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德兰海战发生与1916年5月31——6月1日，是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的一场大海战。下面笔者就要讲一讲这次海战。
话说1916年5月31日下午，由海军中将戴维·贝蒂率领的由6艘战列巡洋舰和4艘快速战列舰组成的舰队与在公海舰队主力支援下的由弗朗兹·希佩尔中将率领的由5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第一侦察巡洋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在持续了2个半小时的战斗中，贝蒂成功的把德国舰队引向北方由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率领强大战列舰舰队。但是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追击战中仅因轻度破坏即损失了2艘战列巡舰。在第二艘船――玛丽女王号沉没之后，贝蒂说出了后来被大加赞赏的名言：“今天我们这些该死的船好象有点毛病（注1） 。”在随后的战斗中，在杰利科的战舰不断命中德舰的时候，英国人损失了第3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霍兰·胡德少将的旗舰（第三战列巡洋舰分队） 。虽然这3条大舰并未受到很重的打击――仅仅被命中数次（注2）――所有的三舰损失都是因为突然的内部爆炸，短时间内战舰便被彻底炸毁。
关于日德兰海战中无敌、不倦、玛丽女王3艘战舰的损失，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进行了种种研究。对爆炸的原因也有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的研讨。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权威的意见都认为英国战列巡洋舰的装甲防护不够完善(3)。 比较常见的解释是德国人的炮弹击穿了薄弱的甲板装甲然后进入弹药库爆炸。或者是同样防护薄弱的炮塔被直接命中后弹片击穿炮室或提弹井，引燃发射药引起火灾，火焰沿提弹井向下诱爆了主火药库。有多种说法解释为什么火焰能引爆弹药库。按照某种说法，英国船炮塔基座处理室和连接弹药库的门总是开着的。另一种说法是无防火门的提弹通道助长了火焰在炮塔内流窜，或者即使安装防火门，但其本身也存在问题或缺陷。
另外一些最近的研究指出德国人的防火措施比英国人的更加原始，在日德兰海战中英国人也命中过德国人的炮塔并引燃发射药造成火灾，但德国船没有爆炸。作者因此责备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发射药不够稳定。反之德国人的火棉发射药在被引燃后燃烧相比英国人的无烟火药较慢而不易引发爆炸。（更准确的说，无烟火药在高压或炮塔那种封闭空间内燃烧相当猛烈。）他推论出“如果英国船使用德国人的发射药未必会发生爆炸”：相反，“如果德国人使用英国人的发射药”，他们可能会损失3到4艘战列巡洋舰。这也许是对的，但对于1916年的皇家海军，要他们接受这一观点难若登天。
皇家海军在日德兰之后对这些分析根本不顾一屑，甚至都懒得为了证实或驳斥而去暂时关注一下。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海军部并没有多费心思去调查这些损失的原因，一是由于原因是明摆着的，战列巡洋舰是被德舰所击沉；二是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可能会有不同的原因。这种看法并不正确。战后第三海务大臣的部门（负责海军装备）几乎是立刻开始调查研究“英国军舰被重磅炮弹命中后爆炸的原因”。调查了所有的证据并询问了总后幸存者之后，第三海务大臣弗雷德里克·都铎少（Frederick Tudor），海军军械局主任莫根·辛格尔少将（Morgan Singer）以及海军建造局主任丁尼森·戴恩科特（Tennyson d’Enycourt）迅速地得出结论：爆炸是因为炮组人员为了提高射速而无视无烟火药的安全规程而引起的。他们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表明为了提高把发射药从弹药库传送到火炮的速度，大量无保护的药筒被存放在炮塔内“待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得出结论，每个炮塔都成了弹药库，以至于一发命中弹为会引起猛烈的爆炸而造成战舰的损失。下级军官和士兵要为以他们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而那些默许甚至鼓励士兵们这种危险做法的高级军官们，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责。
经过详细地搜集和举证，大量的证据及报告被呈递给第一海务大臣亨利·杰克逊海军上将（HenryJackson）以证明都铎将军和他的下属的结论的正确性。在1916年11月，海军部的结论被通报给高级军官们。这些高级军官颇具“绅士风度”的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后面还可以看到类似的绅士风度――就象后来德国空袭伦敦最厉害的时候，伦敦人认为“也就是影响咱喝下午茶”的那种轻描淡写）。但在高级指挥官们有时间提出了他们的为主张之前，白厅让杰利科接替了亨利·杰克逊的第一海务大臣的职位，而他的位置则由战列巡洋舰部队司令贝蒂接任。杰利科被这一论断搞得相当恼火，同时也担心会影响舰队的将来的士气，他迅速的压制了大多数报告并宣布此事到此为止。此后杰利科指示战列巡洋舰损失的官方说法是薄弱的装甲造成，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他指示第三海务大臣去信贝蒂为他对战列巡洋舰部队人员的影射指责道歉。很快都铎被调出海军部，按他的要求调入了大舰队，指挥一堆老旧的巡洋舰去保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
因为缺少决定性的证据以及八十年来大量官方文件的失散， 使得重新得出一个3艘战列巡洋舰的爆炸损失的权威性解释的可能变成了乌有。一方面，再也没有人做类似的尝试；另一方面，基于官方论调和种种猜测的理论和解释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因此本文将集中关注当时的海军部在此事上扮演的角色，他们真实的意见和想法。毕竟到目前为止，海军部对此事的真实态度并未被详细分析过。
本文将从头分析都铎和杰克逊等海军高级将领们作出这一报告时的所审阅的种种证据。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是否白厅真的相信他们的报告还是他们只想简单的把责任从海军部舰船设计者推到军舰上奋战的士兵们身上？
战列巡洋舰的炮塔内是否随意堆放着大量的发射药包？
如果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证据何在？
平时训练时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军官们意识不到这样做的结果？
1913年7月20日，本土舰队司令乔治·卡拉(George Callaghan)上将，申请海军部为主力舰升级以提高载弹量。他指出“每门炮备弹80发已经不能满足作战需求”。卡拉汉提出需要增加弹药的4个原因。
1使舰只减少对供应舰的依赖。
2使军官们在进入战斗前无需担心弹药不足。
3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允许尽可能快速的射击，而不用担心弹药会不够。
4允许远程射击而不用担心弹药不足。
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皇家海军对炮战中先发制人的狂热信念：逮住敌舰，先敌开火：“抢先开火、猛烈开火、不停地开火”是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在炮战（和其他方面）的格言。说是这样说，但在1913年，皇家海军并不能确定“我们可以达到比较高命中率”的射程到底有多远。从1906年起皇家海军决定不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转而追求中距离上的较高命中率。皇家海军的大多数炮术专家认为将来的海战交火主要会在9000到10000码的距离上进行。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炮手的训练都是在这个距离上进行。但在1912年，新式火控系统使用之后，舆论对此开始发生变化。部分资深炮术专家提议恢复远程射击训练。在该年年末，本土舰队第二分舰队杰利科中将的旗舰巨人号在14000码上进行了一次结果颇受鼓舞的试验。1913年6月，卡拉汉爵士允许战列巡洋舰中队在12000码上快速射击。六个月后，他批准了一次在以印度女皇号旧式战列舰为目标进行16000码上的射击的训练。不幸的是，靶船被战列舰中队以精准的火力过早的在差不多一半的距离上击沉（8500码），因此根本就没有获得任何远程射击的经验。
1913年10月，弗里德里克·都铎上校，海军军备部部长――也是皇家海军顶尖的炮术专家，批准了舰队司令增加载弹量的请求。“由于鱼雷技术的发展以及日俄战争的经验，”他在他给海军部的报告上注明，战舰需要在远远大于“决战的距离”上开火，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在“达成任何决定性的战果之前”需要消耗大量的炮弹。 都铎认为为主力舰提供附加的弹药不会带来任何问题。在每个炮塔的下面的弹药库都有大量的富余空间。此外，当战舰接到命令准备战斗时，作为常规程序，炮塔内工作室和炮室的炮弹储藏室都会被装满。每门炮的回转结构都可以容纳16发备弹。在所有空间之外，提弹井和托架也会装满，因此，在炮弹室和主炮之间的供弹系统内，一共有46发射弹(每门炮23发)在供弹系统中就绪。
附加的发射药包的供应就要麻烦多了。原因很简单：弹药库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而且发射药放在其他地方既不方便也不安全。都铎建议把增加的发射药存入防火箱中放到弹药库过道内。这当然不是完美的方案，但至少可行。同时，都铎信誓旦旦地向海军部保证发射药箱“堆放在现在的存储舱室尽头的过道上”是绝对可行的。那位置有足够的空间。此建议的副作用是将会在弹药库造成堵塞，都铎解释到：“空的药箱可以搬到装配室或空的弹药舱或其他地方，这样原来堆放箱子的地方就不再堵塞了。”不过这时候发射药箱到底该被放到什么地方，都铎并没有说明。
海军部显然赞同这个新的方案。在1914年初，所有的主力舰的备弹都得到了增加了。此前的全重炮战舰（无畏舰）每门炮准备80发弹药。1914年以后，战列舰是100发，而战列巡洋舰是110发――通常英国战列舰装备5个炮塔10门主炮，战列巡洋舰是4个炮塔8门炮――实际上，携带的炮弹数则比定额要多得多。大型战舰在战时会多带8轮训练弹。战争爆发后替换以实弹。另外，从1913年，每条主力舰再额外配备6轮榴弹作为对付敌方鱼雷艇的最后防线。这些弹药并不存放在主炮弹舱内，而是在炮塔炮室中的备弹舱中。换句话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每条英国战列巡洋舰会多携带40发炮弹或者说总计每门炮120发炮弹。更重要的是，这额外的40发炮弹，每发配4个发射药包(用于全装药射击)，分别存放在2个防火箱中。全部堆放在战列巡洋舰4个弹药库的地板上，所以，一共有160个发射药包。一个弹箱（装2个药包）重230磅(12寸炮弹)或270磅(13.5英寸炮弹)。在1916年，战列巡洋舰上的8门主炮配备总计960发炮弹和290,000磅发射药-或者说比设计载弹量多出50%。
药包携带更多弹药的重要性不在于弹药库中发射药的数量，而是存放它们的方式。都铎的备忘录暗示防火箱的数量会引起弹药库过于堵塞。过道上的堆积物会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很明显会妨碍炮组为主炮装填发射药。同样在都铎的备忘录里解释到，药筒必须首先从防火箱里取出――而从沉重的防火箱里取出药包是一件非常烦人和耗时的工作。1914年春季，巴克利·米伦（Berkeley Milne）上将(指挥地中海战列巡洋舰分队)组织了一系列快速射击训练。报告“为火炮供弹的速度取决于从弹药库中提取药筒的速度”。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提高速度：在战斗开始前预先将一部分药包取出放置到弹药库门附近。
1914年以前，皇家海军并没有意识到没有保护的药包会带来危险或者说缺少训练。既然在19世纪末主炮发射包使用无烟火药取代了高度易燃的黑火药，舰队的战斗条例慢慢开始变得更宽松。一般而言，人们对无烟火药的恐惧大大下降了(相对于黑火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级军官们不仅默许了对备弹的无保护放置，还在训练中相当鼓励这种行为。开战前夕，皇家海军非常担心他们昂贵的主力舰遭到鱼雷攻击。为了防御这类攻击，战列舰开始大量装备中口径(4寸到6寸)速射炮以便向任何攻击者“下炮弹雨” ，每一个炮组都能够在1分钟内瞄准并射击10轮以上。6寸炮射击的最快纪录由战列舰阿尔弗雷德国王号创造：1分钟内15轮射击。在1913年中，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的训练表明，速射炮并不能维持上述射速――因为弹药补充速度根本跟不上射速。在1914年4月，海军部就此课题咨询了所有舰队司令和资深舰长。毫无悬念地，所有人的回答都认为保持火炮的持续火力是最重要的，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甲板上炮位附近的位置存放足够的弹药。将军们很清楚这样做会冒一定风险。
例如：第一战列舰分队司令斯坦利?科尔威尔海军少将(Stanley Colville)坚持道：“关键是必须以快速而持续的火力射击所有被发现的鱼雷艇。被敌方重炮暴头的可能性可以无视。” 第二战列舰分队司令乔治?瓦伦德尔(GeorgoWarrender)海军少将同样赞同这一点：“准备足够的弹药以备使用而冒发射药着火的危险，比为了防火而让军舰无准备的面对攻击更重要。”同时海军少将查尔斯?马顿(Charles Madden)――此人在战争中是杰利科的首席参谋――也同意此论点：“应该在炮术手册中注明：相对于速射火力，堆集的弹药爆炸的危险是次要的――快速的射击本身就是保护弹药的最好办法。”
甚至皇家海军的首席炮术专家弗里德里克?德雷尔(Frederick Dreyer)上校也这么看“准备 （足够的）弹药向敌人开火，同时承担轻微的火药着火的风险比为了防火而使得火炮不能持续射击更重要得多。”虽然仍有疑虑，海军军备部部长都铎认可了报告中的建议“为了使舰只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冒一点火药起火的是可以接受的。”这段时间内相关于中口径火炮的发射药操作备忘录便是RN此刻对待发射药问题的真实写照。所有这些细节所反映出的，一直以来对中口径速射炮发射药的处置方式，精确地表达了皇家海军此时对发射药处置的主流态度。
在1914年12月的福克兰海战中，装甲巡洋舰肯特几乎因为一发命中火炮甲板后向下弹入提弹井的命中弹而损失――大量无保护的发射药堆放在弹药库外面，仅仅是因为损管队及时注水才避免了灾难。此次事件的的直接经验便是1915年2月海军部向舰队发出备忘录提醒“在炮位附近堆放发射药非常危险，可能引起火灾。”此后，白厅建议：“应该禁止在弹药库外堆放发射药。”不过，本土舰队的大多数船忽略了这道命令。大多数军官仍然觉得：“比起降低射速，这点风险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后果便是，1916年战列巡洋舰部队的标准操作还是在反鱼雷艇炮位附近准备至少14轮弹药备用，实际数量各船不一。比如：战列巡洋舰虎号，在1916年5月31日的战斗中各门炮准备不多于12轮弹药。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主炮炮室内也是类似的情况。
1915年初，皇家海军开始意识到需要提高火炮射速。福克兰海战，以及随后多格尔沙洲之战的经验使大多数海军军官认定射速和命中率是至少同样重要的因素。在舰队总司令杰利科上将看来，这些战斗中英国军舰因为开战时海军部禁止堆放弹药的命令不能达到最大射速。
在一份要求海军部收回命令－－以使炮组能够更快的开火－－的书面申请中，杰利科着重报告了“向慢速射击的船开火比快速射击的更加容易：慢速射击明显会产生更少的水花、噪音和心理压力，而且明显地更不容易被发射药的烟雾遮盖，这些都更有利于对方射击。”“除非我们的射速提上去，否则这明显会带来更大的恶果，”杰利科进一步向委员会解释：“我确信有必要就这一点作出新的指示。”
1915年3月，杰利科指出：“我军主力舰应该至力于向已经被跨射的目标更迅猛的射击。”在如此的战术条件下，他告诫到，“毫无疑问会消耗大量的弹药”但“这是为了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按照由杰利科和他的首席炮术官德雷尔制订的最新版大舰队指令，通常情况下装备弹重1400磅的13.5寸炮的战舰能在40秒齐射一轮。而“速射”则意味着一次齐射只用3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在战前的训练中，HMS猎户座号创下的纪录是7次齐射平均间隔24.3秒。13.5寸炮塔的提弹井进行过特别设计以提高速度。12寸炮（弹重850磅）则更快，达到了惊人的不到20秒一轮齐射。
该提案的第二页，在交付给舰队的同时，杰利科还强调：“从本质上说，快速射击既能尽快的消灭敌方又能干扰敌方的射击。”他的论断的基础是：“在所有射程上，战斗的结果取决于命中率，但在中、近距离上，炮弹几乎出膛就能到达目标的时候，射速不够的船很可能在一两分钟内就被对方压制住，而且不可能靠自己扳回局面。”在1915年3月20日的第三份文档，大舰队的追加的战斗命令中，杰利科对炮术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一旦进入10000码内，各舰必须全速射击以抢占先机！”，他如此写道。为了射速，战舰既要“快速齐射”，也可以每门炮各自开火。“快速齐射”被定义为“在第一轮齐射得到修正前就发射第二轮炮弹。”换句话说，军舰可以在第一轮炮弹没有命中/失的之前发射第二轮炮弹。“这很容易理解，”备忘录上是毫无歧义的术语，“在情况不允许一板一眼地按条例开火的时候，不要为哪怕是测距这样的事浪费时间－－如果这会导致自己处于不利状态的话！”以上命令至1916年5月31日依旧有效。
一向被视为皇家海军精英部队的战列巡洋舰部队的指挥官非常拥护这条命令并且很快便宣称创下了新的持续（快速）射击纪录。道理很简单。战列巡洋舰部队旗舰舰长厄里?查特菲尔德(Ernie Chatfield)向一位在远方服役的老同僚解释道：“谁能够迅猛的射击――无论是命中还是近失－－便可以建立起一种优势，然后保持下去，让对方没有翻盘的机会。”因此战列巡洋舰部队的船是全舰队射速最高的，与此对应的是，他们的命中率很成问题。在1915年末，杰利科上将写信给贝蒂就战列巡洋舰部队在最近的实弹训练中拙劣的表现表示了关注。贝蒂承认他的人打得很烂。两位上将一致认为，之所以有如此结果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火控人员，尤其是测距手缺少足够的训练。贝蒂舰队的驻地罗塞斯港位于皇家海军主要训练场斯卡帕湾以南200英里。比起大舰队的战列舰来，实弹射击的机会少得多。不过装填训练就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因此战列巡洋舰部队得已保住“第一快炮”的称号。事实上战列巡洋舰部队的指挥官们到底花了多少心思去鼓动炮手们用射速来弥补命中精度的不足。但是从某些事例中可以一窥究竟。
1918年11月18日，杰利科向贝蒂质询战列巡洋舰部队“是否很好地进行了速射训练” 。这一鲁莽的质询引起了总司令与舰队司令之间的英国式的不快。三天后，贝蒂写信给他的长官安排了一次“就射速问题”的检阅，他附加到“我坚信，我们需要全力提高射速。因为速度降下来很容易，但要升上去就非得苦练不可。 ”杰利科则安抚道： “我毫无保留地支持射速第一；而我唯一所担心的，则是各舰投入速射的时机过快，正如我认为QM所做的那样。虽然，弹药消耗过快，毫无命中这些问题可以被认为无关紧要，然而一旦弹药消耗殆尽，火炮就成为了废物。 ”杰利科的警告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12月15日，贝蒂在报告中称与其提高命中率，不如在下次实弹训练时去再提高射速，这样便能“速速把敌舰砸成渣” 。他进一步解释道： “我以前说过，要提高命中率很难，但射速则能决生死。 ”两人之间的公文来往顺序已经不可考，不过在1916年5月7日－－日德兰海战前仅3周－－贝蒂向杰利科提交的另一份令人失望的训练成绩也许可以暗示这一切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虎号的命中率再次保持了最低纪录，该舰舰长旋即被臭骂了一顿。
无疑有多种方法提高射速：减少弹药库的堵塞，以及供弹中可以估计到的延迟，鼓励炮手们在开战时就把存放在弹药库过道上的防火箱打开，把无保护的发射药包堆放到炮塔底部的操作室，甚至直接放到炮室下面的工作间里。关于这种危险的程序的最好的书面证据是贝蒂的旗舰狮号的枪炮官亚历山大?格兰特(AlexanderGrant)准尉（后来升至上校）在1915年6月递交的记录。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宣称对弹药库的“混乱状态”感到非常困惑。
以下文字来自于格兰特的回忆录：
火炮使用的发射药存放柱状容器中，每个容器存放2个1/4药包。容器中有3个标记，容器上一个，两头上各标一个，两个药筒和容器上的标记应该一致。我发现4个弹药库中大部分发射药容器中的记号与药包上的记号对不上号。我在弹药库里呆了一整天，最后还是被它们打败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面清理弹药库。
在详细询问了水兵们这一情形是何等混乱之后，格兰特大惊之下终于明白了以下行为会带来的危险--比所有人都要明白的早的多：
狂热的弹药搬运兵为了让火炮等待发射药包，私下里取下了每个容器的盖子，在操作室里堆满了药包，不仅如此，他们还在4个弹药库的通道里也堆满了药包。
“我能理解那些水兵， ”格兰特回忆道： “作好了一切准备，安心地坐在一起聊天‘让他们都来吧－－我们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爽’ 。 ”“ （大概是把发射药包重新按条例放回容器里太麻烦了）几乎没人意识到， ”格兰特说， “他们的准备工作会给战舰带来多么巨大的危险。 ”对炮术官的进一步调查表明了“炮塔长”－－通常是少尉或高级候补军官－－在对此操作的危险性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仍然默许了这种行为。事实上，格兰特是在向狮号的高级枪炮官－一名中尉－－演示了一种可以避免将无防护的发射药堆放在炮塔内的快速装填方式之后才被允许推广这种更为安全的方式。
虽然格兰特成功地在日德兰之前强化了狮号的安全制度，但他没有权力将其推广到其他船上，而且中队的其他战舰直接无视了他的警告。战后不久，无敌号幸存的炮术官胡伯特?丹如斯(Hubert Danareuther)向第三海务大臣承认，和其他战舰一样，他的炮组也还是沿用着那套危险的装填制度。其他证据也表明战列巡洋舰部队的多数战舰也是同样的“麻痹” 。甚至杰利科的大舰队中的不少战列舰也同样如此。造船中尉维克托?谢哈德(Victor Shepheard)――此公于1951－1958年间任海军造舰部主任――因缘既会参加了日德兰海战，观察到阿金库特号战列舰上有类似的情况，该舰在短暂的炮战中发射了144发炮弹。谢哈德作为损管部门的编外人员巡视全舰，他接到报告称炮塔的工作区域中堆放着大量无保护的发射药。有趣的是某些炮塔比别的炮塔堆得更多。谢哈德称陆战队负责的炮塔里状况特别明显。
另外，有意思的是，日德兰海战中爆炸沉没的3条战列巡洋舰中的两条：玛丽女王号和无敌号是皇家海军中公认的炮术（射速）最强。事实上就连德国人也被玛丽女王“神速”的齐射震住了－－虽然“不是远了就是近了，只有两轮命中了德弗林格尔号，一轮命中一发。 ”毫无疑问贝蒂在日德兰海战中激励他的水兵用最快速度射击。在战列巡洋舰接火后7分钟后（极限射程上） ，贝蒂打出旗语命令所有船提高射速。新西兰号战列巡洋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尽管它装备的是射程不足的半废柴的12寸炮（因此在接火后很长段时间内没有开炮）和过时且彻底废柴的火控，而且4座炮塔中只有3座可以开火（它的两座炮塔布置在舰体舯部） 。新西兰号在整场战斗中发射了422发炮弹。没有任何一条别的船能达到如此高的射速。战列线中位于它前方的虎号，装备射程更远的13.5寸主炮，并且4座炮塔可以同时开火，才发射了不过303发炮弹。位于她后面的不倦号，贝蒂舰队中仅有的与之同样装备12寸炮的船，则第一个爆沉。但是，新西兰号猛烈的炮火下，命中率低到囧，向敌舰发射的422发炮弹中，不超过2发（一说3发）炮弹击中了它的目标（命中率撑死了也才0.7%） 。不过幸运的是新西兰号只被命中了一发炮弹。 （RP啊RP）
战斗总结
大舰队返回斯卡帕湾锚地的当天，杰利科命令第二战列舰中队的海军少将亚瑟?勒文逊(Arthur Leveson)负责管理战后报告撰写委员会。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份调查战列巡洋舰爆沉的详细原因分析报告。在战列巡洋舰部队的基地罗塞斯，贝蒂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指定他的旗舰舰长查特菲尔德领导一个由战列巡洋舰部队和第五（快速）战列舰分队――装备新锐的伊丽莎白级快战列舰――的军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从5月31日的战斗中获得的炮术经验” ，并研究炮塔内的防闪爆装置在 “炮塔被击穿时不起作用” 的原因期间， 威廉?帕肯汉姆(WilliamPakenham)少将受命领导一个班子就炮术委员会发现的问题改进现有战舰以及将来的设计（译者注：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于日德兰当日铺龙骨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停工等待修改图纸） 。
第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战列巡洋舰部队全面强化发射药装填管理操作制度。在询问了幸存的无敌号炮术官胡伯特?丹如斯之后，贝蒂认识到他的麾下的某些战舰在弹药库方面的操作是非常危险的。6月3日，他在一封给海军部的信中提到他手下的几条战列巡洋舰（特别提到了无敌）在整个战斗中让弹药库的门一直大开着，并且建议在将来要绝对禁止此类行为。同一天贝蒂向杰利科发出了一份特级密码电报强调了“炮塔内常开的弹药库门”的危险，并进一步警告需要“强调装填室内堆放的弹药一定要少，弹药库的门保持常闭，只有在向操作室补充弹药时才能打开” 。贝蒂还进一步建议在战斗中不要在装填室里存放超过四到五轮全装发射药。与此同时，海军部的官员们也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调查工作，并且也询问了丹如斯，他们认为贝蒂的建议有助于提高安全系数，不过明显还远远不够。6月5日，海军部直接向各舰队司令发布的备忘录指示今后在任何时候不得在弹药库外存放多于4组发射药（炮膛内待发的2组不计） ，同时更是明确规定任何时候都严禁在装填室内堆积发射药包。战列巡洋舰部队立刻汇集了所有指示（编者注：来自贝蒂和海军部）然后书面通知了所有舰长。
6月份过去了，(军官心目中)战列巡洋舰损失的原因开始变化。舰队司令以下的军官们开始强调“战列巡洋舰部队的惨重损失是因为（战舰）的防护问题， ”而不是危险的发射药包装填操作。一些人相信炮弹击穿了薄弱的水平装甲进入了弹药库；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炮弹击穿了垂直装甲打进了弹药库――这是杰利科的立场， “德国战列巡洋舰” ，舰队司令在给第一海务大臣的私人信件中提到： “从防护上看，是战列舰水平，而我们的船却是装甲巡洋舰水平。这就是全部原因。应该让公众知道此事以挽回你和你手下的名声。 ”另外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杰利科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曾在战前曾要求海军部为主力舰加强防御。不过同时期的文件表明，事实上他真正关注的是炮塔某些部位的装甲厚度“有点夸张” 。1916年6月的第3周，几乎战列巡洋舰舰队里所有的军官都忘记了－－起码官方上忘记了－－他们曾经执行过非常不安全的装填操作。 6月25
日海军部的官员和资深舰队司令举行了一个会议研究战舰的损失，但是杰利科和贝蒂极力强调防护不足，而不是操作问题，这才是主要原因。
指挥官们，特别是贝蒂，强调他们的观点的改变是因为两个委员会的调查发现。在他们的报告中，没有一个委员有一个字提到关于炮塔内发随意放置的射药包。事实上，来自舰队的委员们把所有不利于水兵的证据扔到一边。比如勒温逊的委员会不相信闪爆是弹药库爆炸的主要原因。他在第一份报告中承认“闪爆的危险确实存在” ，而且防爆门“被取消以便于快速供弹。”勒温逊推测战列巡洋舰的损失更可能是因为炮弹击穿了薄弱的水平装甲然后引爆了弹药库。接下来的几天里勒温逊好象不太确信这种想法。但是他致信杰利科请他要求海军部批准增加炮塔顶甲的厚度并在现有水平装甲之上附加装甲以保护弹药库。 查特菲尔德于6月22日他的初步报告中坚称战列巡洋舰的损失是因为设计上的缺陷。他和他的委员会抱怨设计失败的防闪爆装置无法阻止火焰从炮塔窜到弹药库是引起爆炸的主要原因。这理所当然不是炮组的错。为了修补这个缺陷，查特菲尔德建议强化防爆系统，特别强调需要将炮塔和弹药库之间的门换成气密门。
1916年7月14日，贝蒂在给杰利科的信中附上了他关于战列巡洋舰损失的“官方”报告。在这份文档中他只字不提他先前提到的危险的弹药处置流程。海军部指责贝蒂在5月31日的战斗中指挥不力，并批评他的战列巡洋舰队表现不佳。贝蒂对这一批评深感不快，再加上可能是因为受到某些人的怂恿，于是他采取了明显带有攻击性的回应，将这次灾难性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到了白厅中的相关部门头上。总之，贝蒂在信中坚持“不论是我们的造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还是我们使用的弹药不够稳定以至于无法保证安全。5月31日的灾难要么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要么两者都有。从德国船的表现来看，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在报告的末尾，贝蒂敦促他的上司召集智囊团研究如何修正现有战舰的缺陷并在将来的设计中予以避免。
贝蒂的报告于7月20日送交白厅之后立刻被海军部的专家们驳回。他们确信弹药处置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军火部部长莫根·辛格尔少将评论道： “追究我们的船爆炸的原因，发射药的可靠性问题远不如我们那使用不幸的供弹系统的操作来得大。 ”炮塔被命中时起火不可避免，但也不至于到要损失掉战舰的地步。海军建造部部长丁尼森·戴恩科特(Tennyson d’Eyncourt)坦言同意此观点。 “多年实战射击训练的成果， ”他在1916年10月的第一周写就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写道：
一般而言弹药离炮塔越的越好，即使是放在过道里也行。最重要的发射药起火的风险必须是可以承受的，比如科罗内尔海战和福克兰海战，因此1915年2月1日发布的炮术守则G.034/15文件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有个小问题，就是战斗中炮塔和炮列里堆放了弹药。
不久后，建造部长作出结论： “缺陷是装填弹药时的运送方式。 ”结论便是： “经常有大量弹药堆放在操作室，回转机构，工作间和炮室，使得火焰可以从炮塔直接燃烧到弹药库。 ”该主题的第二页，戴恩科特以此反驳最近表明弹药库顶甲过薄的观点。他指出锅炉舱和轮机舱也是同样厚度（甚至更薄）的水平装甲。而且他还指出主机占用的空间远远大于弹药库。然而在交火中并没有任何一艘船的主机或是锅炉（装甲）被击穿。难道德国人发射的炮弹只命中了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弹药库――总能避开更容易被命中的主机区域？戴恩科特可不这么认为――第三海务大臣弗里德里克?都铎少将也这样认为。都铎同样对贝蒂“关于造舰的些许冒犯”感到不满。他提醒海军部的高级同僚们，一切证据并不支持这一指责。第三海务大臣解释道：
我脑子里对有点小小的疑惑，为了提高射速，弹药装填的正常的安全措施被逐渐丢到一边，直到最后德国人的炮弹证明了这样做到底有多大危险……看来似乎有必要谨慎得起草一份回复，其中要包括海军军火部和造舰部的陈述的要点，并且强调在战斗中暴露出的无烟火药没有得到妥当的存放的事实。
“毫无疑问”都铎在一周后再次断言， “船上发生爆炸的无烟火药太多了！ ”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亨利?杰克逊爵士被说服了。据此，海军部长于1916年11月4日向贝蒂发出了一份措词略显强硬的信指出海军部相信3艘战列巡洋舰的损失是由于 “由于对射速的强烈追求而放弃了装填安全的重视。 ”贝蒂被彻底激怒了。他就海军部的信向杰利科提出抗议，这封信摆明了就是无中生有地指责他玩忽职守。不仅如此，他补充道：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标准训练程序中，无烟火药的传输流程违反现有条例。 ”11月24日，杰利科按程序将贝蒂的信递交海军部并附上了他的背书――此时他已经很清楚月末他将就职第一海务大臣――这个职位更加有利于处置这次控诉。果然杰利科于1916年11月28日返回伦敦，而戴维?贝蒂则继任大舰队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