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亲一直掌控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秩序的变革和子女的成长，父亲已经难以继续控制和设计子女的现实与未来，因为子女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长。他们试图反抗或超越父辈，争夺自己的话语表达权。
陈旧、腐朽、僵化的父亲们以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物而呈现，他们的存在对子女构成了极大的精神压抑与心理束缚，背叛父亲成为子女们的成人仪式。
在背叛父亲的场景里，父亲成了旧思想、传统顺序的文化符号。子女在这个场景中穿梭，扮演着无可奈何又令人心酸的角色。子女对父亲的背叛，是时代思想、文化嬗变的写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处于新旧世纪交替时期，商品经济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日趋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秩序也愈发混乱颠倒，表现出社会的无序，道德支撑力弱甚至逆于道德而盛行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人格卑微化。人人忙着发财、当官、挣钱。
《在瓦城上空的麦田》里，儿女们说：“实在太忙了，整天都在忙，忙得人脑子都热烘烘的，像被火烧一样。”正如“一旦社会滑进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迹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金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都势必渐渐遭到人冷落，人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
李四希望子女们能记住他六十岁的生日，他为“情”而活着；而子女们为的是“权利”、“金钱”、“美色”这样的“物”而活着，“情”“物”永远是两个相反的极端。
于是，李四葬身于他引以为豪的城市，他的子女，以背叛者的形象成为葬送自己父亲的罪魁祸首。但这三个子女并不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之辈，他们在无意当中伤害了父亲，他们悲痛欲绝，后悔不已。
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背叛”的路？又是什么把他们逼上了“杀父”之途？无疑，是这个社会！是这个变异了的时代文化！
作为文明象征的城市，竞争是激烈的，空间是逼仄的，节奏是紧张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没有多余是时间来考虑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他们都把时间花在了“效益”的生活里，人与人之间是权与利的关系，是冷漠、欺诈的关系，以至于李四几次出没在他女儿家，碰面的邻居都没有问他一声，对他表示怀疑。
而李四一次又一次试图证明自己还活着时，子女们首先想到的是“肯定有人想冒充。”现代社会的异常使他们丧失了常规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警觉、防范、多疑、冷漠。
他们已经适应了城市的气候，与自己生命起源的父亲为代表的乡村文化背道而驰。背叛父亲，仅仅是书写他们与故土文化精髓脱节的形式而已！
时代酿制的父亲与子女背离的悲剧，系着一个“情”字，当时代无“情”之时，我们会感到沉痛；当时代变得无“义”之时，留在我们心中的，就不仅仅是沉痛，而是更为猛烈的愤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