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藏在隐蔽处的政治
1968年4月，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遭遇暗杀，举世震惊。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的伟大与衰败同时存在的时代。旨在消除贫穷、饥饿与不公正的“伟大社会”改革正在诞生；与此同时，群情激昂、社会结构与身份处在重塑中的纷乱，却导致针对著名人士的激情暗杀屡屡见诸报端。美国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对马丁·路德·金的去逝有过这样的惋惜与无奈：“无论是谁，不论他住在何处、干什么工作，谁都无法预料谁会成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暗杀的牺牲品。”两个月后，肯尼迪参议员本人也在竞选行程中遭受枪击故去。到目前为止，美国共有9位总统遭遇过暗杀，4位因此去世。
人们以为，里根总统20世纪80年代遭遇的暗杀，应该是一个暴力宣泄时代的终结；新的世纪，在人们谴责恐怖主义的残暴与不人道、倍加珍惜普遍拥有的承平岁月时，却被2017年2月发生在马来西亚机场的暗杀事件再次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之中。此次事件中，金正男被不名身份人士施毒，旋即遇害。凶手被捉拿归案，却矢口否认作案是经过精心设计有心为之，这与历史上其他不明凶手身份及暗杀原因的事件如出一辙，随后的外交纠纷与政治嘴仗也重复着暗杀时代的旧模式。这一切提醒我们，现代政治里，暗杀并没有远去，它仍然是藏在隐蔽处、偶尔会浮现的政治手段。
那么，到底谁会成为暗杀的目标？暗杀有哪些手段？暗杀何以成为一条选择的路径？预防政治暗杀是否能找到规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认清暗杀这一隐蔽政治手段的第一步。
暗杀的由来
暗杀古已有之，“荆轲刺秦王”是中国历史上最耳熟能详的刺杀未遂案例。史料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曾用暗杀手法打击进犯的倭寇。当时他的手段是在酒罐中投毒，用无色无味的有毒之酒诱使敌人醉饮，进而丧失作战能力。胡御史率领属下几次设计投毒，均达到目的。
中世纪的欧洲也算得上是暗杀时代，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子齐查列·波尔查为侵占、蚕食领地并搜刮财物，多次使用暗杀之术。他当时所使用的毒药被文学家们专称为“波尔查毒药”。此后，“波尔查毒药”及暗杀一度流行，成为多部文学作品的主题。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枪杀斐迪南大公夫妇，制造“萨拉热窝事件”，随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掀开了脆弱、暗流涌动的欧洲国家间关系的最后一层面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戏谑的是，1913年中国的《大公报》曾公然刊登“暗杀介绍所章程”，广告中挑明暗杀介绍所收取酬金、保证金额度，以及暗杀成败与否的规则。广告是否有用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不得而知。可以清晰了解的是，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暗杀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
由此可知，暗杀绝不是在当代才出现的新鲜事，它在历史上早有渊源。事实上，“刺客”（Assasin）一词的来源正是取自伊斯兰教什叶派极端组织阿萨辛派（Hashashins）。阿萨辛派活跃于1090～1275年间，其著名标签就是采取暗杀领导人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
暗杀目标及其目的
近年来，暗杀目标的选择有泛化的趋势。历史上，暗杀多针对有名望且存在政治冲突的显要人士；现今，长长的暗杀名单早已覆盖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文学写手等民间人士。
对政治人物的暗杀构成暗杀目标的主体。前文提到，美国共有9位总统遭遇过暗杀，其中4位总统因此去世。在苏联历史上，几乎每一位身处要职的最高领导人，均遭遇过不同次数的生命威胁：列宁曾四度遇刺；斯大林也曾遭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希特勒派遣的杀手的暗杀设计，侥幸逃脱；格鲁吉亚人因对迫使其整体迁移中亚的政策不满，在赫鲁晓夫视察第比利斯时设计了暗杀行动计划，未遂；4名正等待受勋的“联盟”4号、“联盟”5号苏联宇航员，代勃列日涅夫成为替罪羊，遭遇苏军少尉射击，大难不死；在红场向人民致以节日问候的戈尔巴乔夫被手持双筒火枪的男子正面射击，幸亏保卫人员眼疾手快，子弹与戈尔巴乔夫擦肩而过。苏联解体后，1993年，俄军少校因无法原谅叶利钦推动苏联解体，携带炸药行刺，因行踪暴露被捕。
往上追溯至纳粹时期，希特勒不仅设立盖世太保这样组织严密、臭名昭著的国家警察机构，从事情报与暗杀活动，他本人也多次成为暗杀的目标。对希特勒进行暗杀行刺的正是从前支持他修改《魏玛宪法》、打破《凡尔赛条约》对德束缚、重新武装德国的纳粹将领。因为不满希特勒对德国国防的全面控制、一步步将德国推入世界大战深渊，纳粹叛将数次策划对希特勒的暗杀，终于使希特勒在暗杀中被炸伤。随后，希特勒立即展开政治清洗行动。由希特勒一手提拔的“纳粹之弧”、名将隆美尔受牵连服毒自杀。据英国战后所获得的档案显示，由于与“女武神”暗杀计划相关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高达4980人，人员广泛涉及商界、政界、科技领域精英人士。为了防止被暗杀，希特勒还特别雇佣了3名替身，代替希特勒上街巡视及检阅部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总体处于和平态势，但政治人物仍然面临着异见人士的生命威胁，频率则少于战争时期；与此同时，民间人士也因利益纠纷不断进入暗杀者视野。
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数十名作家、学者、艺术家、思想家遭到暗杀，他们的共同身份是用法语写作的阿拉伯人。原教旨主义者痛恨西方文化，认为这些书写者与思考者的感情偏向殖民者，因此产生强烈不满，进而走向极端。
再如，20世纪90年代，俄羅斯先后有132名银行高管及专家被暗杀。进入新世纪后，2006年9月至12月，又有3名银行业高管被暗杀。俄罗斯金融行业的腐败及犯罪行为令人触目惊心。被暗杀的银行家都是坚定地前行在金融业改革浪潮中的人士。普京政府推动的重塑银行系统的改革计划，根本性地动摇了本来在混乱中渔利的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一批“高风险”银行业的从业人员，成为这些“无法精确地揪出暗杀幕后黑手”案件的牺牲品。
社会与文艺界的情况也并不太平。在俄罗斯，2006年，多次参与报道车臣问题并与莫斯科人质绑匪谈判的著名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娅中枪身亡，凶手无处可寻。2001～2006年，至少13名記者遇害。文化界人士一次次遭遇暗杀，人们批判这是因为腐败已是俄罗斯社会机体中的毒瘤，政府与警察部门的不作为使俄罗斯成为“没有遮拦的穿堂院”：合同杀手不断出现，意识形态基础遭到破坏，拜金主义横行，年轻人价值观念虚无，思想偏激的极端人士充斥社会……“俄罗斯病了”。
无独有偶，法国巴黎的犯罪率也在显著升高，吸毒人数高企，暗杀、爆炸层出不穷，社会正逐步体现出不断加深的经济与精神危机。
可见，即便是在新时期，暗杀也并没有走远。暗杀逐渐跨越了政治异见的藩篱设限，社会黑暗势力与在改革中忧患既得利益丧失的集团一起，将“暗杀之箭”对准阻挠其金钱获取、地位保障的所有人。
暗杀手法的演进
早期，暗杀常用的手法与工具是匕首、枪械等明制工具。随着暗杀越来越受到道德的谴责以及制毒技术不断演进，为保证成功率，当前暗杀的手法更多使用毒杀。毒杀被称为“历史最久、实施简易，但却最难防范”的暗杀手法。
比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织前领导人哈达德，因两次劫机事件成为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摩萨德）的头号追杀目标。摩萨德在巴格达发现哈达德的潜逃踪迹后，买通巴勒斯坦人，在哈达德最喜爱的食物——巧克力中放置慢性毒药。1978年3月，哈达德因毒素累积过量去世。
2004年，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遭到政敌陷害，食物中被投放二[吃] [恶]英——一种无色无味却是目前人类已知最毒物质之一的溶剂。由于诊断及时，库奇马体内的二[吃] [恶]英遭到清除，所幸保命；但由于中毒，库奇马脸部长出许多脓疮与蓝斑，脸形畸变破相。
2010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要成员马巴胡赫在迪拜酒店被暗杀。尸检结果显示，马巴胡赫体内被注入毒药，致使其心脏病发去世。警方随后逮捕了持英国、爱尔兰、德国、法国等国伪造护照入境的11名涉案以色列裔嫌疑人。此事引发了一系列国际争端。时任英国首相布朗要求对伪造与盗用英国公民护照信息事件进行详查。随后，阿联酋警方披露证据直指摩萨德是幕后凶手，爱尔兰表示将“严正看待”，德国外长表示将介入调查，法国外长则对摩萨德进行了谴责。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陷入了新世纪以来的又一次巨大危机，其首脑梅厄·达甘不得不引咎辞职。
暗杀的预防
既然暗杀如此长时间、大范围的存在，发现其运行规律并进行预防是防止暗杀的有效办法之一。美国财政部特勤局和美国司法局曾进行过一项长达5年的研究。研究从1992年开始，调查了1949～1996年间已经实施或计划实施暗杀行动的83名犯罪分子，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首先，从动机上来说，暗杀者既可能为政治派别斗争制造混乱实施暗杀，也可以为扬名、为赎金、为了报复、为制造恐怖气氛实施暗杀。因此，从暗杀者动机来看，其暗杀对象各有不同，涉及面广，难于统一。
其次，从精神层面分析，研究所调查的暗杀犯罪分子在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从业经历等方面显示较大差异，不存在一幅暗杀者的标准精神画像；同时，研究发现，从事暗杀多是一项精准、精心的理性活动，少有暗杀者受到精神疾患的驱使。如果有人从口头上发出了暗杀威胁，那么其实施的概率也大，因此要特别留意发送危险信号的人群。
第三，要避免暗杀，则要从潜在的暗杀者、导致其精神压力的事件、生活情境及所要暗杀的目标四方面入手。如果潜在的暗杀者在平时舒压时方式多样，不曾出现精神焦虑、难以接受现实或自残等攻击性行为，则其成为暗杀人员的可能性小；如果未产生某些突致行动者心理骤变的压力性事件，则暗杀的可能性小；如果潜在暗杀者与周边人际关系较为亲密，则较之人际关系疏离者，其成为暗杀者的可能性小；如果暗杀目标安全警觉高，难于接近，则暗杀的可能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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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立志
来源：《百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