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说法是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后，经济长期增长低迷，但这个判断又过于宏观，分析日本经济时，我们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
一、GDP能否衡量一国经济水平？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NP为国民生产总值，二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反映总量水平，不能反应效率水平。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越多时，经济产值越大；人口大国，如中国，经济总量如今已超过日本。但经济总量超过并不能说明经济效率也超过日本了。
人均产值，尤其是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的人均产值，才能更好地体现一国经济的真实水平。
我们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看看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水平：
1990年日本的GDP为3.13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为860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3.64万美元；
2010年日本的GDP为5.7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下降至821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6.93万美元。
图：日本劳动人口的人均经济产值变化，来源：智本社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10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几乎翻了一倍，经济效率在提升而非下降。不过，2012年后经济效率较大幅度下滑。
所以，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可能会导致经济规模下降，但不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及技术水平。
二、通胀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目前，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胀。他们畏惧通缩，将通胀率低于2%视为低通胀或通缩。
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将2%作为通胀率目标。经济学家根据模型推测，2%的温和通胀率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就是所谓的“润滑油政策”。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温和通胀理论，但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激进政策，也是存有争议的理论。
因为经济是可以实现零通胀增长的。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比如智能手机，新品价格如果高于旧品，旧品一般会降价销售，从而拉平价格指数。
还有一种观点是，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收入增加，劳动力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通胀率上升。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经济要素是动态博弈的。当劳动力价格上涨时，企业主会通过技术及管理创新，减少劳动雇佣，提高机械化批量生产，从而降低产品价格。在欧美国家，理发、餐饮等服务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高），但汽车等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
所以，通胀率不能作为经济景气指标，通胀率在零左右徘徊，并不能说明经济低迷。
三、就业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过去三十年，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这让经济学家极为困惑。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低增长、低通胀意味着高失业，低失业应该是经济强劲的表现。
日本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着强劲，2019年日本失业率降到2.3%，劳动参与率在2012年后逐渐上涨至62.5%。
再看全球，2016年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在接近充分就业时实施负利率。当时，日本失业率只有3.2%，德国只有4.2%，瑞士只有3.3%。
为什么高就业率没能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与通胀率类似，就业率作为经济景气指标可能逐渐失灵。最近几十年，日本及欧美世界，劳动人口逐渐下降，大量的人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即使经济衰退，只要退出的劳动力足够多，就业率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水平。
所以，美联储及各国政府将就业率、通胀率视为政策的目标，容易被误导。
消除以上三个误区后，我们再看日本乃至全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2018年，日本单位劳动人口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3600美元。
最近十年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效率在下降？
至少有三大因素导致市场失灵、经济效率低下：
一是非市场化的婴儿潮对市场的冲击。
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低迷的原因。为什么？
因为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的生育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随着经济增长，生育率下降，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家庭会主动选择减少生孩数量，从而提高养育质量。优生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弥补人口减少带来经济产值的损失。如此，经济规模短期可能会下降（也可能会增加），但经济效率、技术水平依然在提升。
但是，受战争、生育政策等人为因素的冲击，个人的生育行为未必是主动选择的市场行为。换言之，人口生育率的非平滑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脉冲。
比如，受二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冲击，日本人口出现结构性问题。
二战前，日本政府为经济增长及战争做准备，积极鼓励生育，催生了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在八九十年快速老龄化。
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上升到14%只用了24年（1970年-1994年），德国用了40年，英国46年，美国72年，瑞典85年，法国115年。
二战后的和平时代，日本又迎来了一波婴儿潮，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里，日本共出生了806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波婴儿潮构成了日本七八十年代的人口红利，也是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们在2010年后，几乎同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对日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及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迅速增加：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0%提升到20%用了28年，而从20%提升到30%只用了14 年。到 2016 年，日本60岁/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33.7%、27.3%，远远超过国际惯例的10%和7%。
可见，日本在90年代快速老龄化，在最近十年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在劳动力市场上，2018年日本劳动人口快速下降至7557万，比2010年减少了658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0.36万美元，经济效率不升反降。
这说明劳动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没能平滑过渡，人力资本的提升难以补缺劳动人口大规模退出带来的产值萎缩。这是日本最近十年经济效率下降的主因。
二是社会保障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按照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个人的消费、投资、养老等行为是基于长期预期，而非短期。按照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个人的市场行为超出生命长度的预期。比如，对下一代投资，为下一代储蓄，“养儿防老”就是一种基于世代交叠的市场行为。在没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时代，及中国广大农村，“养儿防老”依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但是，社会保障政策对个人养老的市场行为构成干扰，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政策容易扭曲这一市场，导致社保亏空、财政负担加重。
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储蓄政策，一般是个人储蓄加上政府财政补贴。社会保障金额越高，老龄化越严重，政府财政压力越大。
在日本，社会保障完善，包括国民年金、厚生金和介护保险，福利水平高。以2017年计算，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领取国民年金和厚生金，一共超过22万日元，约1.36万人民币。
退休年龄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战后日本人均寿命迅速上升。1947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只有50岁，女性只有55岁；2018年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分别达81.25岁、87.32岁，成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长寿是日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过早退休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和社保压力。日本男性领取社保的平均时间为21年，女性为27年。
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延迟退休，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
推迟退休后，日本老年人就业率持续上升。60-64岁的老人，在 2009 年之后，其就业率甚至超过了 15 岁以上全体居民的就业率；2016 年，日本 60-64 岁、65-69 岁老人的就业率分别达到66.2%、44.3%。
随着独居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增加，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引入商业性质的介护保险制度，以减轻财政压力。
在欧美国家，福利民粹主义泛滥，社会福利费用持续增加，政府债务高企。
二是不当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纪律被破坏，央行独立性丧失，央行为政府提供大规模融资，以增加社会福利，购买政治选票，安抚民粹情绪。
日本率先探索了一条量化宽松+负利率的危机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兜底式惯性思维：有困难找政府。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效仿日本，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加杠杆，以维持高福利。
现代货币理论推崇日本模式，认为只要汇率、通胀率平稳，央行可以为政府提供融资（债券等同于货币），以应对衰退与危机。
最近十年，日本继续走向全球化，但经济却内卷化；全球经济效仿日本，亦日益内卷化。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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