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修辞者最大的考验。说服一个国家投入战争，或在战争期间激发全民的勇气及乐观的心态，考验着他的说服能力，要能让听众愿意为更伟大的集体目标，牺牲自己与孩子。话要说得让人不顾一切，出生入死。
解释战争的正当性，需要长篇大论，也需要细节关照；需要兼顾短小精悍与情绪冲击；真实、理性、权威。要能说服听者，却不会——也不能——听起来像行销话术，因为大家会因此危及宝贵的血肉之躯。在考虑战争修辞之际，这本书讨论过的原则要集结起来，倾巢而出，挑战之大，造就了历史上诸多著名演说——从古希腊伯里克利的国殇致辞到林肯的盖兹堡（Gettysburg）演说，1940年到1941年，英国为国族命脉奋战，首相丘吉尔的演说与收音机谈话，都环绕着战争——诠释战争的必要、战争的神圣以及要付出的可怕代价。
小说中也有许多修辞篇章与战争有关，从亨利五世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的阵前宣誓到《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黑门之战前亚拉冈（Aragorn）的演说。
近年的战争与20世纪上半叶的规模，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在政治及语言表达上，却有各自的挑战。最突出的就是战争的正当性，屡起争议，让人不免感到踌躇。在初期战果之后，往往陷入泥淖，结果迁延不定。即使一开始低风险、大快人心的干预行动——不动用地面部队，只从空中轰炸——最后经常落得里外不是人。轰炸波及当地医院、扶植的本土领袖事后证明也非善类。时间、金钱、殚精竭虑，成功案例屈指可数；还有的地方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心要消灭的威胁，只是远端转移（metastasis）。
参战修辞的教科书：丘吉尔的二战演说
另外还有影子战争，我们并未卷入、却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加入的战争：遏制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及叙利亚的滥杀无辜；阻止伊朗制造核子武器；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参加，被骂；置之不理，也被骂——批评有时还来自同一批评论者。
反对军事干预行动的抗议者会说，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轻起战端，是因为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虚荣心作祟。这样的论调至少从《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开始，就不断出现在小说和电影中。每个人对他那个年代的领导人还有战争，都有自己的评价，但我们可以确定，除了福克兰战争时的撒切尔夫人、1990到1991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的老布希、梅杰等盟军领袖，近30年来，凡是想借由战争提升声望的西方国家领袖，无不大失所望。当今的战争只会折损领导人的威信，无力回天。
在这最棘手的政策领域中，我们岌岌可危的公众语言扮演了什么角色？请让我们先看一段经典谈话：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会说，就是开战（wage war），在海上、陆上、空中全面开战，用尽我们的气力、用尽上帝赋予（God can give us）我们的所有能量，对抗人类罪行中最黑暗、最悲惨的残暴集权政体。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回答你：胜利，不计一切代价的胜利；克服所有恐惧的胜利；不论花费多长时间、历经多少困难也要争取到的胜利。除了胜利，我们别无生路。
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出任大不列颠联合王国首相刚满3天，首次以英国领导人的身份，在下议院发表演说。这一天，也是德国入侵法国北部的第4天，丘吉尔演说的时候，法国部队正从色当（Sedan）溃败，距离敦克尔克（Dunkirk）大撤退，不到两个星期。
丘吉尔这段讲辞的结构，明显借用自十四行诗或祈祷文的结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自问自答：我们的政策是什么？第二部分自问自答另一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第一部分不断重复战争，第二部分不断重复胜利，整段讲辞最重要的字眼，也可能是堆砌烘托的结语，就是生路（survival）。
短短的几句话却饱含修辞技巧：反问法（anacoenosis，修辞性的提问）、押头韵（alliteration，如wage、war与God、 give us）、列举法（enumeratio，举出仗该怎么打，再说明取胜前必须面临的挑战）、层递（tricolon crescens，三个提到胜利的句子，长度越来越长，分量越来越重）。修辞运用不矫揉造作、不露出精心设计的刻意，反而让人感到直接、自然、流畅；复述、精简俐落的短句，带着讲者与听众一起往前推进。
其中这句话——“对抗人类罪行中最黑暗、最悲惨的残暴集权政体”——即使听在丘吉尔同时代人的耳里，都不免觉得他的大声疾呼过于老派、浮夸。丘吉尔这个靠自学而卓然成家的演说大师，用过去的尺度衡量当下的危机，放进笃定的叙事脉络中，向听众保证，至少在这时刻，道德危在旦夕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段演讲是〈鲜血、辛劳、眼泪与汗水〉（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演说中，最动人的一句话。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没叫老百姓拿起武器，而是纠合举国上下，面对真正的世界危机。敌人正横越法国，进逼英吉利海峡。侵略与国家毁灭并不是出现在遥远的理论中，而是迫在眉睫的威胁。道德诉求与进逼危机如此贴合，敌方错到如此明显，以至于应该（should）与必须（must）、理所当为与现实所迫，一度融而为一。在历史的洪流中，这只是个瞬间——我们知道，讲到修辞，丘吉尔绝非天使——却是无与伦比的一刻。
丘吉尔为“清晰”设下了难以超越的标准。之后每一任英国首相站在公文报匣（Despatch Box，译注：英国下议院有两边，各设有一个递送公文的木箱，是双方议员发言的地方）旁，说服国民投入战场，再也没法办法像丘吉尔把国家利益以及道德理念联系得这般天衣无缝。试看后继者的尝试。场景同样在英国下议院，时间是2003年3月18日，为了英国该不该尾随美国阵营入侵伊拉克，首相布莱尔开启新一轮的辩论：
一开始我就说，下议院有权利辩论这个议题，阐释各自的论点。这是我们的民主权利，许多人苦争而不可得。我再次强调，我并非不尊重反对我的意见。这是艰难的决定，但也是明明白白的选择：或者，停止增派并撤回英国部队；或者，坚守我们既定的道路。我诚挚相信：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既定的道路。
这个段落，乃至于通篇演说都透着一股慈悲的调性：过了几句话，布莱尔接着说，他知道“在其他议题上赞同我的人，反对这件事”；而“从未支持过我的人”却找到“共同的基础”。演说开头，他强化道德诉求：英国人民有权质疑政府，就政策进行辩论，伊拉克人民却没这等幸运。其次，他承认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不是邱吉尔定义的那种艰难，因为那是要打仗、要牺牲，艰难的本身是要拿定主意。不过，这也是个“明明白白的选择”：要么，“停止增派并撤回英国部队”；要么，“坚守我们既定的道路”。
被挪用的修辞：英国布莱尔的伊拉克战争檄文
但“我们”是谁？第一个我们，是设定目标的我们，显然指的是布莱尔和他的政府。但接着他说：“我诚挚相信：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既定的道路。”这第二个我们就不只是他的政府，还包括他的听众、在下议院投票的每位议员，以及全国人民。但两个“我们”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忽略，于是听进耳朵的话就变成：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坚守我们——每个人共同的既定道路。说服意兴阑珊的听众做出痛苦的决定，方法之一是让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做出决定；拒绝是不合理的，退让会招致危险。我们—政府、我们—人民之间的界线变模糊了，帮助布莱尔建立这个心机暗藏的论述脉络。
“我诚挚相信：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既定的道路。”这句话倒是挺抢眼的。它没有逞勇斗狠的暗示，“坚守”隐含守护——英国和全世界的安全——重于攻击。“我相信”也很重要。这是一位政府领导人的自述，也是直白的个人保证。布莱尔很清楚他领导的工党以及全英国的民意有多么分歧，却赌上自己的政治判断与声望。跟邱吉尔一样，布莱尔拿得出务实的政策和目标，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坚守”却也在说：这还是一个测试个人有无决心、一个攸关原则的问题。
比起丘吉尔面临的状况，布莱尔的难题显得复杂微妙，毕竟英国的盟友与军队并没有遭受直接攻击——但谁知道呢？——本土也没有立即被入侵的风险；他的动武依据是潦草的联合国决议与武器检察官的报告，外加合纵连横的外交算计。问题并不是：我们的政策是什么？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样简单；而是我们是不是竭尽我们的外交斡旋手段，敦促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遵守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即便他置之不理，罪行有严重到必须出兵惩戒吗？对于后面两个得仔细推敲的问题，布莱尔的答案却是毫无疑义的“是”。在布莱尔左支右绌的解释中，丘吉尔的幽灵出现了。大家心中浮现出这样的问题：
萨达姆是另一个希特勒吗？2003年反对出兵的人，是不是等同1930年代的姑息主义者？
布莱尔的回答很狡猾。他先把自己保护好，“跟1930年代比较，太过圆滑愚蠢”，随后直言“在座没有一个是姑息主义者”，却又以相当的篇幅讨论1930年代的姑息主义。
他宣称，如今反对武力介入伊拉克的人，在一个层面上，跟当年的姑息主义者明显不同：二战前的姑息主义者可能不了解希特勒有多危险，今天反对出兵的人，没有这样的借口，因为萨达姆侵略他国、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罪证确凿。接下来，他补上一段丘吉尔的思维：世人必须重新认识：面对独裁者威胁，软弱以对，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很不幸的——招致冲突。
这分明是拿1930年代的往事来说嘴。但是2003年跟1930年代，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西方世界已经和萨达姆打过一仗，之后追加严厉制裁，已经引发激烈辩论：有些人认为太严苛，有些人则认为无论多严苛，都不太可能奏效——但跟昔日西方世界坐视希特勒再武装莱茵兰（Rhineland）、并吞奥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敢稍置一词相比，却不能说是怯懦畏战。单就萨达姆而言，没有人能说西方国家的政策让姑息主义甚嚣尘上。然而不管实情如何，面对战争“最可靠的方式”是怯战，总是说不过去。面对战争“最可靠的方式”当然是打上一仗，这正是布莱尔的提议。
80年之后，事后诸葛、修正主义、现代怀疑主义，都难以削弱、抹黑丘吉尔的修辞威力。但在布莱尔议会讲话之后15年内，大家已经无法再以当年布莱尔希望的角度，解读那篇演说。他的论点几乎都聚焦在萨达姆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编造各种风险：直接威胁邻国和中东地区、与萨达姆勾结的恐怖分子，一旦获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我们会有直接与间接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解决萨达姆，销毁他的武器，其他邪恶政权也会有样学样，暗藏或设法取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布莱尔通篇演说中，“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出现14次——VX神经毒剂、炭疽菌、芥子气、沙林毒气、肉毒杆菌、放射性武器——更是频频列举，不一而足。我们现在知道，伊拉克境内从未发现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布莱尔的指控彻底崩溃。至今看来，他的演说空穴来风，根本不知所云——但却引发一场战争。
我们还无法断定这篇演说有没有刻意欺瞒的成分——换句话说，布莱尔是否真的相信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只是想强调，我们发动战争的客观道德正当性，已经全然瓦解。
布莱尔提到1930年代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责怪当时的姑息主义者，因为希特勒的威胁之大，到后来才看得清楚。如今，我们却看到相反的揭露，也是要到后来，才弄明白萨达姆的威胁，远比布莱尔当年的宣称要小得多。就算知道萨达姆不曾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推翻他的其他理由，还是不难列举——独裁者、杀人魔、区域不稳定因子、民主的伊拉克有助于中东地区——只是这些理由并不是首相当时决策的主要依据。布莱尔故意提出错误“公开说明书”（prospectus）吗？信不信在你。但他的申论奠基在错误的假设上，这点毫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