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日后被誉为“物理学第一夫人”的吴健雄在沐浴着自由、平等气氛的家庭中诞生，长大后多方面的才智深得胡适和其他老师们的赞赏，并与胡适结下了终生友谊。与她同岁的袁家骝有叱咤风云的祖父，却从小自力更生。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这位谦谦君子青睐有加，引导他走上了物理的道路，并帮助他获得了去美国读书的奖学金。终于，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相遇在伯克利，物理研究生涯从此起航，相知相伴的人生也由此开始。他们就像是”双子星”，在物理学的苍穹中相伴遨游。
撰文 | 丁玖（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教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读书的莘莘学子对两个人最为欣赏。一位是南京大学的匡亚明（1906-1996）校长。他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中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求贤若渴、教授挂帅的治校故事举不胜举。
另一位却从来没有在南京大学正式教过书或当过官，但原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三十年代的物理系毕业生。那些年中，每当她和她的丈夫出现在南大校园，整个南京大学就沸腾起来，就像现在的当红歌星出现在北京首都体育场献唱或天才作家出现在大学礼堂传授作文秘诀一样的热气腾腾。
她的名字叫吴健雄（1912-1997），对她孤陋寡闻者或许以为这是一位须眉的大名。是的，她的名声在全世界可以用响彻云霄来比喻。她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世界物理女王”。她虽然没有拿到过诺贝尔物理奖（其实，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她应得此奖），但却是另一殊荣——沃尔夫物理奖的首届（1978）获奖者。她是普林斯顿大学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荣誉博士、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任女会长。她比李政道、杨振宁更早成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是第一个华人院士。此外她比杨振宁早十一年被美国总统授予国家科学奖。她和他们两人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她的配偶袁家骝（1912-2003）也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她年轻的时候，美丽；她中年的时候，典雅；她老年的时候，慈祥。当我第一次在美国执教大学物理系的会议室墙上见到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普平实验室（Pupin Hall）的照片时，由衷地赞叹她那特有的女性科学家的气质。后来，我在家乡的书店买到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这是辅仁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记者江才健所写的第一本华人科学家传记，也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我当时就被纸张质量也是一等的该书迷住了，包括锦上添花的若干迷人照片，尤其是那张身材娇小的东方美女吴健雄小姐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物理系的高大英俊的美国同学手拉手的合照，颇为生动。作者对吴健雄的事业成就与情感生活都写得鲜活可口，难怪杨振宁先生对此书也赞不绝口。自己感到可惜的是，我保存的这本吴健雄传记十七年前借给一位数学博士生后再也没有回到身边。今天，如果有人送我这本不易购得的好书，我将感激涕零。
今年4月5日是袁家骝诞辰107周年的日子，而五十六天后的5月31日则是吴健雄的107岁生日。5月也是她的母校南京大学建校一百一十七周年。作为一直对他们夫妇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十分敬仰的一名后学，作为有幸能和吴健雄同为南大校友的当年七七级学生，我想在这里回忆一下我所知道的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的人生轨迹，表达对这两位已故世纪老人的深切纪念。
吴健雄 | 图片来源：Beyond Curie
少年时代
吴健雄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她生于辛亥革命后的翌年晚春。革命的成功、共和的建立、父辈的进步，让这个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孩的她从一出生就沐浴在自由、平等的反封建家庭气氛之中，这对她的成长极为重要。她的出身地是江苏省太仓县的浏河镇，距离上海仅有六十五公里左右的路程。她的父亲吴仲裔（1888-1959）坚信男女平等，不仅给女儿起了一个响亮的男性化名字，而且让她和男孩子们接受一视同仁的教育。吴健雄哥哥的名字吴健英和弟弟的名字吴健豪，加上她自己的，其最后一字按顺序是“英雄豪杰”中的前三位。这可以想象他们的父亲气派有多大，期待有多大！
吴健雄的父亲反对重男轻女，他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这在一百年前缠足、纳妾还在盛行的中国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自然地让女儿和儿子一样进学堂。十一岁时，在父亲所办小学一毕业，吴健雄就只身一人去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近万名的考生中，她以名列第九的入学会考成绩成为那年进校的两百个新生中的一员。她后来说过，这所女子师范学校之所以著名，并不仅仅因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还因为其先进的教学方法：经常请有知识的学者和名流来做讲座。的确，校长杨诲玉女士居然能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和教育改革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及其著名弟子请来给女中学生们做演讲，并观摩她们的家政课、品尝她们的烹饪手艺，这让小小年纪的她们早早接受了世界潮流新思维的启蒙和熏陶，为日后改造世界建立根基。请来的一位中国演讲者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大名鼎鼎并且风度翩翩的胡适（1891-1962）博士。胡博士就是杜威教授的中国产品，这位原产安徽绩溪的才子从美国的导师处搬回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并身体力行地参与改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如果问吴健雄自己一生中最欣赏谁，可以引用她曾说过的话。她说，在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则是胡适先生。当时她根本想象不到，几十年后她会在杜威传道授业几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授业传道也是几十年。
胡适并非仅在那时候对她深有影响。历史给了他更多影响她的关键机会。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吴健雄因成绩好保送进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但因师范毕业生转入正规大学需要服务教书一年，在非强制性要求的机动灵活中，她便去了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继续求学。最早的中国公学1906年由一批集体退学的爱国留日学生创办，早年的胡适曾就学于此，并参与过后来与该校合并的中国新公学的创立。还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胡适此时每周南下一次在那里教书，并且担任这个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校长。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吴健雄的多方面才智，包括融会贯通的人文知识和“笔大如椽”的作文能力，甚至“挺秀劲拔”的一手好字，赢得了长她二十岁的胡适的高度赞赏，并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江才健1989年采访吴健雄时，记录了她对中国公学的美好回忆并写进自己的书中：吴健雄修了胡适每周一次两小时的大课“有清三百年思想史”。一次考试，她坐在教室中间最前排，面对胡适。三个小时的卷子，她两个小时就头一个交卷。改好卷子后，胡适对教历史的杨鸿烈（1903-1977）和教社会学的马君武（1881-1940）两位老师说，他从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的透彻，我给了她一百分。杨鸿烈和马君武也告诉他，班上有一个女生总是考一百分。于是三人各自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下来，结果拿出来一对，写的都是吴健雄。
胡适对吴健雄不光赞誉有加，而且期许也高。在吴健雄赴美读书后，他在旅行中逛书店看到一本二十世纪最伟大实验物理学家、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卢瑟福（1871-1934）的书信集，就买下直接寄给了远在伯克利的她。吴健雄1990年对江才健说，“这才是师生关系啊！”
青年时代的吴健雄
如果说吴健雄的父亲只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知识分子，袁家骝的祖父却是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位风云人物。天下华人很少没听说过民国初年时期银元上的那位“袁大头”的。正因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之举，不光政治上身败名裂，更以五十七岁之年忧郁而死。这一年，袁家骝才四岁大。他的父亲袁克文（1889-1931）是与政治上野心勃勃的长兄袁克定（1878-1958）不大一样的是，袁克文一生对政治冷淡，曾写下“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的诗句影射帝制，从此被他的父亲冷淡。他长于诗文，工于书法，演唱昆曲，爱好藏书，玩赏古物，和章伯钧（1895-1969）女儿章诒和的畅销书《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回忆的张伯驹（1898-1982）同属一类人物。事实上，他们都被称为“民国四公子”，另两位公子则为张学良（1901-2001）和溥侗人。袁家骝从小就养成了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好习惯，而不是一个可以叫嚣“我的爸爸是李刚”的纨绔子弟。
袁家骝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行政村，是袁克文的第三子。他的母亲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据说皮肤细腻白皙、气质高雅，袁克文一见倾心，纳为姨太太。由于父亲失宠于祖父，他很小就和母亲居住乡间老家，待到爷爷去世离开袁寨。他虽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却没能像吴健雄那样得到家庭厚爱。十三岁时，他随同母亲和妹妹一起迁到天津居住，并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但他读了一个月余，就转到英国伦敦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新学书院。三年后他考进了工商大学就读工程学。这是一所不太起眼的学校，但促进了他两项终生爱好：从事应用研究和喜欢动手做事。
青年时代的袁家骝
大学生活
1930年袁家骝转学到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当校长的燕京大学，改读物理。有工程背景的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之一是刚刚兴起不久的无线电通讯，这一爱好让他和具有同一爱好的校长建立了友谊。另一大爱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师杨宝中。在学问上，他的业师是谢玉铭（1893-1986）教授。复旦大学的学生如果对这个名字生疏的话，可以查查已故复旦前校长、女物理学家谢希德（1921-2000）的家谱。不知这个家谱是否起始于东晋谢安、谢玄叔侄。唐朝才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一自谦之句“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这被我的大学同学田刚巧妙地用到题赠于我的毕业留言“愿为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谢玉铭谢希德父女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谢家之宝树。谢玉铭为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n Michelson，1852-1931）的学生，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他1932年应邀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教授，与同事休斯顿（William Vermillion Houston，1900-1968）发现并发表了一个实验与理论不符的惊人结果，这就是十多年后兰姆（Willis Eugene Lamb，1913-2008）发现并获诺贝尔奖的“兰姆位移”。杨振宁认为如果当时的理论物理学家面对同时存在的真假难辨的试验结果深入思考一番，中国人获诺奖的时间或许能提前二十年。
谢玉铭在燕京大学后来成名的学生中除了袁家骝外，有1931年本科毕业、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193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卢瑟福门下拿到博士学位的张文裕（1910-1992）以及他未来的太太王承书（1912-1994）。她在1934年和1936年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44年于密西根大学在发现电子自旋的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George Eugene Uhlenbeck，1900-1988）的指导下拿到博士文凭。这也是一对中华物理双星，分治实验和理论，丈夫是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之一，妻子则是气体动力学和铀同位素分离的一位先驱。稍迟入学的另一个学生卢鹤绂（1914-1997），本科毕业就去了美国留学，27岁取得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后来成为中国的核能之父。看来，燕京大学这所当时中国最美的教会大学，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功不可没。就像“尊师爱生”的匡亚明校长一直被南大学子永志不忘一样，提倡“学术自由”的司徒雷登校长也被燕大的校友们铭记在心。2008年，在美国去世四十二年后，司徒雷登的骨灰按照他生前的遗嘱终于在他的中国出生地杭州安葬。
北方的袁家骝插入燕京大学的同年，南方的吴健雄也跨进了中央大学的大门。她开始念的是数学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和袁家骝是殊途同归。一个人从事其最喜爱的工作时，成功的几率最大，因为他（她）会像堕入情网的人一样全神贯注、全力以赴。通常所说的勉励之语“失败是成功之母”可以改成“爱好是成功之母”。
1932年，袁家骝大学毕业后留在本校的研究生院继续读书，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他不光学习好，为人也好，深受美国校长的青睐。是司徒雷登帮助他顺利获得国际奖学金，而于1936年考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深造。几年后，当他和吴健雄结为连理时，另一个作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美国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充当了新娘新郎的证婚人。能让两个大学校长都亲自出面的青年学生，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佼佼者。
中央大学时代的吴健雄，继续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学生。她后来的卓越成就常让人将她和居里夫人（Maria Sklodowska-Curie，1867-1934）相比。吴健雄的博士论文导师、费米的学生、也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的塞格瑞（Emilio Segre，1905-1989）早年与居里夫人有所过从。他在评论吴健雄时写道：“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身，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其实，早在本科生时代，就有人于无形之中将她与居里夫人相连了。这个人就是二十五岁就成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施士元（1908-2007）。1933年，施士元在居里夫人的门下拿到博士学位后当即回国效力。很快他就成了吴健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虽然回国的施士元由于科研氛围的限制，未能像自己的老师和学生那样成为世人景仰的大物理学家，他作为伟大的物理教育家为吴健雄从事物理研究打下了第一桩，就像杨振宁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竹溪（1911-1983）那样。多年后，尊师的吴健雄每次回国都要探望老师，而比吴健雄只大四岁的施士元一生淡泊明志，教书育人，弟子中超过十人成为院士，并活到百岁。
吴健雄不光书念得好，待人接物也是有口皆碑。她当时的最好朋友之一、酷爱丹青的孙多慈（1913-1975），比她小一岁并晚一年进中央大学。艺术细胞超群的孙小姐是深受美术系主任徐悲鸿（1895-1953）器重的好学生，后来并与老师擦出令人感叹万千的“慈悲之恋”。孙多慈最终去了台湾，1975年因病赴美就医，同年在她一生知己吴健雄的家里与世长辞。吴健雄的另一位好朋友曹诚英（1902-1973）因比她大十岁，已留校在农学院当助教，对她也特别体贴。曹诚英是胡适二嫂的半个妹妹，之前曾和长她十岁的胡适之发展出未有结果的“诚适之恋”，未有结果的原因就是胡适母亲送给宝贝儿子的大礼物——三寸金莲、目不识丁、长他一岁、治夫有方的太太江冬秀（1890-1975）。以白话诗运动来推动中国新文化的胡适大概曾为所爱之女写下了《有感》一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1934年，吴健雄以一篇题为《证明布喇格定律》的优秀毕业论文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她受聘到被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当助教，不久就进入中央研究院物理所，跟随一名从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留学归来的女物理学家顾静薇从事研究工作。顾教授不知听谁提过吴健雄，一次碰见在化学所做研究的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生程崇道，问她认不认识吴健雄。对方回答：“是的，我认识她，她是我们同学中的健者，智慧高，能力强，做事认真，性情和善。”这就是为何吴健雄会被顾教授招进物理所。
但是，吴健雄胸有大志，她想步顾静薇的后尘，横渡太平洋去密西根大学深造。顾教授也热情鼓励她，加上她自己办公司的叔父吴逐之也愿意解囊相助，资助她的学费生活费。这样1936年的夏天，她去了美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与父母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告别，本以为只是几年的短暂分离，却是实际上的永别。
加州邂逅
与当今中国阔佬的子弟腰缠万贯地出国留学的经济实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当家世显赫的袁家骝1936年的7月踏上了只身闯荡美国的旅程时，他身上带着的钱仅有四十美元，乘坐的只是三等舱铺，在两周多的大海航程中，只靠充满腥臭味的咸鱼果腹，连稍贵一点的稀饭也舍不得吃。到达加州旧金山时，他的体重下降了十几斤，口袋里也只剩下二十五美元。此时，他那“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的父亲已经撒手人寰五年。
袁家骝到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物理系报到后，过了两三周，吴健雄与同行的董若芬抵达附近的旧金山，住在丈夫在伯克利教书的一个老同学家里，准备停留一周继续向位于中西部的密西根州小城安娜堡的“美国公立大学之母”密西根大学行进，一个读物理、一个读化学。然而，这时候，历史开始改写。自然，在旧金山海湾地区盘桓几日休整的吴健雄想见识一下伯克利的物理系，于是热心的伯克利中国学生会会长、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Victor杨让最合适人选、物理系研究生新人袁家骝全程陪同参观。杨君的历史功绩是他客观上成了吴健雄与袁家骝的红娘。
比密西根大学年轻得多的伯克利物理系，此时正如早晨的太阳一样地蒸蒸日上、气象万千。回旋加速器之父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1901-1958）和未来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正在那里朝气蓬勃地干着，而费米的学生塞格瑞两年后也去了那里。一个个物理实验室，尤其是劳伦斯的放射性实验室，让做过X光晶体绕射光谱实验的吴健雄看得流连忘返，马上就动了留在这里读书的念头。
但是真正让吴健雄下决心留在伯克利的倒是她那周听到的一件传闻。据说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学生俱乐部不让女生从正门入内，尽管女生和男生一样为建它出过力、捐过款。这让生于中国男女平等之家的吴健雄大吃一惊。这种歧视甚至在中央大学她都没有经历过。尽管有六百名中国学生正在密西根大学读书，她怎么能去那里当性别上的二等公民呢？其实，与那句名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有共鸣的吴健雄在她后来的美国高校职业生涯的初始阶段依然未逃脱西方国家“男尊女卑”的影响。
决心已下，驷马难追。即便得罪了本应一起东行的同乡女伴董若芬并被其耿耿于怀到终生冷遇，吴健雄仍然由袁家骝陪同去见了物理系主任柏基（Raymond Thayer Birge，1887-1980）教授申请入学。对带着外国腔尤其是中国腔以及女性学生也有点歧视的他却破例录取了她，尽管学校已经开了学。这大概归功于吴健雄身上迸发出的物理天分和优雅气质。一滴水反映太阳，具有魄力的柏基领导物理系一直到1955年为止，把伯克利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基地和人才中心。
就这样，历史的机遇，让两位优秀的华夏儿女相识于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邂逅于负笈海外的加大校园。诚然，这离爱情远得很呢，尽管袁家骝给吴健雄肯定留下了热心、厚道、助人为乐的好印象，而袁家骝肯定也被吴健雄的美丽和才华迷住了。他们的互相吸引和爱的旋律还要先受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考验。
吴健雄由于家境较好，加上对她疼爱有加的亲叔叔的资助，留学生活的经济状况远比袁家骝要好。后者靠的是校方免学费、可住国际学生宿舍的奖学金，十分拮据。一年后，两人书都念得很好。这时吴健雄希望得到学校的奖学金，以便减少叔叔的负担。但是，在整个国家对东方人歧视的大环境下，柏基不敢给他们全额奖学金的资助，只给了数额较少的助读金（Readership）。吴健雄尚可接受，但袁家骝则难以生存了。这种杯水车薪式的奖励实际上人为地将他们隔开了。
于是，袁家骝向位于洛杉矶的另一所蒸蒸日上的学校加州理工学院申请转学。几年前他曾经转学到燕京大学，并为校长司徒雷登所器重并推荐给伯克利。没想到，这一次申请学校的校长密立根亲自拍来电报给他奖学金，并要他立即回复。袁家骝马上接受了这雪中送炭的资助，虽然对爱惜青年人才的柏基是个不小的打击。事实上，密立根成了他后来的博士论文导师。
但是，卢沟桥事变烧起的中国抗战烈火炙烤着袁家骝七尺男儿的爱国之心。他和好几个中国学生商议，打算回国效力。恰巧胡适来到洛杉矶，听说他们有此想法，眼光深远的他把他们叫去相劝：中国必将胜利，战后国家建设需要许多人才，你们应当好好读书，以便战后建设新中国。这和1814年敌军兵临城下时法国的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不让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上前线的名言“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我的老母鸡！”一个道理。于是，袁家骝安心读书，与吴健雄同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导师处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
健雄起飞
1937年袁家骝转学后，吴健雄继续留在伯克利，开始了她第二年的博士课程学习。她的老师都是才华横溢的物理奇才，如曾在量子力学的发源地和玻恩（Max Born，1882-1970）等先驱者互动频繁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她的一帮同学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北美物理学界的顶级人物，如费米实验室主任、1973年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得者威尔逊（Robert R. Wilson，1914-2000），加拿大物理学会会长和国家科学顾问渥科夫（George Michael Volkoff，1914-2000）和前面提到过的兰姆。第一年刚开始时她和袁家骝的英文听力都不太灵光，有时要抄后来自谦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物理学家，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学生”的渥科夫的笔记。
读了两年的博士课程后，吴健雄真正的研究生涯于1938年开始起航。她的博士导师名义上是劳伦斯，他不光是大牌教授，在她毕业的前一年甚至荣获诺贝尔奖。但忙碌不堪的劳伦斯无暇顾及全部，这导致吴健雄实际上的导师是一开始还不是教授的意大利人塞格瑞。
吴健雄后来以“β-衰变”的世界权威著称。其实她的第一个实验工作就是1938年由劳伦斯指导的关于放射性铅因产生β-衰变放出电子而激发产生出两类X光的现象。第二年她就跟随塞格瑞研究铀原子核分裂的产物。这直接与前一年年底德国科学家发现而由麦特勒（Lise Meitner，1878-1968）和她也是物理学家的侄子费许（Otto Frisch，1904-1979）断定为铀原子核分裂的惊人发现有关。麦特勒是王淦昌（1907-1998）1933年博士论文的导师，被爱因斯坦认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 。他们的发现于1939年1月1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而全世界的原子核物理学家们都迫不及待地开展类似的实验研究。在这历时两年的探索中，虽然有导师的指导和他的许多初始想法，但吴健雄的实验大部分是自己独立做出来的。其中的一项成果居然为后两年的原子弹研制提供了关键的贡献。麦特勒和吴健雄同样都是女性，而两人都同样令人遗憾地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忽视了。常常有人拿她们与曾为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学生并在早期事业上得到夫君极大提携的居里夫人比。其实许多大物理学家会把居里夫人的才华和贡献放在她们之后，尽管前者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也许，不妨把吴健雄称为中国的麦特勒更为恰当。
Lise Meitner是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者，第109号化学元素以她的名字命名。| 图片来源：Beyond Curie
吴健雄的实验工作深受两位导师的赞赏，因为它们一直是精确而细致的，这是她一贯的风格。笔者买过一本塞格瑞1993年的自传的中文翻译，看到他对其第一个学生的高度评价：对工作狂热，对物理着迷，极有天分，十分聪敏，才气横溢。比吴健雄早三年在伯克利拿到博士学位的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核化学家西博格（Glean Seaborg，1912-1999）1990年这样描绘他对她的看法：在伯克利一大群聪明的人中，作为非常聪明的少数几个女性之一，吴健雄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是她的坚持和决心。西博格还记得吴健雄在用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做实验时是那样的顽强，那样的执着，使人很难跟她竞争。这种寸土不让的毅力后来在她一生中最伟大的工作中充分展现。
塞格瑞作为导师也常有道德高尚的闪光，让吴健雄感动。有一次他去见自己的老导师费米以“获取灵感”，吴健雄在此期间独立得出两种放射性态惰性气体的半衰期和其他数据，这让从东海岸回来的塞格瑞大为激赏。基于这些实验结果，吴健雄写了一个报告，把导师的名字自然地放在上面。塞格瑞看了报告后，划去了自己的作者名。1940年这篇只有吴健雄一位作者的响当当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地位崇高的《物理评论》上。在当今论文数量挂帅的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比例的教授愿意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的学生论文上删去本人的名字。
从1940年拿到博士学位到他们结婚为止，吴健雄和袁家骝分别继续留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从事博士后研究。
吴健雄发表在《物理评论》中的工作，有些二战时敏感的数据并未发表。在美国介入太平洋战争后启动的原子弹研制中，一个关于原子反应堆的停滞问题由于是惰性气体在作祟，于是塞格瑞一挥手说：“应该去问吴健雄！”于是，吴健雄那些本想推迟到战后发表的绝密数据在关键的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吴健雄，一个中国人，一个女实验物理学家，成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一位奉献者。
珠联璧合
从中国大学本科生到美国大学博士生前期，尽管其江南女子的美貌和读书种子的内涵赢得许多也包括同性的仰慕者，吴健雄从未凭借自己的先天条件而放纵自己，也没有在狭义的意义上与人相爱过。大概在中国公学“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豆蔻年华的青春岁月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胡适之博士是她十分崇拜的对象，或者已升华成朦胧的爱慕之情。在郭沫若（1892-1978）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感叹万分：哪有少男不钟情，哪有少女不怀春？和自己的太太没有多少精神交流而和别人的爱情又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胡适，对早年吴健雄的提携之恩和忘年之交或许带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之成分。但这种老师对学生的挚爱已经上升到对其满怀期许的更高境界。请读一封他1936年在海外与她第一次见面后第二天等船回国时写给她的信（摘自江才健的书）：
健雄女士：
昨晚在马宅相见，颇出意外，使我十分高兴。
此次在海外见著你，知道你抱著很大的求学决心，我很高兴。昨夜我们乱谈的话，其中实有经验之谈，值得留意。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前几天，我在Pasadena见著Dr. Robert A. （原误作为M.）Millikan。他带我去参观各种研究室，他在Geretics 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种工作，也“如数家珍”，使我心里赞叹。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
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以此相期许，你不笑我多管闲事吗？匆匆祝你平安。
胡适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
胡适是一丝不苟的学者。几天后他突然想起信里提到的美国人全名中的中间名第一个字母写错了，马上又写了一封短信给她更正。这就是中国老一辈学人的求真精神，应给我们新的启示。
吴健雄真正意义上的爱的历程应该以到达美国的第一周作为故事的起点。素昧平生但人品极佳的袁家骝的一举一行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并没有谈恋爱，原因很简单。他们刚去那里读书，环境陌生，课程紧张，英文还需提高。一心一意的苦读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相互了解的空间与时间。一年后袁家骝的突然离去，更让他们各自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1989年的金秋十月，当江才健飞到加拿大西部最美的校园——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俱乐部采访已经退休的渥科夫时，意外惊喜地见到吴健雄与两位男同学的一张合照。照片中这两名高大的男生，一个就是生于俄国并随父母在中国哈尔滨住过几年的渥科夫，另一个更高更帅的是个犹太人，名叫法兰柯（Stanley Phillips Frankel，1919-1978）。他们像护卫着一位天使一般地将娇小的中国姑娘夹在中间，使得这三颗头颅可以拟合成一条曲率较大的双曲线。照片中最吸引人之处是吴健雄的一只小手握进了法兰柯的那只大手。按照江才健的解说词，“照片上的她和法兰柯都笑得很开心，一旁的渥科夫则显得比较拘谨。”尽管渥科夫除了显示这张相片，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江才健套用了新闻学的一句格言“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让读者伸出想象的翅膀。
的确，当时近在咫尺的法兰柯和远在洛杉矶的袁家骝是吴健雄已经接纳的两个追求者，仅此二人而已，尽管李政道曾经听威尔逊太太后来说过她的丈夫在伯克利读书时也在追求者行列，但只是在单行道上行驶的。法兰柯是美国人，喜欢谁就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而袁家骝可能是东方式的更加含蓄。笔者当年有大学同学，虽然暗恋同班女生，却羞于启齿，痛失良机。法兰柯尽管比吴健雄小了七岁，却只迟两年获得博士学位。吴健雄后来回忆起他时说过，“史丹利（法兰柯的名）真聪明，没有看到这样聪明的人。”1943年法兰柯随奥本海默去研制原子弹，同在理论组并且是他领导的美国天才物理学家费恩曼（Richard P. Feynman，1918-1988）在他的畅销书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中文译本《别闹了，费曼先生》）中称他是“聪明的家伙”。被绝顶聪明的费恩曼觉得“聪明”的人大概是够聪明的。吴健雄或许被他的聪明、热情和英俊一时迷住了。可是再聪明的他最终还是没能替吴健雄带上订婚戒指，也许重要的原因是两人较大的逆向年龄之差以及东方文化与犹太文化的人生取向之异。连江才健这个新闻老手都未能从守口如瓶的吴健雄或讳莫如深的袁家骝嘴中挖出更多，我们也不必妄加评论了。
1940年到1942年间，吴健雄和两个人有着约会的关系。最终，她选择了袁家骝，接受了他的爱。这是有基础的爱。她从见到他的第一次起就一直喜欢他。他的勤劳有礼，他的乐于助人，给她印象深刻。1937年他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后，由于时空的距离，有段时间他们的关系是疏远了一些。但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的情谊随着各自博士学位的到来又开始恢复，并渐趋稳定。和吴健雄同住国际宿舍的一位中国女学生徐静仪1989年回忆到，一次吴健雄去加州理工学院和袁家骝见面，她看到法兰柯心情低落，在酒吧间闷头喝酒，也没对陪他来但不喝酒的徐静仪说些什么。
1942年南加州的春天见证了吴健雄和袁家骝结下秦晋之好。和袁家骝同住一房、1940年由清华大学派去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 · 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1881-1963）读博士、成为其关门弟子的张捷迁（1908-2004），见到吴健雄来找袁家骝。后来，袁家骝告诉他，他们要结婚了。女方的好友们一致认为她做了一个好选择。吴健雄在加州时代最要好的女朋友阿蒂娜在上一年暑假和他们同游时一看到袁家骝，就对吴健雄说稳定可靠的袁家骝“这就是适合你的人。”
袁家骝与吴健雄
1942年的5月30日，在中国恰是吴健雄的阳历三十岁生日，由袁家骝的导师密立根主婚，这一对中国新人在密立根的校长公馆家举行了婚礼。当时也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1911-2009）特地为婚礼拍了一部八厘米的电影。度完蜜月，新娘新郎贯穿美国由西海岸搬到了东海岸。袁家骝去RCA公司从事国防研究，吴健雄则赴一所精英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教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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