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中后期起，京控，即民众绕开县、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级，直接到北京告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按照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准，从边远村庄进一趟县城，尚且是个“大工程”，至于“上京告御状”，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普通民众甚至富裕人家，都要经过多方筹措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京控的出现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已经非常衰弱，面对治下子民毫无公信力和权威性可言，抱屈含冤的百姓必须通过京控这样成本极高的方式把事情搞大，案子才能够引起政府重视，继而获得尽快解决的可能性。
嘉庆皇帝即位伊始，就意识到，京控百姓“长途跋涉，远至京师，自必有迫于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审，不稍回护，小民冤抑得伸，岂肯远涉控诉？”为了肃清吏治、安抚百姓，嘉庆帝对京控案件非常重视，要求负责接收呈状的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二机构将京控大案随时上奏；一般案件也要按期汇奏，由皇帝亲自批阅，作为“钦案”，或派钦差大臣审理，或交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亲自处理，不许地方官层层下派推诿。
不过，久居宫中、受了大半生儒家正统教育的嘉庆帝显然低估了社会的复杂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勤政忧劳、关切民隐，竟成为京控案越来越多的诱因之一。在皇帝的一喜一怒都是各级官吏为政风向标的政治格局下，引起皇帝高度重视的京控成了近京地区乡间无赖拖仇家下水、要挟地方官府的工具。真正“屈抑无申”的“穷民之隐”，限于苦主窘迫的经济状况反而难以上达，而所谓“捏砌重情，冀图耸听”之辈，却屡屡得逞，上演了一出出荒诞离奇的活报剧。
插曲：对一个“惧内庸夫”的道德审判
嘉庆帝接到奏折，将其发刑部复核。刑部认为，直隶方面对本案的审理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即迟子礼之子、迟孙氏之夫迟象臣。结案奏折在提到迟象臣时，只轻描淡写说他与迟孙氏不和，被“逐出无踪”，非常含糊其辞。想那迟孙氏淫凶之至，不但交结奸夫十余人，更将其公爹迟子礼用镰刀砍伤，迟象臣即便与其不和，又何忍弃老父于不顾，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保不是被迟孙氏与奸夫等人合谋杀害，岂能就此置之不问？嘉庆帝看过刑部的意见，颇觉言之成理，以未能将此案紧要情节审出就率行定案为由，将那彦成及按察使盛泰交吏部处分。
那彦成接到驳文后愈加惶恐，因迟子礼患病已被释放回家，只得重新提讯迟氏族人。随后他得知迟象臣被迟孙氏逐出后，在离家四十里外的南皮县堤桥村给人帮工，本年四月有人在该处见过，九月在宁津县城也曾见过，可证其并未被害。那彦成一面派人前往南皮、宁津二县寻找迟象臣踪迹，一面加紧向皇帝报告迟象臣仍在人世的消息。
对于这个窝囊之至、夫纲不振的迟象臣，嘉庆帝颇有怒其不争之恨，下旨称：“闾里小民，因妻室不守妇道，教训不悛将其休弃，是为事所常有。今迟孙氏淫凶不法，迟象臣不能约束，竟至为妇所逐，无能无耻已极。且远避不归，置伊父迟子礼于不顾，尤为不孝。”他命那彦成在抓住迟象臣后，将其提到法场，先责打四十板，再令其亲自观看其妻迟孙氏被斩决的场景，以为“惧内庸夫”之诫。不过，被派往南皮、宁津二县的官员并未及时找到迟象臣，为防迟孙氏在处斩之前自杀，那彦成请旨先将迟孙氏行刑。一个月后迟象臣在山东乐陵县一所寺庙内被发现，虽免于法场观刑，但仍被杖责四十板后，才放回家中。一场历时数年之久，迫使皇帝数下谕旨、自食其言的惊天大案，就此收场。
图准不图审：反转剧里的京控弊端
京控案件过多是困扰嘉庆一朝的大问题。皇帝和内外大臣也曾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着手解决。解决的方法无外乎有三：第一，严饬地方官清理积案、勤于政事，减少百姓蒙冤的可能性；第二，要求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在京“接控”衙门定期、及时上报控案，不许压搁隐瞒；第三，则是皇帝自己兢兢业业，对京控大案亲阅亲批，指示不断。
不过，性情颇为忠厚的嘉庆帝对社情人心和地方官场生态的认识与经常“出门在外”的曾祖父康熙皇帝相比尤显不足。康熙帝早年出巡时，对那些以小事“拦舆”的百姓并不怪罪，是以出巡时沿途控诉者越来越多，且多系户婚钱债之事。康熙帝逐渐意识到自己亲收呈词的危害，遂在出巡时告诫侍卫说：“此断不可收览。民人果有冤抑，地方督抚等官尽可申诉。今因朕巡幸，纷纭控告，不过希图幸准，快其私怨。一经发审，其中事理未必皆实，地方官奉为钦件，辗转驳讯，则被告与原告，皆致拖累。以小忿而破身家，后悔无及矣。”意思是说，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一件民事小案，一旦经过皇帝的指示，对地方官来说，也成了泼天大案，要加紧从严办理，这样很容易助长无赖刁民的诬告之风，反而让老实人受到拖累，甚至因为一点小事破了身家。皇帝的初衷虽是好心，却也办了坏事，让正常的制度体系丧失了权威性。
按照日本学者寺田浩明的说法，与西方的“正义型审判”不同，清代的审判是一种“申冤型审判”，“申冤”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一大特色。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根据清代的法律，案件无论大小，并无明确的终审制。换言之，一件案子，只要原告、被告双方中的一方认为官府处理不公，自己“蒙冤”，就可以无限次控诉，以求申雪。与此相配合的，是清代对于越诉的处理非常轻微，京控乃至“告御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地方官无权阻拦。皇帝作为终极的“青天”，为民做主，是君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表现，内外官员如果进行阻拦，不但不符合官箴，且会被视为“壅塞圣听”，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然，地方官基于自身考绩的考虑，自然不欲境内百姓京控，但从现有的材料上看，受制于技术手段和财政规模，激烈高效的“截访”行为在清代似乎并不普遍。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京控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确实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校正功能”，许多震惊朝野的冤假错案，都是通过京控的方式被揭发出来，并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民间构讼，向有“图准不图审，包准不包赢”之说。即乡间无赖与人有怨，即到各级衙门告状，并买通衙门书吏准状，迫使被告之家四处应付官司，遭吏役敲诈，无论有理无理，三年五载必然倾家荡产。法律对诬告者虽有反坐的条款，但如果原告系老幼妇孺、赤贫之人，最终往往以其无知愚弱为由，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嘉庆皇帝对京控的高度重视，使“图准不图审”的弊端有扩大趋势。近京各省的无赖动辄京控诬告，且多以妇女、老人充当原告，规避处罚。地方官如同提线木偶一般，任其辗转诉讼却不到案听审，直至做成钦案，处分贬谪接踵而至。一些大富大贵之家尤惯以京控要胁府县官员，使其在办案过程中畏首畏尾；而在省的督抚大员因为屡屡接到从北京发回来的本省京控案件，不断调动擅长审断的府县官员到省城审案，地方正常的司法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官方和民众的司法成本都大幅提升。宁津县迟孙氏一案即是明证。
事实上，在清代这一君主专制，司法、行政一体，官僚系统内自上而下实行单向监督的政治体制下，欲保留京控制度的正面作用，降低其负面影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今天，我国已经明确实行两审终审制，但涉诉信访的大量存在导致“终审不终”的现象仍然不少见，司法的权威性和终局性被严重削弱。这一问题应如何解决，值得当今的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以史为鉴，慎思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