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已出现燧发火器且技术领先于世界,为何到清朝就销声匿迹

燧发枪,顾名思义,是利用燧石摩擦为作发火装置,是火枪发展的3.0版。它的出现,简化了发射步骤,快捷实用,安全方便。燧发枪在西方炙手可热,在东方却默默无闯。其实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燧发枪,没有及时推广和普及,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兵器专家毕懋康出版了《军器图说》,书中图文并茂地记载了一种名为“自生火铳”。这是一种撞击式燧发枪,扣动扳机,龙头下压,弹簧的蓄能作用,促使燧石在火门上摩擦生火,完成火铳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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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火门枪是最早的金属管形火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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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欧洲火门枪

火门枪、火绳枪、燧发枪代表着火枪发展的不同阶段。

火门枪是火枪发展的初级阶段,枪手射击时,一手端枪,另一手用烧红的铁条引燃药室,在大风和雨天,引燃火药困难重重,贻误了宝贵的战机。由于操作复杂,造成火门枪的射速慢,精度差,槽点满满,差评不断。

火绳枪是通过浸透了硝酸钾或其他盐类溶液的火绳,以每小时80毫米-120 毫米燃速,为火枪持续提供火源,熟练的射手每分钟能射击2至3枪,不过遇到突发情况,枪手需要引燃火绳,无法迅速投入战斗,同时,黑夜中引燃的火绳也暴露了枪手的位置。

相较前者,燧发枪的优势明显。它的发火装置依靠机械撞击生火,无需外来火源的帮助,不受天气因素干扰。枪手能够快速投入战斗,专心射击,提高了精度,射速也优于前者,是火枪发展史中的一项革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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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火绳枪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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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火绳枪手

1547年,法国人马汉发明了燧发枪。毕懋康自主创新的成果,虽然比马汉晚了近百年,但是欧洲军队在17世纪中叶才普遍装备燧发枪,明朝的火器设计和加工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雄厚的火器制造基础,丰富的火器使用经验,促使明朝具有装备燧发枪的后发优势。

事实远非小伙伴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作为燧发枪的发明人毕懋康,官至山东巡盐御史,遭到魏忠贤等人的排挤。御史王际逵受到阉党指使,弹劾毕懋康,他被罢官为民。崇祯初年(公元1628年),毕懋康复起,任兵部右侍郎。晚年的毕懋康身为南京户部右侍郎,因不愿与宦官同流合污,请辞返乡。他的宦海沉浮,导致燧发枪的推广,失去了重要的推手。

17世纪中叶,西方强国在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中国同样经历着历史变革。与西方热兵器吊打冷兵器不同,中国却是特例。明朝的土地上,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起义,外有后金在辽东攻城掠地,朝廷四处灭火,疲于应付,无暇集中力量制造燧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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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校煤山自缢身亡。后金、大顺军、残明等多股势力,相互交织,你争我夺。各方关心的是扩大地盘,争取利益,对于燧发枪的价值和意义,熟视无睹。没有推广对象的燧发枪,处境艰难。

故宫收藏着一把“康熙自来火二号枪”,是康熙御用猎枪,枪长1355毫米,管长903毫米,口径11毫米。这把枪的特殊之处在于和发射前,先用钥匙上足轮弦,射击时扣动扳机,轮机飞速转动,与火石摩擦生火,引燃火药。这就是典型的转轮式燧发枪。

御用燧发猎枪的出现,表明满清统治者对火器矛盾的心态。后金建立之初,依靠骑兵和内应,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辽东在袁崇焕的经营下,采取“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后金的铁蹄敌不过凌厉的炮火,在宁远城下遭遇重大挫折。后金对此不得不在战俘中筛选操作火炮的士兵和制造火炮的技工,为定鼎天下取得了重要的火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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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燧发手枪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马背上取得了统治权。作为上层阶级,清朝认识到火器的威力和重要性。一方面在军队中保留一定比例的火器,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采取鸵鸟政策,维持装备现状,不再研发、更新、发展火器,盲目乐观,固步自封。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的火器装备水平保持在17世纪时的水平,而西方列强普遍装备了燧发枪和线膛炮。用停滞的眼光看待发展的火器,清朝统治者在思想上已经落后于时代。

燧发枪遭遇的尴尬现实不止于此。“满洲旧习,以弓马为要务,所作向皆自制。”清朝崇尚马背文化,练习马术和射箭是当时勇武的象征,火器不过是奇技淫巧。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种“连珠铳”的火器,能连发28发弹丸,作用类似于现在的机关枪。这样的创新性火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明人戴梓的才华,遭到南怀仁的嫉妒,诬陷戴梓“私通东洋”,将他流放沈阳。燧发枪同样作为火器,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时代的悲剧。

后金建立清朝,人口基数较小。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一旦研发制造了火器,就能抵消八旗骑兵的优势,影响执政根基,为此,康熙皇帝还曾下令创办了专门克制火器的虎衣腾牌兵,同时,在民间严格管制火器,导致火器发展停滞不前。就连印有燧发枪设计的《军器图说》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遭到禁毁,直到道光年间才解禁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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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康熙帝戎装像(中坐者)

传统的儒家思想一向重文轻理。尽管四大发明早已问世,并未得到文化精英的重视。文化精英对传统文化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对外来文化信心不足,不能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新生事物。相反,西方知识分子对此却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就连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科技强国的快车道。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了良性沟通,获得了佛郎机、红夷大炮等先进火器。到了清朝,朝廷规定传教士只能在首都附近传教,限制了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无疑增加了燧发枪从设计图纸到生产装备的难度。

毕懋康自主研发的燧发枪,针对传统火枪的痛点,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与西方的火枪处于同一水平。然而,无人推广、时代剧变、观念落伍、思想冲突、官方压制、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了燧发枪命途多舛,生不逢时。事实证明,先进的事物,同样需要进步的观念去衡量和判断,否则燧发枪的悲剧仍将重演。

文:计白当黑

参考文献:《军器图说》《军器图说》《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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