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自号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并上表宋仁宗曰：“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臣祖继迁，大举义旗，悉降诸部，收临河五镇，下缘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从服，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妳奉表诣阙以闻。”
李元昊
李元昊称帝，标志着史称西夏王朝的建立，是党项人在西北长达数百年盘踞经营的结果，也标志着北宋王朝自太宗以来西北战略的失败。
如果刨除所有客观因素只由结果论断，我们也许可以轻易将这一失败归咎为宋廷统治者实行的“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以及赵宋君臣“怯懦惧战”。但这种思路可能蒙蔽我们的双眼，使得我们无法窥得北宋早期西北战略失败的真正原因。而若要得知真相，就必须要了解党项民族的发展历史，知晓其来龙去脉。
在称帝之时，李元昊自称“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意指自己为鲜卑贵胄。但事实上，夏州拓跋氏实际为西羌之后，而归顺赵宋并屡立战功的折家才是真正的鲜卑之后。
提及党项人的缘起就不能不提及一条河——白高河。西夏文的典籍《圣立义海》中则提及：“白高河水出白峰根源，民庶基也。” 并注有：“夏国三大山……有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据考证得，其中贺兰山与焉支山与今同名，其中积雪山指今岷山。发源于积雪山，被称为“根本”的白高河应当指白龙江。因此可推测党项人的原始居地，在今白龙江上游。
起源于西羌的早期党项部族“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骑，小者千余骑”。党项各部甚多，早期地理分布极为广泛。在《隋书·党项传》记载：“其界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拒叶护（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
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烽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随着鲜卑人的大量西迁，地处西北的党项诸部就自然而然就混入了大量的鲜卑部族。其中，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的吐谷浑就与党项的关系极为密切，后来的北宋将门折家就源于鲜卑折掘部。不过，后来自称鲜卑之后的党项拓跋氏其实却是单纯的“西羌之后”，而非鲜卑拓跋氏。二者姓氏相同，其源却异。如果要打个比方，就像契丹的萧太后和隋炀帝的萧皇后虽然同一个姓氏，但其实没啥亲戚关系。
隋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南北朝的乱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周围藩夷的生存空间。因此当时强盛的吐谷浑裹挟党项人不断骚扰隋朝西北边境。
但也有一些党项部落不堪于吐谷浑的压榨、亦或者不愿以卵击石，而归降于隋。面对吐谷浑的挑衅，隋文帝、隋炀帝均曾派遣大军远征进行反击，意图平息边境的动乱。不过由于隋廷在西北的主要敌人是吐谷浑而不是党项，到隋末之时，吐谷浑的势力已然在很大程度上衰弱，而党项诸部却得以安然发展并日益强盛。
唐初，壮大起来的党项部族反而联合吐谷浑不断侵扰唐边境。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先后寇扰唐朝边境十余次。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并攻灭突厥后，唐境周边的“四夷”见唐朝国力日盛，便纷纷归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党项的诸多部族。要知道，党项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并“每姓别为部落”，因此在战与和之间，各部的选择是相对独立的。此时，除了党项诸部中最强大的拓跋氏一支，在其首领拓跋赤辞的带领下，仍依附吐谷浑对抗唐军以外，其余党项部族基本内附于唐，形成了“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的局面。
贞观八年(634年)至九年，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唐廷与吐谷浑发生了大大小小十六次冲突，与依附于吐谷浑的党项也发生了七次冲突。唐廷不堪其扰，遂遣李靖为将征讨西北。李靖用兵如神，于贞观二年九月便降服了吐谷浑，党项拓跋部也顺势归附。至此，党项势力最强大的拓跋部也在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下内附。随后，唐太宗设懿、嵯、麟等三十二州，并以松州(今四川松潘)为都督府，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以安置党项拓跋氏。
《昭陵六骏》之一
唐贞观三年(629年)，松赞干布成为吐蕃赞普，随后平定内乱，势力日益增强。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向唐请婚遭拒，便以此为借口率军攻打松州。
少有人提及的是，松赞干布打的这个松州，就是唐太宗用以安置拓跋赤辞的松州。而松赞干布对松州的侵袭，使得党项拓跋氏甚为恐惧。因而“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迁。”唐太宗在接到党项拓跋氏的上表后，以“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置静边处之”，安置党项拓跋氏。其实唐太宗大概还有另一个小算盘：如果放任吐蕃对党项的侵袭，党项部族就可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倒戈，那样唐廷在面对吐蕃的同时，还要面对党项诸部之寇扰，并不划算。
松赞干布
换个角度来说，拓跋氏作为党项最大的一支尚如此畏避吐蕃，何况其他党项部族？自唐贞观八年(634年)至永隆元年(680年)为止，向北扩张的吐蕃已“尽收羊同(今西藏西部)、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今四川西昌凉州)、松、茂(今四川茂县)、隽(今四川西昌)等州……”唐初所置用于安置内附党项及其他藩部的羁縻州府，至永隆元年之时大多已被吐蕃所侵占。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羁縻州府的党项部族被不断侵袭的吐蕃所征服，另一部分则不堪吐蕃侵迫纷纷向内迁徙。
综合上述，可知党项诸部的第一次内徙大致开始于贞观末，其原因为吐蕃的侵逼。在这次内徙中，党项主要以姓氏、部落为单位内徙，并散布于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并且，除了关内道诸州外，还有一部分党项迁徙至陇右北部诸州。在党项内徙后，唐朝又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府，以安置内徙的党项诸部。还需提及的是，内徙的党项仅占唐初内附党项的一部分。在吐蕃攻占的羁縻州府中，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党项部族因为不愿或者无法进行迁徙，只能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生活在吐蕃的占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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