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与伯德：第一批入蜀的西方女性
1891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重庆以“约开”的形式被迫向英国开放通商，中国西部亦成为外国人争相探索之地。艾丽西娅·立德与伊莎贝拉·伯德成了第一批来到成都的西方女性，她们有着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视角，但都一样记录了辛亥革命前的成都。
立德夫人：辟川江，放双足
艾丽西娅·立德，是著名英国商人阿琦波德·立德的妻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立德夫人。立德夫人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所有的通商口岸。她在华生活了将近20年，由于当时探索西部的外国人这一群体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往往将她的著述误以为是其丈夫所为，殊不知立德夫人亦是一名传奇的女子。
1898年3月，进入川江的第一艘外国轮船利川号。1898年2月15日，英国人立德以“实现重庆真正开埠”为名，自任船长与轮机长（大车），领着他那条小轮船“利川号”，從宜昌试航川江，于3月8日清晨终于到达重庆，成为进入川江的第一艘外国商轮。图/江南提供FOTOE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既是指巍峨的高山，亦是指暗礁险滩危机四伏的河流。曾有很多人尝试过入川的水路，都无功而返，大船开不进去，小船难以抵挡风浪，与险峻崎岖的山路构成了四川的天然屏障，四川显得愈发神秘，吸引了很多西方人的前赴后继，阿琦波德·立德便是其中之一。早在1883年，立德便对川江航线做出过一番探索，认为川江具有通航的可能性。这种看法在西方引起轰动，立德算是小有名气的中国“淘金者”了。艾丽西娅从小崇拜哥伦布，自然仰慕立德的勇气与见识。1886年，41岁的艾丽西娅与46岁的立德结为连理，共同开始探索巴蜀之旅。
1895年，重庆在被列为通商口岸之前，并没有真正的法令支持西方列强开发四川内陆。四川内地因此并未受到太多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川江航线大都由依靠木船为主的船帮占领。1888年，立德夫妇俩打造多年的“固陵”号轮船准备试航川江，由于声势太大，引起当时以木船为生的商人们的警惕。在他们的反对下，清政府为保证各方势力的平衡，不再支持立德夫妇置轮入川。
十多年过去了，开辟川江航线的事一直萦绕在立德夫妇心头。1895年重庆通商口岸的正式开放，立德夫妇再一次将置轮入川的事提上了日程。1898年2月的一天，微风和煦，水量充足，立德夫妇在游船“利川号”上，开启了入川的征程。“利川”号船长55英尺、宽10英尺，总重10吨，每小时可行9海里。他们先由汉口进入宜昌，再从宜昌驶入重庆，经过了20多天的艰难跋涉，“利川”号终于在3月8号晚到达了重庆朝天门码头。探航的成功对立德夫妇而言是人生旅途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这段航线的开辟，四川变得近在咫尺，更多的西方人涌了进来，从某种程度上打开了四川的大门。
探索川江航线的同时，立德夫妇深入到四川人的生活之中，经常与当地人同吃同住。身为女性的敏锐感触，让立德夫人注意到当时中华大地上根深蒂固的文化陋习——“缠足”。当她目睹妇女们那扭曲残忍的双脚和坏死掉落的脚趾头时，她立下了为之奋斗的事业——放足，由此成立了“天足会”，并担当第一任会长，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奔忙宣传。
据《成都志》记载， 1894年，立德夫人在成都玉龙街演说并教唱《勿缠足歌》，宣传放足观念，为成都妇女播下自由的种子。立德夫人的事业并没有那么顺利，在其著作《穿蓝色长衫的国度》中，开篇第一句便提到了劝说放足受挫的感觉——如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但是她的努力深深影响了当时初来成都的一名加拿大女医生——启希贤，这名女医生之后亦投入到了在成都宣传放足运动的事业中，并在成都开办了四川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仁济女医院，是如今华西医院的前身之一 。立德夫人在华20多年，辟川江，放双足，受到国人尊敬，胡适也曾赞道“诚哉巾帼之伟人，海邦之益友也。”
伯德： 第一个拍下都江堰的人
如果说立德夫人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粉丝，那么稍晚来到巴蜀大地的伊莎贝拉·伯德则拥有遍布欧洲的粉丝。她是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第一位女性成员，有世界百大探险家之名。伯德出生于1831年，比立德夫人大14岁。伯德小时候便体弱多病，19岁时还做了脊椎肿瘤切除手术，这次手术之后给她落下了失眠和抑郁的后遗症。医生建议她多到户外活动来进行后续治疗。这个建议无疑是给小伊莎贝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22岁开始，她踏上了环游世界的征程。来中国之前，她的行迹已遍布北美、中东和亚洲。
当伊莎贝拉·伯德踏上这片广袤的大地时已是67岁高龄了，那时的她身患多种疾病，血脂性心脏衰弱、肺部感染、痛风和周期性脊椎萎弱同时加诸其身，可依然难以抵挡她的探险热情。1898年2月的一天，伊莎贝拉·伯德从上海出发了，先乘轮船到达宜昌，再坐帆船从宜昌出发，穿过壮丽险峻的长江三峡到万县，从万县走陆路到达成都，再以成都灌县为基点往西继续考察了汶川、理县、梭磨等地。这趟旅程使伊莎贝拉·伯德成为了最早进入中国西部的西方女性探险家。此次的考察耗时五个月，给西方了解神秘的中国西部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上）伯德拍摄的二王庙屋顶。（下）伯德拍摄的部江堰的廊桥。
1898年4月初，伊莎贝拉·伯德赶往成都灌县，准备参加当地每年清明节都要举行的放水仪式。经过彭州的洛家寨时，伯德遭遇到了众多当地人的围攻，不断有石头扔向她乘坐的滑竿。伯德的帽子被打飞，扔到耳背的石头让她当场晕过去，并留下了长达一年的后遗症。事后，伯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通常，只有懦夫才从后面攻击。”此后伊莎贝拉在旅行时都会随身携带一把左轮手枪自卫。
当地居民的围攻，并没有影响到伊莎贝拉·伯德考察的热情。她在灌县安心疗养，并以此为立足点，对什邡、新都等成都周边城区进行考察。长时间的滞留使伯德对当地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仅灌县到成都的大路，她就来回走了三次，每一处特别的建筑物都会仔细观赏和记录。
除了将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中，伯德还使用了当时最新流行的记录工具——摄像机。她在1899年著作的《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中，插入四川之行的113张图片，给晚清的四川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四川因此而开启图像记录历史的时代，伊莎贝拉·伯德因此成为了第一个用相机拍下了都江堰、汶川和阿坝羌碉存照的人。当时的欧洲媒体评价此书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
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考
一百年前，来华旅行的外国人士，经常会彼此翻阅对方的游记叙述，以求获得更广阔的视野，立德与伯德也不例外。这两位最早一批来到成都的西方女性，旅行之途虽不尽相同，但成都都成为了她们游记中的重要一环。她们俩不同的关注角度，不同的叙述方式，给我们呈现了更立体的百年前的成都。
她们在成都及周边地区考察时，对一般阶层的着装进行了描述。立德夫人和伊莎贝拉·伯德都提到这里的男子不同于别处，全都在头上扎个蓝色头巾，而伯德则更有科学探索精神，她认为这里的男子普遍带头巾是由于防护的功能，因为在四川潮湿的环境使得中暑这一现象很普遍，而男性普遍剃了头，所以只能依靠小毛巾保护。
对于四川女子，立德夫人关注的是美貌，“四川同时还是美女集中的地区，她们大部分有着红扑扑的脸庞，娇羞而美丽，大眼睛水灵灵的。”伊莎贝拉·伯德则被成都女子的气质吸引，“在这个地区里，看见外表健康的高个子‘大脚’妇女使人喜欢，她们外着长袍，头上插着玫瑰，像在满洲一样，站在门口与她们的朋友说话，男女不避，有点像英国妇女那样安闲与自由。”伯德特意将大脚表述出来，可见当时在成都，女性有一双大脚，反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了。
（上）身穿中式服裝的伊莎贝拉·伯德。（下）晚年的伊莎贝拉·伯德。
立德夫人把放足作为她在华奋斗的事业，伯德则多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运用客观理性的视角分析。她往往着眼于对中国女性缠足的社会状况分析，在游记中记录到“没有裹脚的女人是没有机会结婚的，如果一个新郎发现他的新娘有大脚的话，他可以立即将这个新娘赶回娘家，这在人们的观念中完全有充足的正当性。”她对妇女们扭曲病态的脚的描述依然是数字化的“不超过4英寸长”。对于中国女性的缠足现象，伯德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用冷静客观的口吻展现了这一残酷的社会陋习，很少对他者进行评判，而立德则是用行动来反映了这个陋习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除了传承已久的传统习俗，立德夫人与伊莎贝拉·伯德也记录下了受时代影响的成都。从1895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这段时间，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她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记录了当地人对她们的敌视情绪，立德夫人还专门另辟一章写了1895年的成都教案——教团房屋悉数被毁，当时的外国人全都撤离了成都。伊莎贝拉·伯德在灌县遭人袭击后，她也记录道，“吃小孩的故事广为流传，我确信人民相信传教士是干这种事的老手。因为在随后的场合，走遍成都，我观察到当我们外国人进入一条较穷的街道，许多人就抱起他们的婴儿急急忙忙地进入屋内。”
她们也记录了当时成都浓厚的宗教氛围。立德夫人在前往成都的路上，注意到了接连不断的庙宇和其他功能的建筑物，“成都这座城市的建筑物的顶部曲线很美，而一栋外国房子耸立其中，窗子与墙体之间不成比例，楼顶的屋檐没有一点弯度。不论是中国或欧洲的建筑师，都不会这么盖房子。这房子与周围极不协调，就像走调的音乐。从小习惯建筑美学的人们看见这房子，当然很生气。”
伊莎贝拉·伯德则聚焦当时成都的地标建筑文殊院，“有的寺庙极其出色，特别是北门附近的文殊院”，并测定其建于13世纪，“时至今日越发恢宏和壮丽”。伯德还将成都与中国其他城镇比较，直截了当地评价，“四川省省会成都府是大清王朝最好的城市之一，主要街道宽阔，完全用石板铺成，非常清洁，当你走在街上，你很难相信置身于中国的街道上。”
经历和个性的不同，也让立德和伯德的关注点不同。立德夫人长期在四川，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所以她更多关注的是民风民俗，对四川是一个渐渐深入理解的过程。譬如她写到四川人很看重祖先的牌位，她想要帮他们清扫落在牌位上的灰尘，可是遭到激烈的反对。
由于在中国的时间不长，伊莎贝拉·伯德的游记没有立德夫人那么深入，而是反映宏观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现象。深入川西腹地的经历，让她对成都的经济贸易有全面的了解。伯德注意到成都与藏区进行大宗交易，包括大黄、药材、毛皮，其中最主要的是麝香，这也是为何当时的成都满街弥漫着浓烈的麝香味。她还注意到四川当时许多土地上都种植罂粟，成都周边鸦片泛滥，沾染鸦片的人很多都是中下阶层的劳动群众。她聘用的随行者也是鸦片吸食者，旅程经常因为他们的烟瘾犯了而停止。鸦片的泛滥使得伊莎贝拉·伯德对中华民族的处境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中，她认为鸦片的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而且极有可能将这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消耗殆尽。
作为第一批入蜀的西方女性，立德和伯德的记录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同样是女性，一个感性，一个客观。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叙述风格，让我们看到了100年前更为真实和完整的成都。
作者：杨颖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