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留下那些问题?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标志事件,通过这场改革运动,日本率先“觉醒”,成为了东亚第一个工业国,然而,在成功光环的背后,“明治维新”踟蹰、纠结、充满权宜之计的发展道路,也为整个国家遗留了两个阿克琉斯之踵,即法制缺陷,以及财阀统治问题。

东亚法制史的标志事件:日本颁布宪法

在打败幕府,以及扑灭西乡隆盛的“萨摩之乱”后,明治政权表面上稳定了下来,但针对“长州萨摩集团”觊觎权力,出现“新幕府”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为了应对潜在的危机,坊间涌现出大量探讨宪法草案的呼声。

同时,为了废除过去与列强签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人认为有必要向西方证明他们已经变成了“文明开化”的国家,即组织起一个由宪法控制的现代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明治天皇于1875年颁布了《立宪政体诏书》,宣布要逐步建立宪政体制,将日本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

立宪政体诏书

经过了十几年的国外考察及国内讨论,1891年时,明治天皇将《大日本帝国宪法》递交给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并进入伊势神宫向祖先报告:今后日本国将有新的“基本大法”,请求祖先认可和护佑。从此之后,日本成为东亚首个具有近代宪法的国家。明治宪法主要参考了与日本国情相近,偏向保守与专制的德国宪法,虽然如此,站在日本角度来说,这份宪法仍然足够大胆和创新,并对之后日本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的日本政治家高田早苗就评价说:明治宪法“远远高于期望”。

明治天皇签署日本宪法

明治宪法的起草者是伊藤博文,他在考察了欧洲各国的宪法后,陷入了两难境地:到底是彻底投向“自由主义”怀抱,还是保留以天皇为尊的传统?最终,他在二者之间搞了一个权宜之计。首先,人的各种权利虽被法律保障,却是由天皇所赐予,并非来自“天赋人权”,因此权利的保障是相对的,只“在法律的规定内”存在。

再者,宪法虽然以三权分立为基础,但天皇以及代行其职责的内阁权力极大,议会并不是惯例上的“立法机关”,而仅是“天皇立法的辅助机关”,而且日本内阁仅对天皇,而不对人民或议会负责。

宪法本文

伊藤博文的取舍反映了当时日本错综复杂的国情,维新政治家虽然感到变革的压力,却也不希望全盘照搬西方制度,而是小心翼翼地制定了在他们心目中,符合“现代日本”所需的宪法。

明治宪法并不完善,有很大的模糊性,这就留下了操作空间,使得日本政治随时代变化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例如明治时期搞内阁元老政治、大正时期推行民主政党政治、到昭和时期又出现了军国主义政治,不同时期对天皇、内阁和议会的角色阐释,使明治宪法看上去并不固定,这部宪法最终沦为了政客投机冒险的工具。

殖产兴业:踉踉跄跄走向工业社会

除了藉由君主立宪实现社会的“文明开化”外,明治维新的另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简单说就是发展经济,培植工业。所谓“要想富,先修路”,要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一定是扎实的公共基础设施,日本政府首先推动的就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日本银行

至1890年时,在日本“邮政之父”前岛密的推动下,全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邮政系统,自1871年以来处理了近2亿份邮件。除此之外,日本还在全国运营了200多个电报局,设置了50多个电话局。在金融领域,政府改革币制,将原本高达1600多种的纸币,简化成沿用至今的日元,又设立大量国立银行以提供各种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

为了加速现代化,日本政府尝试直接经营一些重点产业,例如东京—横滨铁路公司、长崎与水护的兵工厂,以及机械化的纺织厂。然而,意气风发的大建设背后,是政府的巨大债务和无效率的官营企业。维新重臣岩仓具视曾经说过“宁愿将九州与四国卖给外国人,也不想再借更多的债。”可见当时财政危机多么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政府逐渐缩减财政开支,将产业交由私人,专心营建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和政策环境。

500日元上的岩仓具视

商人接手了日本政府放弃的产业,纺织业最先复苏。原本政府建设的模范纺织厂买了昂贵的机器,却因为没有相应的技术与经营能力,导致入不敷出。接手后的日本商人针对国情进行了若干技术创新,用木头取代了之前的铁制机器,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使纺织轻工业成为了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将产业交给商人,政府不再过问,这种甩手掌柜式的做法,催生了带有浓重日本特色的财阀集团。四大财阀:三井、住友、三菱、安田,通过政府的保护和政策倾斜,发展了日本的重工业及金融业。以三井财阀为例,当年在戊辰战争中支持了新政府军,明治维新中,新政府投桃报李还给了三井大量政府资金,后来三井又取得了九州煤矿的开采权,煤矿被称为“三井的金子”,促使这个大集团一飞冲天。三井集团后来又涉足纺织、银行、造纸等产业,并将本来以家族成员为主的决策模式转化为现代化的股份制,变成了最典型的日本财阀。

东京三井本馆,现为三井不动产总部

明治政府为了加速经济发展,放宽了很多产业的限制,许多地方的小手工业者如沐春风,纷纷借势壮大,甚至打入了世界市场。如金泽的传统产业是金箔画和金箔加工,之前一直受限制只能保留100多名工匠,解除限制后,从业人数急速扩张到到1500人,由于质量上乘,工艺美观,最后取代了由德国主导的金箔产业,最繁荣时占领了世界金箔市场90%的份额。除了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日本人也试图模仿外国进口的商品。例如药剂师福原有信经营一间西药房,但后来决定自行研制高附加值的化妆品,最后创立了世界知名品牌资生堂。

“殖产兴业”政策的初衷是快速提高日本的经济规模,这个目标实现了,但也遗留了财阀问题。财阀对于维新政府的影响力,似乎已经到能左右决策的地步,日本的经济寡头实力强大,为此后日本的冒险主义埋下了伏笔。

明治维新的阿克琉斯之踵

明治维新是成功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通过一场改革将日本从封建社会转为了近代社会,以此奠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不仅将日本拉出了半殖民地的泥潭,还将其扶上了世界舞台,成了大国游戏的玩家。但是成功的同时,明治维新也遗留了大量问题。

在政治上,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鼓舞了爱国及改革的热情,天皇虚位统治的传统又催生了立宪制度,但是对天皇定位左右为难的纠结,迫使宪法的根基带有主观性和“寻租空间”,这使得日本宪法成了可以操作的政治工具,也是滋生冒险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温床。

在经济上,工业化需要自由发展,维新政府放开了诸多限制,日本经济信马由缰,野蛮生长,这样做的好处是日本在数十年间发展为经济强国之一,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大财阀控制了经济命脉,挟持了政策的制定,“绑架”了日本政府的思路。为了逐利,他们可以将整个国家的前途绑在冒险主义的“特快列车”上,与投机分子一道,驶往“不成功便成仁”的悬崖。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明治维新“美则美矣,未尽善焉”,在高奏的凯歌中,宪法的缺陷与尾大不掉的财阀,为日本的未来投上了一道至暗阴影。

参考资料:

《日本政治》京极纯一

《天皇制与近代日本政治》周颂伦、张东

《明治维新期财政研究》湛贵成

《明治维新政治史 日本明治大正时代政治发展详解》野村秀行

《明治维新》威廉·G·比斯利(William G Bea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