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遇害后,为何杀害她的县令李钟岳会自杀身亡?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身为光复会领袖的秋瑾与徐锡麟等人在上海密议,计划在浙江、安徽两地起义,推翻清廷。

秋瑾负责组织在浙江起义。

徐锡麟负责在安徽发动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正月,秋瑾从上海回到浙江山阴,担任大通学堂督办,主持校务。

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民众的据点。

秋瑾到大通学堂之后,成立“体育会”,招纳会党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她还积极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织“光复军”,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并计划于农历六月初十在浙、皖两地同时举事。

不想,起义之事很快泄露。

无奈,徐锡麟只得于本年农历五月廿六日在安庆仓促起事。

徐锡麟起事之后,旋即遭到镇压,他也被残忍杀害。

此时,浙江巡抚张曾扬(张之洞同族侄曾孙)闻讯,急电绍兴知府贵福,命其立即查封绍兴大通学堂,拘捕徐锡麟的同党秋瑾。

因大通学堂校址在山阴县内,故而,贵福又命令到任不到半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负责查抄捕拿一事。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钟岳,据说,他很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学

因此,“事变虽起,犹思竭力保护之。”

当日,山阴士绅深知李钟岳爱护地方之苦心,数十人相聚县署,恳求保全地方。

后赴府署,向贵福陈述: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

贵福心虽不悦,也未十分拒绝。

李钟岳回山阴后,与众士绅商议,一时苦无善策,只有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好让该校师生逃走。

本年农历六月四日午后,贵福传李钟岳至府署,对其厉声喝斥,并将浙抚二次催促电令甩给李钟岳,拂袖而去。

李钟岳无奈,只好回署告诉诸士绅,情势至此,已不能阻止

当日下午四时许,在贵福的监视下,李钟岳会同抚标兵管带率新军300人,前往大通学堂,开始捕拿。

为了避免士兵开枪伤人,李钟岳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让兵士跟随其后。

进入学堂,他又下令兵丁不许乱射,只许捕人。

于是,当场拘捕秋瑾、程毅等师生8人,押至县署。

随后,贵福又命令将秋瑾等人提至府署,与会稽县令李瑞年、山阴县令李钟岳连夜会审。

大堂上,秋瑾只承认自己有家庭革命、夫妇革命,完全否认参加推翻清廷的政治革命。

贵福无奈,只好命李钟岳将秋瑾等人押回山阴县署,继续审讯。

次日上午,贵福又命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的娘家。

为防止查出证据、连累更多的人,李钟岳故意不让手下人搜查秋瑾居住的小楼,草草收兵,无获而归。

本年农历六月初五日下午,李钟岳奉命提审秋瑾。他不忍对秋瑾下毒手,稍加审问后,便令文案将程毅等7人带到公堂审讯,自己则破例设座,让秋瑾坐于椅上,同其单独交谈。

二人对谈后,李钟岳让人取纸笔给秋瑾,秋瑾用朱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世人传颂的绝命诗句。

李钟岳又让秋瑾作文,秋瑾说多年不用毛笔,书写不惯,李又另给墨水钢笔和英文练习簿。秋瑾提笔立成千余言,主要陈述其生平历史和申诉此次被捕之冤。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两小时之久,室内寂静异常,形同会客。

相关审讯情形,被密探报于贵福。

贵福为之大怒。

贵福见李钟岳如此立场,知道审不出什么结果,便于晚间亲去杭州,面陈浙江巡抚张曾扬,谎称秋瑾已承认密谋革命,张曾扬不加复查,立即拟写了“就地正法”的手谕。

深夜,贵福赶回绍兴府署召见李钟岳,出示了张曾扬手谕,令其立即斩杀秋瑾。

李钟岳仍据理力争。

贵福厉声训斥。

李钟岳知事已不可争,怏怏返回县署,思忖良久,终无两全之策。

本年农历六月六日凌晨三点,行刑任务已不容再缓,于是李钟岳将秋瑾提至大堂,对秋瑾说是,其死非己意,幸其谅之。李钟岳还征询秋瑾有何要求,秋瑾深表感激,并提出不要枭首、刑后勿剥衣服等。

凌晨四点,在贵福心腹的监视和催促下,李钟岳被迫押秋瑾步行至绍兴轩亭口赴刑。

贵福对李钟岳袒护秋瑾、屡屡抗命的行为极为不满,处决秋瑾后立即电奏浙抚张曾扬,历数李钟岳在秋瑾案中的消极表现。

未过3日,李钟岳即被革职。

离任之日,绍兴绅民数百人,乘船数十只,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仍恋恋不舍。

李钟岳离职后寄住杭州。

在杭州寓所里,李钟岳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他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注视默诵”,并对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

闻者皆慰藉李钟岳,但李钟岳在良心的自责下始终不能释然,并渐萌殉身之念。

李钟岳先是几次自杀未遂,一次跃井被救不死,数日又结绳老树,却被夫人发现,于是家人防范,不敢远离,但他死志已决。

本年农历九月廿三日上午9时许,李钟岳乘家人不备,在寓中悬梁自缢,年仅53岁。

此时,距秋瑾遇难仅百余日。

李钟岳自尽的消息传出后,浙江士民无不哀痛惋惜,杭州城乡士绅前往吊唁者三日不绝,上海《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媒体争相报道,一时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绍兴知府贵福与浙抚张曾扬,为李钟岳鸣不平。上海还将秋瑾一案编成新剧《六月雪》演出,为秋瑾和李钟岳鸣冤。

辛亥革命成功后,秋瑾案昭雪。

后来,浙江的褚慧僧先生与秋瑾生前挚友吴芝瑛、徐寄尘女士于1912年在西子湖畔建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特将李钟岳的“神位”祀于祠中,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以纪念李钟岳保护秋瑾和为秋瑾殉道的悲壮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