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东印度公司，点燃美国革命之火
自16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英国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以来，欧洲对亚洲的态度正逐渐强硬，他们不再将亚洲视为充满奇异植物和财富的仙境，而是一个和新世界一样软弱可欺的地方。当时的英国人对自身的权益充满了信心，对亚洲的态度也从获利的兴奋转向了野蛮的掠夺。
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在两块大陆间运输货物的贸易企业转变成了一股扩张势力。
毒品交易和敲诈勒索进行得十分猖獗。印度种植园里的鸦片越种越多，它们为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最重要的茶叶提供了资金。
于是，中国的出口激增，官方数字显示，茶叶出口从1711年的14.2万磅增加到8年后的15万磅，其中还不包括走私的数量。与西方人对奢侈品的上瘾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对鸦片的上瘾。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种植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获利丰厚却并不光彩的赚钱手段。英国从18世纪开始为印度当地的统治者提供逐渐常规化的大范围保护，因此当1757年加尔各答受到孟加拉人的攻击时，一支由罗伯特?克莱武领导的远征军被派去救援。
克莱武很快就得到了大笔资金，用于支持当地希望获得继任的权位争夺者。不久，他就被授予了在当地收税的权力，并且可以动用该市的财政收入。
加尔各答是当时亚洲人口最稠密、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纺织业（在英国从东方的进口额中占据着一半以上的比重）的基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克莱武就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
罗伯特克莱武
为了对占领孟加拉的后续成果进行评估，一个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在1773年成立。该委员会透露了从孟加拉攫取的难以置信的财富。超过2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亿英镑）的财富被作为“礼物”分发，几乎全部都落入了东印度公司员工的腰包。
伴随着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的则是孟加拉可怕的灾难场景。1770年，当地的粮食价格被抬得越来越高，结果造成了毁灭性的饥荒。
据估计有数百万人饿死，即便是当地的总督也宣布有1/3的人死亡。在当地人死于饥饿的时候，欧洲人却只惦记着自身发财的事。
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完全是为了个别人的利益而使大众受苦。面对众人的嘲讽，克莱武仅仅像一个苦恼的银行总裁那样回答道：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股东而非当地居民的利益；若就他的工作而言，他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
事态进一步恶化，孟加拉劳动力的减少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财政崩溃，物价的飙升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慌——这头金鹅似乎已经下完了它的最后一个蛋。
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被大量抛售，从而将该公司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公司的主管们远非万能的管理者和财富创造者。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和理念引发了一场洲际金融危机。
紧急的磋商之后，伦敦方面认为东印度公司实在太大，绝不能垮掉，因此同意采取应急措施。然而，援助行动需要筹集大量现金。于是英国将目光投向了北美的殖民地，那里的税率比英国本土要低很多。
当诺斯勋爵的内阁在1773年颁布了《茶叶法案》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救东印度公司的巧妙方法，同时还统一了美洲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部分税制。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法案点燃了大西洋彼岸定居者的怒火。
在宾夕法尼亚广泛散布的传单和小册子，将东印度公司描绘成制造“暴政、掠夺、压迫和流血”的老手、英国政府所有错误的代表。英国社会的最高阶层已经成了贪婪而自私的奴隶，为了自肥不惜损害普通大众的利益。
由于英国政府不允许他们派代表参与政治决策，这些不满的殖民者结成了统一战线以拒绝政府的指令，并迫使一些运送茶叶的船只不得不返回英国。
当三艘茶船进入波士顿港口时，当地人与英国当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峙。12月16日夜，一些人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将茶叶倾倒入海。他们宁愿茶叶沉入海底也不愿被迫向伦敦缴纳税金。
从美国人的立场看，导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有着特定的美洲背景。但是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英国为寻求新机会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在丝绸之路上因收获太多太快而造成的失衡。
伦敦试图平衡地球两侧相互矛盾的要求，用从一个地方收上来的税款来填补地球另一侧的开支，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失望、不满和造反。
蒙古人沿着丝绸之路入侵，给欧洲带来了黑死病
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不仅仅是贸易和征服，还有疾病，由于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道路极端重要的地位，如果引起灾难，那也将是既具毁灭性的，让整个欧洲损失了1/4人口的黑死病，就是这样一个灾难，它在14世纪蹂躏了欧亚大陆。
蒙古人的征服行动给欧洲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贸易、战争、文化或货币，也不是野蛮勇士、异域物品、贵重金属以及流行于整个世界的思想和风尚。
事实上，造成更为极端影响的是某种彻底融入血液的东西——疾病。亚洲、欧洲和非洲暴发了瘟疫，正吞噬着千百万人的生命。蒙古人没有毁掉整个世界，但“黑死病”却可能做到。
几千年来，欧亚草原曾是各种牲畜和游牧民族生存的家园，但它同样也是滋生世界上最危险的瘟疫的温床。受灾地区从黑海一直绵延到中国东北。
干旱和半干旱的生态环境极利于鼠疫耶氏菌的传播，特别是通过跳蚤叮咬的方式。传播瘟疫最有效、最迅速的载体是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骆驼同样可能受到感染，它们也在传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冷战中的某项研究就曾把骆驼与苏联的生物战争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瘟疫可通过饮食、呼吸或接触病菌宿主来传染，但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则主要是通过跳蚤：它们在吸血前先将杆菌传入人体血液，或通过接触将杆菌传入人体受伤的皮肤；杆菌顺着血液流向人体的各淋巴结，如腋窝或腹股沟，然后迅速复制并引发肿胀或淋巴结炎。
经历了此次瘟疫的著名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描述道，淋巴会肿成像苹果那样大，或至少是“鸡蛋的大小”。人体的其他器官也会受到感染，最终导致内脏大出血。黑色的脓水包和血水包不仅肉眼可见，而且是致命的。
尽管我们不十分清楚14世纪中叶的这场瘟疫到底源于何物，但它在14世纪40年代迅速冲出了草原，蔓延至欧洲、伊朗、中东、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瘟疫暴发于1346年，“这种神秘得能让人立即死去的疾病”横扫了黑海边上的金帐汗国。为了解决一次贸易争端，一支蒙古军队包围了热那亚的贸易小城卡法，然而大部队却被疾病吞噬，“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军队撤退之前“受令将死尸用投石机抛入城中，希望用无法忍受的恶臭把城里人熏死”。但城里人并没有被恶臭熏死，而是被极具传染性的病菌所感染。最终蒙古人无意间用生物武器打败了敌人。
1347年，疾病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地中海。病菌都是通过避难回家的商人传入的。当西西里岛的墨西拿人意识到回来的热那亚人状况异常时（满身满脸的脓包），已经为时太晚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呕吐、咳血，然后就死了。尽管他们赶走了热那亚人的帆船，但当地人已经开始遭受灭顶之灾。
在北方，瘟疫也同样扩展迅速，至1348年中期已直抵法兰西北部和巴伐利亚。当时，船只已经将“商人和海员携带的……首批瘟疫”传入不列颠的各个港口。
英格兰众多城镇和乡村人口开始死去，教皇不得不“善意地宽容了所有悔过的罪孽”以希冀消除灾情。据同时代的人估算，大约只有不到10%的人最终存活了下来。其他文献上则说，死人太多，已经没有活人去掩埋他们。
穿越地中海的商船带回的不是货物和珍品，而是死亡和悲伤。病菌传染并非只通过瘟疫死者或船上常见的老鼠，船上的货物同样是致命的传染源。
跳蚤会藏到运往欧洲大陆、埃及港口、黎凡特和塞浦路斯的皮毛和食物当中。在这些地方，最先遭到感染的似乎是婴儿和年轻人。
伊本?瓦尔迪写道，在大马士革，瘟疫“坐在国王的宝座上施威，每天处死上千人，毁灭着人类”。开罗到巴勒斯坦的道路上死者遍布，野狗在撕咬着比勒拜斯清真寺墙下堆满的尸体。同时在埃及北部的亚西乌特地区，纳税人的人数从黑死病前的6000人降低到了116人，降幅高达98%。
尽管人口数量的骤降可能包含着人群避难的因素，但仍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死亡人数相当巨大。“人类的所有智慧”对此都无能为力，谁都无法阻止疾病的扩散，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前言中写道。
他还说，在3个月之内，仅佛罗伦萨就丧失了10万多条性命。威尼斯的人口也大幅缩减：统计数字均说，瘟疫暴发期间，至少有3/4的人口丧命。
黑死病下的佛罗伦萨
欧洲在这场瘟疫中至少损失了1/3的人口。据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而欧洲总人口数估算在7500万。
后世对瘟疫的研究还表明，在大面积传染病暴发之际，小型村落和远郊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看起来瘟疫传播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
疾病在人口众多的都市地区传播并不比乡村地区更快，所以其实，从都市逃往乡村并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概率。从田野到农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间地狱。
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我们对未来的希望都随着朋友的死去而一起埋葬。”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这样说。他写道，印度洋、里海或是黑海的所有富商都无法弥补灾难造成的损失。
（作者：[英]彼得·弗兰科潘）
（翻译：邵旭东 等）
摘编自《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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