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加紧张。农民起义军相继攻克了洛阳、襄阳，杀了明王朝宗室的福王、襄王，辅臣杨嗣昌闻讯自杀，前兵部尚书、时任三边总督傅宗龙又去世了。很快，农民军又包围了开封……
为了摆脱困境，崇祯与兵部尚书陈新甲密商与清军议和，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手来对付“流寇”。
当然陈新甲不是主动请示崇祯，而是让大学士谢升出面与皇帝先通通气。因为他知道崇祯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且十分好面子的人。
有重量级内阁大臣出面提此事，崇祯当然乐意了，因为无论和谈成败，他都可找出更进一步或者退身的借口。
就这样，两人商议，秘密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前往沈阳与皇太极议和。
明朝官方议和使团的架子挺大，敕书里仍以天朝自居，视清为属夷。皇太极当然不满，明使又回京换敕书，这样一来一往，清军相继攻下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等重镇，在谈判桌上取得了主动权。
直到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大明秘使马绍愉等人才抵达沈阳。那时，洪承畴、祖大寿等人早就成了皇太极的“阶下囚”。
实际上，对于此次明朝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还是认同和重视的。
皇太极认为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而清国则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对于“国界”，皇太极认为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而连山一地，则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总之一句话，即用款封王。
如嘉靖时期，蒙古俺答汗为了能与明贸易、被封王，多次攻掠大明边境，长达四十年，让明朝的统治者们吃尽苦头。最后，于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从而换来了边塞数十年的安宁。
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上奏，指出，俺答犯塞时与今日边峰“前后酷相类”，认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只是满朝文武，持此见解的人十分稀少，且不敢公开支持。
而清朝方面，反对最激烈的却是投降清国的汉人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为明朝和议就是缓兵之计，力劝皇太极不要轻易答应和谈；即使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能最大限度掠夺大明土地、金银，削弱、最后灭掉。
不过，对于此次密谈，双方还是取得不少成果。为表礼敬，清廷官员举行隆重欢送仪式，礼送大明密使马绍愉出关。
马绍愉回到宁远后，随即将与清议和的详情写下，连同皇太极给崇祯写了一封信，，密报兵部尚书陈新甲。这封信被收入了《清太宗实录》中。从行文来看，皇太极态度谦恭，提出了四项停战协议，也并不苛刻，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
陈新甲仔细阅完密报后，顾虑重重，没有立即作出决定，就将密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
谁知，陈府中有一个书童，为人机灵勤快，深得主人喜欢。就在陈新甲离开后，这个书童来的房间，看到了这封密信，误以为这是一份传抄的塘报（抄送诸臣的报告），就让家丁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
原本为秘密议和，这一下群臣知晓。朝野震惊，大臣们纷纷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皇帝尽管想袒护陈新甲，但为了给群臣一个交代只好将陈新甲下狱，且为了不使自己背上一个委屈求和向蛮夷低头的骂名，就将全部罪名都推到了他的头上。
假如陈新甲懂事，严加自责，将皇帝从此事中撇清，声称责任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是可能的。
只是此时的陈新甲那股牛劲起来了，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为何只要我承受“卖国”之罪？还上了万言书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
逼得爱面子的崇祯忍无可忍，亲下谕旨，重新为陈新甲定罪，将在他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统统划在其名下。
总之，最后就是斩！
对于陈新甲的死，《明史》是这样记载的：“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籓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
陈新甲一死，明清的和议当然进行不下去了。大明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
很多人认为明清议和泄密，是陈新甲被斩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明军在松山大败兵，作为部尚书的陈新甲难咎其责。
在洪承畴率军支援锦州冒进败亡此事中，陈新甲就该承担主要责任。据史料载：“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计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诸将以八月次松山，为我大清兵所破，大溃，士卒死亡数万人。若麒自海道遁还，言官请罪之，新甲力庇，复令出关监军。锦州围未解，承畴又被围于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
一开始洪承畴和崇祯都认为应该持重缓进，“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
而陈新甲则坚持要求分四道夹攻，并派遣张若麒去游说，同时亲自写信激洪承畴出兵，根据樊树志的《晚明史》，信中“警告洪承畴，你出关用兵一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既不能解锦州之围，若再使内地受困，到那时，你不进山海关则长城沿边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当此主忧臣辱之际，谅必清夜有所不安！”
为进一步说服洪承畴，“陈新甲又派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行营与张若麒相互配合，以赞画军务贯彻兵部的主张”。
最终，洪承畴被这游说心动，加上个人私利，决定放弃持久作战，贸然出兵，导致松山大败。
可见，崇祯还真的没“冤枉”陈新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