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自豪的“饿杀三木,渴杀鸟取”,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将领和政治家,也是第一个以平民身份通过武力统一日本的人物。而在晚年发动过侵略战争,使他一手建立的霸权产动摇,并成为了他最大的污点。

不过从历史上看,丰臣秀吉的军事才能还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织田信长麾下的时候,数场著名的战役使得他名扬天下,包括非常著名的“三木城之战”、“鸟取城之战”和“高松城之战”。

这三个著名的战役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究其原因,是丰臣秀吉动用了太多的人力物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物资战”去压倒对手,使对手陷入无助的境地。

有趣的是,这不只是来自于后世好事者的美化,丰臣秀吉秀吉本人也大力宣传自己一手炮制的“饿杀三木,渴杀鸟取”以及后来的“高松之水攻”。

在丰臣秀吉篡夺织田政权后,着令佑笔(书记官)大村由己书写各种文章,歌颂和宣传丰臣秀吉的“发迹史”,其中一个便是以三木城之战为主轴的《播州征伐记》。由于存在极为明显的政治目的,即使史料上所言的战略战术多少具有真实性。

当我们站在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上看,即使有秀吉本人和他的书记官的记载,也不足以让我们就此结束。特别是秀吉本来就是一个宣传高手,夸大自己丰功伟绩的能力和“过往政绩”同样毋庸置疑。因此,光凭秀吉的片面之词,还不足以让我们全面掌握这几场战役的真实情况。

饿杀三木

天正六年(1578)原本投向织田信长阵营的三木城主别所长治决定倒戈,与当时跟织田家关系转趋恶化的毛利家和大坂本愿寺合作,共抗信长。在差不多时间,另一个信长麾下的势力,摄津国有冈城主.荒木村重也倒戈叛变。

这对于当时正进一步压迫逃到毛利家的足利义昭归降的信长而言,无疑是连番打击。羽柴秀吉当时作为攻略山阳、山阴地区的最大担当,自然负起了“救火”之责。

而且,三木城别所家之叛本来便直接打击了秀吉奉信长之命,向西扩张蚕食的计划,也动摇了秀吉在播磨国(今.兵库县南部)的根基。既然三木城已成为了秀吉的眼中钉,织田政权西侵的障碍物,把它拔掉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天正六年七月,秀吉已经对三木城进行部署,在三木城约600米外之地修筑城寨,对三木城采取以包围孤立为主的长期作战。

前来支援的织田信忠、明智光秀等人协助打击荒木村重和其他在播、摄两地呼应别所长治的诸城,三木城唯一可以寄托的,就只有毛利家的来援。长治既希望毛利辉元派援军击破秀吉,至少也向三木城提供粮食补给。

然而,这些似乎都早已在秀吉的考量之中。同年九月中,秀吉严命手上军队严防任何运送粮食到三木城方向的可疑人士出入,又调集板材,强化包围圈内各个防御工事。

不仅如此,秀吉承接信长绝不容赦的方针,在同年十月份已经表明要彻底消灭三木城,更提前将别所家的领地分赐给自己麾下的武将,如黑田孝高(当时仍称小寺孝高)。

在这时,秀吉已经加强对三木城的压迫,包括将毛利军派出的援军打败,再将被斩首的敌军首级挂在三木城外,以示救援无法来到,使三木城内的将兵更加无助和绝望的状态。

因此,即使当时别所长治阵营遭受围困半年,显现出不堪负荷的状态,遂向秀吉要求停战和解时,秀吉向友军断言“绝不同意,绝不原谅”。意味着三木城只有打败秀吉,或者被秀吉消灭两种结局,不存在双赢的可能。

即便如此,三木城在翌天正七年时,仍然未至于成为了秀吉的囊中物。

即使秀吉几次打退了毛利家和本愿寺的支援,但由于秀吉起初对三木城的包围重点放在东北角,对于南方的包围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因此,三木城能够坚持逾年,和秀吉没有立即完全封锁通过三木城的道路,有一定的关系。

加上别所长治的一族、家臣把守在三木城附近的城寨,事实上跟秀吉军形成互相对峙的局面,一开始时仍然能保持僵持之局。

只是,踏入天正七年(1579),秀吉不仅开始收紧对南线的封锁,进一步增建土壁和用作监视的守寨,也出击攻下了别所方的宫山、鱼住等城寨,能够帮助别所长治抗衡秀吉的筹码已一步一步地被秀吉活生生的夺去。三木城的末路在同年底已大致可期。

到了天正八年(1580)正月,秀吉连三木城相近的鹰尾城也攻了下来,三木城完全裸露在秀吉面前,无法继续反抗。据《播州征伐记》所载,当时三木城的情况是“城内旧谷悉尽,已饿死者数千人,初食糠蒭,中比(顷)食牛马鸡犬,后刺人之肉”。也就是后世的我们最为深刻的印象—“城内无粮,兵士相食”。

据《播州征伐记》,在这个情况下,别所长治终于在同月十五日写信给秀吉,告之自己决定与数名同族和重臣于两日后的正月十七日切腹自尽,换取秀吉放过城兵。获得秀吉允许后,别所长治与族弟、家臣于十七日如期切腹。留下了“今再无恨,以我之身,换兵活命”的辞世句。

以上是根据秀吉笔记官大村由纪的《播州征伐记》所记载的三木城之战。虽然说是秀吉笔记官所写的战记,但由于是为了政治服务而写,史料批判还是免不了的。

特别的问题是三木城的“干杀”传说是否真如秀吉阵营宣传那样,秀吉长期围困三木城,再让城内的人陷入饥饿绝望之中,最终迫使别所长治投降,以自杀请罪,换取秀吉放城兵生路呢?

这里的疑问是:首先,《播州征伐记》说城内陷入绝粮穷境,但观察战后秀吉以及亲秀吉阵营提及三木之战时,秀吉从战事前的“干杀”,改为在战后跟织田家的盟友.长宗我部元亲说“三木城…皆刎首”。

另外,当时跟秀吉关系良好的宇喜多直家也提到他收到消息,指三木城的将兵被秀吉通通斩杀。还有,记录信长一生的《信长公记》卷十三里,也只提到主帅别所长治、别所贺相和别所友之等城将自杀,对于城内的情况只字不提。

换言之,《播州征伐记》与当时人实际听闻到的情况有所出入。因此,要解释这个矛盾,可能有两个可能性。其一是大村由己的说法是后来的宣传文宣,故意夸大了秀吉的战事战况,炮制出所谓的“三木之干杀”。

其二,就是反过来,秀吉没有详细报告城内的情况,只将最重要的情报——别所长治等人自杀,城兵被杀——的消息刻意地传出去,用来震慑盟友和敌人,以及向主君.信长请功。以信长的行事作风来说,结果才是最重要的,秀吉若是这样处理,也断不会引起信长不满。

何况在两个月后,与信长对抗十年的大坂本愿寺显如决定投降时,也提到了自己是因为不希望大坂本愿寺教坊落得“像有冈、三木那样被杀尽的下场”,才会跟信长和解。姑勿论这是显如为自己找下台阶,还是说真心话,我们都可以看到秀吉在三木城之战的作为对敌人造成不少的心理压力。

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仍然是靠百姓作为主要兵力,也就是说被困三木城的城兵绝大部分都是三木城附近的村落百姓和町民,秀吉为了胜利,将百姓迫向“全军覆没”的绝境,对于战胜后收复人心和进行统治皆没有好处,也会造成十分大的困难。

事实上,秀吉在战后于三木当地下令减免租税,呼吁百姓归来耕作,又下令否定当地人三木城之战结束前为止的借贷、借粮等债务等。秀吉全力促成三木城当地的复兴是事实。

然而,同样可以看到,三木城下的百姓有很多在战事期间逃离当地,没有全数投入城中。也就是说,三木城中的城兵就算真的被秀吉弄成饿鬼,也应该不占城下百姓多数,充其量只是一部分人被征为城兵罢了。更多的百姓或为秀吉军所用,或早已在战时期间或之前逃难离开了。

也因如此,更不能排除宇喜多直家、长宗我部元亲收到秀吉“杀尽城兵”的情报也是秀吉故意宣传的战术而已。

事实上,依照记载,为时两年左右的三木城之战存在三个阶段,秀吉从筑垒,展开包围,再出兵击破别所方在三木城附近的堡寨,别所方绝非一直被围困在三木城之中,盟友毛利军也曾经差一点成功将粮草运到三木城内,只是被秀吉及时拦截,最终功败垂成。

不过,《别所长治记》也提到秀吉发动绝粮战术,但情况和描绘手法却没有《播州征伐记》那样绘影绘声,惨绝人寰。可见,三木城之战的“干杀”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情况或许没有后世想像的那样惨,或许我们也被秀吉的宣传战术给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