寻衅”，带着鸟枪以进村打雀为名，进村后鸡鸭牛羊一概打死，遇见妇女儿童，一概调戏欺凌，如此不近人情的蛮夷，如果让其入城，“将来扰害，更未有底止矣。所以，我等百姓万不能容其入城也”
关于洋人入城，其实官方也是持抵制情绪的，当时从道光帝到地方官大都是反对外国人入城的。官方反对洋人入城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道光帝到清朝的官员们都反对洋人入城，最大的原因仍然是维护天朝体制，“严夷夏之防”，担心洋人与华夏百姓居住一起，天长日久，民风大变，影响王朝统治。
全民上下都反对洋人入城，可是《南京条约》已经签订了，洋人要求入城，为了实现入城，他们在后来的《虎门条约》中又补充了条款。在璞鼎查看来，根据条约，入城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可是，广州人民就是不答应。这让积极签订条约的璞鼎查很是恼火。
璞鼎查感到恼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自己被耆英涮了。最初，他拿着《南京条约》的英文文本找到耆英嚷嚷着要求入城。他的依据是，条约第二款规定准许英国人入城。耆英不懂英文，只好让英国翻译官给他翻译。英国翻译官翻译出来的入城条款大意是这样：中国皇帝批准英国国民可以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城市和乡镇进行通商和贸易，并允许他们到这些城市居住。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到这些城市和乡镇驻扎。
听完英国翻译官的翻译，耆英不慌不忙地拿出了《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让英国翻译官念给璞鼎查听，翻译官看了《南京条约》中文版本的该条款，不由得面露暗色。
原来中文版本的该条款是这样表述的：“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帝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帝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显然，中文文本与英文文本在入城条款上产生了分歧，这是两种语言发生的碰撞。英文本中说无论是英国国民还是领事都有居住五个通商口岸城市的权利；但中文文本却描述的是，英国商人只能在口岸的港口居住，领事可以在通商口岸的“城邑”居住。港口是在城外，英商当然不能进城，可是关于“城邑”的界定，却没有说是城内或者城外。因此，英商和领事的入城问题都遭遇了由中英文字差别而带来的难题。
这也是璞鼎查后来又要求签订《虎门条约》的一个原因。
▲清政府商务大臣关于签订《南京条约》的奏折。
依据《虎门条约》，璞鼎查满心希望可以入城。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要求入城的人，对于他的入城要求，其实耆英也有些犯难。答应他吧，百姓就会群起指责他；不答应吧，毕竟现在有《虎门条约》在那摆着，而且英国人又整天像苍蝇一样盯着自己，让他难以清静。
璞鼎查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人民不答应，耆英也不敢犯众怒，于是他给璞鼎查写了信。他在信中说：在城内城外本没有什么差别，可问题的关键是，广州的民风未化，虽经积极开导，但仍是愚顽不化。我跟巡抚商量了，让地方官接着开导，广州开关贸易后，咱再商量入城的事儿，“如有一语相欺，上帝鉴之”。对于耆英的一番诚意和信誓旦旦的表白，璞鼎查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再强硬相逼了。
继璞鼎查之后，接替公使职位的德庇时又提出了进城的要求。到了1845年，西方各国都基本上完成了条约的签订，就连不起眼的比利时都在这一年的5月与中国签订了条约。按照有关条约的约定，道光帝觉得应该把定海收回来了，要不然将来真的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
道光帝要收回定海，德庇时却耍起了赖。原因很简单，中英条约已经签订，为什么中国仍然不准英国人进入广州。
当耆英将这个消息报告给道光帝的时候，道光帝真有些左右为难。1845年12月21日，他在给耆英的谕旨中说，恐怕实在不好答应英国人的要求，现在就是希望你保持清醒的头脑，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可以告诉英国人，进城不进城都一样。考虑到中英双方贸易的大局，还是要冷静等待。
道光帝把皮球踢给了耆英，让他开动脑筋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皇帝都发谕旨了，耆英不可能没有行动。
▲晚清广州老照片
道光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德庇时这边又逼迫得厉害，耆英无奈，便和广东巡抚黄恩彤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商量的结果是，让广州知府刘浔在衙门口贴个小告示，内容是准许外国人入城。
告示一贴出，广州城顿时炸了锅。广州百姓也拿出了贴告示、贴大字报的看家本领。刘浔试探性地贴了个牛皮癣样的小告示，广州百姓却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无数张大字报——外国人胆敢进入广州城，杀！广州百姓还大骂耆英、黄恩彤和广州知府刘浔为汉奸。
众怒难犯，耆英还是老办法，找个替死鬼来为自己顶罪。毋庸置疑，刘浔成了替死鬼。
耆英觉得这样也算是给了广州百姓一个说法。他和黄恩彤密商后，决定撤去刘浔的广州知府职务，并贴出布告，说前些日子那个告示是对民意的一个调查，现在既然民意显示不愿让英国人进城，政府就决定不让他们进城。
耆英对民众的这个表态，顿时让德庇时不干了。条约都签订了，为什么不让进城？他嚷嚷着一定要进城，并表示不惜刀兵相见。耆英没办法，于1846年1月17日上书道光帝，说明广州的情势。他在奏折中说“英官仍执前说，要求进城”，道光帝也知道民意不可违，让他想方设法阻止英国人进城。他在给耆英的奏报上批示：英国人进城一事，条约上并没有写明日期……两广总督仍应耐心劝导。告诉英国人，即使他们强行进城，民意汹汹，恐怕难以和平相处。一旦发生不利于英国人的事情，地方官也不好查办，法不责众。
道光帝的批复，让耆英很为难。也就在这个时候，璞鼎查给德庇时写了封信：关于交涉进入广州城的问题，不论怎么做都要考虑避免伤害到耆英的地位。现在的广州人排外情绪激烈，如果我们一味地要求他，倘若耆英听从我们的要求，他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
德庇时看了这样的信后，决定作出让步。他照会耆英，考虑到目前的情势，他可以推迟进城的时间。德庇时于1846年5月命令军舰退出了舟山，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进入广州城的要求。退出舟山之前，德庇时与耆英达成了一个协议： “进粤城之议，中国大宪奉大皇帝谕旨，可以经久相安，方为妥善等因。此次地方官难管束粤城市民，故议定，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进城。然此一款，虽暂迟延，断不可废止矣。”
从表面上看，这个协议中关于进城的问题，双方都在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但是，既然英国人不放弃进城的要求，广州百姓又坚决反对，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广州百姓与洋人发生的纠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1846年7月，有一个水果商贩在广州商馆附近叫卖，英国商人嫌叫卖声吵闹，说华民扰乱了他的生活，双方发生了冲突。广州百姓为此与英商理论，并有群众向商馆扔石头，结果英商开枪射击，致三名广州百姓死亡；此后的10月间，两名英国水手强行进入广州城，被当地百姓殴打，幸有守城官兵出面保护，他们才没有被百姓打死。
事后，英国驻广州领事向巴麦尊报告称，英国船只“玛丽?巴纳廷”号船的两名水手被一伙暴民骗到后街，遭遇了袭击。他们遭到了殴打并被利器刺伤，一个投河逃走，另一个躲进了商铺里。
巴麦尊看了报告后，做了很严厉的批示：“我必须训令你要求处罚这种暴行的罪犯，而且你必须直截了当地通知中国当局，英国政府对于英国臣民一落到中国暴民手里便受虐待而暴民却不受惩处，是不能容忍的；倘若中国当局不愿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力来处罚和防止这样的暴行，那么英国政府将不得不自行处理。倘若在这种事件上有无辜的人被连累而受到惩罚的话，那就不是英国政府的过错了。”
1847年3月，佛山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这些事件使德庇时感到进城的问题不能再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1847年4月，他突然率领十余艘军舰，载着千余名士兵开进了广州河。德庇时先是让军舰在十三行湾停泊，然后让士兵占领了炮台，并从炮台一直行进到广州商馆。他们口口声声要为3月间在佛山受到伤害的英国人挽回权利，并声称要亲往佛山泄愤。
德庇时兵临城下，耆英慌忙出来与之谈判，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谈判桌上，德庇时提出惩凶、租地、进城等七项要求。这样的要求让耆英有些为难，他说，除了进城，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但德庇时却不答应，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进城。耆英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德庇时的要求，表示以1847年4月6日为起点，两年之后，为英国官民进广州之时。
▲晚清广州
耆英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可是这并不代表广州百姓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更不代表道光帝的态度。耆英在广州百姓的反对声中给道光帝上了个奏折，奏报了此事。耆英一厢情愿地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道光帝虽然没有怒骂他，但在奏报中批示让耆英迅速布置，严密防范，并让他告诉德庇时，进城一事，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道光帝还告诫耆英做事不能太过张皇。
言外之意，道光帝并不主张外国人进城。再者，广州民情汹涌，耆英知道众怒难犯，从这时候起，他便想着调离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1848年2月，道光帝调令他回京任职。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夷务，总算是平安着陆，耆英如愿以偿，再也听不到广州百姓骂他“汉奸”了。取代他的是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
○摘自书籍《晚清外交七十年》李书纬（著） ，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全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