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的文化，对于成都乃至中华文化是有贡献的。“蓉城”一词来源于此时，中华第一春联也来源于此时。这些文化符号的奠基人，就是后蜀皇帝孟昶。孟昶既是文化名人，又是亡国之君，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后人研究与考证的东西。
后主孟昶：明主还是昏君？
宋人修的《五代史》中，孟昶其言其行是多么的不堪！宋人攻击的弹药，多从孟昶的私德入手，如欧阳修说：“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不仅玩物丧志，而且好色。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显示其灭蜀的正义性，用一件所谓的“七宝溺器”将孟昶钉在了耻辱柱上。其潜台词是，孟昶这厮撒尿都用镶嵌着七宝的尿壶，可见他何等的奢侈昏庸，赵氏代他纯属众望所归。
清末的历史学家蔡东藩也脱不了窠臼，跟着嚷嚷说：“蜀主孟昶，嬖幸宠妃，信任庸材，已有速亡之咎，乃反欲勾通北汉，自启战衅，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但即使在宋朝，也有人有着不同看法，如翰林学士张唐英曾说：“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宋人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中大胆直言说：“（孟昶）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
清人对待此事，因为没有切身利害关系，也就要洒脱得多，清代历史学家吴任臣评价说：“后主初即位，颇勤政事……性复仁慈柔怀，每决死刑，多所矜减……迹其平生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
《成都县志》中有一段文字，是明德元年（934年）十二月孟昶下的一道诏令，叫《劝农桑诏》，是一篇最具文艺范儿的诏书。虽为朝廷公文，但整篇诏书全文仅38字，简短精炼，文中写了植物、鸟虫、器物各两种，用词生动对仗，带着些文人的机巧与雅致。
诏书写道：刺史县令其务，出入阡陌，劳来三农，望杏敦耕，瞻蒲劝穑。春鶊始啭，便具笼筐。蟋蟀载吟，即鸣机杼。
戏谑地翻译一下：
各级官员们听好了，你们的工作就是深入基层，下到田间地头。看见杏花开、菖蒲生，你们要把化肥种子送到农民手中，及时耕种不误农时。听到黄鹂啼鸣，要备好农资迎接农忙。闻蟋蟀吟唱，要做好手工生产度过农闲。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情怀，你可以说他过于浪漫，以至于把诏书都写得充满诗意，但却无法干脆利落地指斥他为一个昏君。
南音始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遭赵匡胤灭国并毒杀的孟昶，没被牢牢地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居然翻盘“活”过来了，活在了孟昶曾钟情的音乐之中，被奉为“南音始祖”（注：本文中所指的南音，主要指狭义的南音，又称“郎君乐”）。
估计有人会问了，“南音”究竟是啥呀？
“南音”，可以称之为中原古乐遗韵的活化石，2006年就列入非遗名录。因其以丝竹箫弦为乐器，便称“弦管”，又因其流传在今福建泉州为中心的闽南一带，故称“泉州南音”，又因其始祖为孟府郎君，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郎君乐”，这南管乐者祀奉的乐神，便是后蜀孟昶。
《孟蜀宫妓图》，展示的是五代后蜀后主孟昶宫中宫妓正劝酒作乐的情形
至今世界上保留最早的南音著作，是福建龙海海澄人刊于明朝的《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这里的“锦曲”，得名就源于孟昶所打造的“锦城”（成都）。孟昶被封为“郎君”，得享香火，却是一段狗血剧情，没承想，是拜他的仇人赵匡胤所赐。
话说孟昶死后，花蕊夫人被钦慕于她的宋太祖所占，但时常思念孟昶，便在家中挂一画像日夜拜祭。只见画像中人，头戴缨冠，身穿蟒袍，脚蹬皂靴，背硬弓，拿弹丸；面似银盆，二目有神，颌下须髯飘飘，俨然神仙气度。
一天，赵匡胤未准通报，进入花蕊夫人住处，撞破此事。咦，这画中人怎么如此像孟昶呢？赵匡胤正在纳闷儿，花蕊夫人深施一礼道：陛下，妾身正在拜蜀地的张仙，为陛下求子祈福。
不久，果然赵匡胤后宫喜添龙子，一道诏令下来，封画中人为“郎君大仙”，赐春秋二祭，春祭于农历二月十二，秋祭于农历八月十二日。由于朝廷的倡导，郎君信仰在民间就传开了。
不过朝廷与民间信仰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朝廷祈求的是多子多福，民间拜祭的是乐神郎君。
就这样，孟昶这个失败者，竟然以“神”的姿态，完成了逆袭，活在了民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蜀乐大咖：皇帝亲领音乐潮流
泉州远在东南，成都僻在西南。两地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孟昶就成了“南音始祖”了呢？再说，孟昶离开出生地成都，最远到过开封汴梁，根本没机会去到千里之外的闽南。这其中的究竟有什么故事呢？
要说这事，真还要从成都说起。
在纷乱如麻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地战火频仍，你方唱罢我登场，梁唐晋汉周，走马灯似地换着皇帝。而蜀地偏安西南，远离战乱，经济与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
成都有得天独厚的温和气候与宜人的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成都地区的商业在前后蜀时期持续繁荣，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张唐英的《蜀梼杌》记载：“村落阊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五代名僧贯休诗云：“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
这一切，与孟昶在位时期的大力提倡与创作示范分不开。在君主的带动下，蜀国上至公卿大臣下到士民百姓都热爱上了音乐，音乐的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花蕊夫人的《宫词》有大量记录这些盛事的诗篇，如孟昶亲力亲为的：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
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
孟昶每有新词，都要谱成曲，一首新曲刚谱成，连曲名还不知道，六宫就在传唱。不仅传唱，马上编排舞蹈，还有官方组织的音乐会：
御按横金殿幄红，扇开云表露天容。
太常奏备三千曲，乐府新调十二钟。
然而，孟昶的政治家、音乐家、文学家的梦，被公元966年的一阵金戈铁马之声敲碎。尽管有“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耻辱，但从另一角度看，保留了从历史文化中翻身的火种。
追根溯源：这扇窗是咋开启的？
后蜀降宋后，孟昶夫妇被押往汴京，其精心培养的乐工，被遴选139人进入宋初建立的教坊，占教坊总编制的1/3，成为传承盛唐和五代音乐的中坚力量。
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南宋朝廷在严峻的局势下，进行了战略疏散，将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和宗室349人迁徙到远离宋金前线的泉州。一同迁徙的还有大量教坊人员，其中就有部分蜀地宫廷乐师。
蜀地音乐在他们的传承下，在南音中保留下来，使得南音带有西蜀宫廷音乐的色彩。顺着赵匡胤的诏令所封的郎君大仙，乐师们借驴下坡，把画中人孟昶称为郎君爷、孟郎君、孟府郎君，于是，南音又有了一个称谓叫“郎君乐”或“郎君唱”。
还有一桩悬疑事件。
有传闻说，在开封汴梁对答大宋皇帝的乃是花蕊替身，而真身早已逃闽。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载：慧妃传云“一云墓在闽崇安”，花蕊夫人，原名徐慧，封慧妃。
这一记载，无疑增添了一道佐证。传闻说劫难来时，孟昶知国破家亡难免，为保全花蕊夫人，决定派亲信护送她逃闽避难。护送的李义伯等五人，均为平日孟昶所宠的乐工。
花蕊夫人从小娇养深闺，赴闽一路跋涉，翻山越岭，草行露宿。到了福建崇安，花蕊夫人心力交瘁，病死在崇安。五位乐工作挽歌一首，就是今天南音中有名的《三奠酒》。
如今，《三奠酒》是南音中送别逝者的经典音乐。南音的弦管乐人自古以来以“御前清客”的尊贵身份自居，这一称谓，仿佛也昭示着他们与后蜀若隐若现的关联。
后来，李义伯五人分枝散叶，推广弦管，与当地音乐融合形成了南音，并在传承的过程中将孟昶奉为祖师爷，建郎君庙供奉。今天，在闽西东山县的铜陵镇，就有一座清乾隆年间的郎君庙。
这座古庙深藏在一条幽深的巷子里，庙不大，主殿约10多平方米，包括后院庭堂也就数十平方米。神龛上，坐着一座端庄的神像，面色红润，长须，右左各立有一侍童，一人吹笛，一人打竹板。
最令人称奇的是，这座神像居然头戴着古代皇帝才能戴的“冕旒”。据说一同配享（合祭）的还有孟昶的太子孟喆和大臣赵廷隐。
历史关上了让孟昶国祚绵长之门，孟昶做了一名亡国之君，而历史又为他开了一扇窗，让他做了一回南音之祖、音乐之神。人生是一次长跑，历史长河更是如此。孟昶的生前身后名，留下许多故事，供后世品味，同时窥探历史。
（作者：刘小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