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终于害死了他弟弟

12月14日,汉文帝陵墓的确切位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确认,位于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汉文帝生前身后的事迹,引起了广泛关注。

汉文帝霸陵所在▼

历史上对于汉文帝的评价,向来争议较小。他的勤俭节约、轻徭薄赋、宽刑慎杀、虚心纳谏,受到后世的普遍赞誉。然而,汉文帝对淮南王刘长谋反案的处理,却颇受争议。而且史书上对案件本身语焉不详,这件大案应该存在很深的隐情。

在揭开迷案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淮南王刘长的身世。

淮南王刘长

刘长是汉高帝刘邦的第七个儿子。刘长还未出生,他的母亲赵姬就被卷进一起谋反案被关进监狱,刘长就出生在狱中。赵姬生产后不久就含恨自杀了,刘邦让吕后抚养孩子长大,并分封他为淮南王。

吕后执政时期,刘长因为与吕后的特殊关系,没有遭到加害。刘长成年以后,力大无穷,能扛起铜鼎。汉文帝即位后,刘长成了他唯一在世的兄弟。

刘长经常仗着与文帝的亲厚关系,横行不法,入朝觐见文帝时,骄横无礼,与皇帝一起打猎,同乘一辆车,还称呼文帝为“大哥”。而文帝经常赦免刘长的种种过失。

刘长怨恨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当年没有营救他母亲,于是亲手捶杀了审食其。按照汉朝法律,杀害列侯是重罪,而刘长却振振有词,一一列举审食其罪过。文帝仍然没有治他的罪。

自此以后,刘长便更加骄横不法,礼仪规格比同天子,甚至连薄太后、太子、朝臣都没有一个不怕他。大臣袁盎向文帝进谏道:“诸侯王过于骄纵,必生祸患。”但文帝不听。

春秋时期,郑庄公不断纵容他的弟弟共叔段违背礼法、不断扩张势力。有大臣劝谏郑庄公约束共叔段,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意思是,等共叔段闹出大的乱子来,就有了借口和机会一举收拾他。而汉文帝对淮南王的纵容,与郑庄公可谓如出一辙。

后来,刘长又在淮南国干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比如:驱逐朝廷派遣的官员,自行任命官员,自行颁布法律,擅自处死犯人等等。汉文帝甚至都没有亲自下诏申斥他,而是让舅舅薄昭给刘长写了一封信,规劝他改恶从善。

如果汉文帝真爱他的弟弟,一定会严厉制止他继续犯错,而文帝却表面上加以规劝,实际上继续纵容他,等待他迈出危险的一步。就在薄昭给予淮南王书信后不久,一件谋反案东窗事发了……

文帝六年(前174年),丞相、御史大夫、宗正、廷尉等大臣上奏:淮南王刘长派人勾结棘蒲侯柴武的儿子柴奇,企图用辇车40辆,在谷口谋反。在奏疏中,大臣们连篇累牍地罗列刘长平时的各种不法行为,却对谋反事件本身一笔带过。

奏疏中提到的“辇车”,是一种人力车,主要用于在崎岖的道路上给军队运送辎重。某些崎岖的道路马车无法通行,就只能靠这种人力车来运输。

谷口是指西汉的谷口县,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淳化县以南,泾阳县西北,这里是关中平原的北部边缘。谷口县北面有一座东西走向的高峻山脉——九嵕[zōng]山。泾水在九嵕山中刻出了一道峡谷,流进关中平原。所谓的谷口,实际上是指九嵕山泾水河谷的的谷口。

从长安出发,途径谷口,进入泾水河谷,再沿着河谷溯流而上,就可以到达西汉皇室一座最重要的避暑行宫——甘泉宫,其位于今天淳化县境内的甘泉山上。

从长安至甘泉宫▼

所以谷口谋反的真相,可能是趁汉文帝前往甘泉宫,或者从甘泉宫回长安的途中,用40辆辇车堵塞崎岖的峡谷山路,再趁机袭击皇帝车驾。

棘蒲侯柴武

耐人寻味的,对于这桩谋反大案的另一个主谋——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奏疏中只提到他的名字而已,按照汉朝的律法,参与谋反者都应判处死刑。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也明确记载柴奇因谋反伏诛。

但柴武似乎并没有受到此案的牵连。《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载,柴武死于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也就是说,柴武在谷口谋反案后活了十余年才逝世。而且更奇怪的是,柴武还能一直保有棘蒲侯的爵位,直到柴武逝世,才因为他们家参与过谋反,不让他的后代继承列侯爵位。

虽然说汉文帝废除了连坐,但是儿子谋反伏诛,父亲还能继续在朝廷享有列侯爵位,纵观历代史册也十分罕见。这只能说明一点,汉文帝不想牵连或者不能牵连柴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汉文帝在处理整个案件,总体而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谋反案的两大主谋——刘长、柴奇所遭受的处罚轻重不一。淮南王刘长不但本人获罪,而且他的属官、亲信被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而柴奇这一方除了本人伏诛,连他父亲的爵位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汉文帝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汉文帝只想扳倒骄横不法的刘长,铲除不服中央法令的淮南国,只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行了,不必牵连旁人。其二,柴武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势力,如果要彻查,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打击面过宽不好收场,会影响朝政稳定,因此只杀掉与此案有直接牵连的柴奇,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就行了。

那么,柴武在当时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令汉文帝不敢轻易动他呢?

史书中记载,无论是在楚汉之争,还是西汉建国后,柴武都战功赫赫。后来,柴武担任过大将军,诛吕政变后,曾与周勃、陈平等人一起拥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

由此可见,在文帝初年,柴武是仅次于周勃、陈平、灌婴的军功集团头目。等到陈平、灌婴去世,周勃获罪失势,柴武成为了军功集团地位最高的领袖。

汉文帝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不断削弱、打压军功集团,很多没有实际官职的军功集团都被赶出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成了没有权势只剩待遇的富家翁。

另一方面,不断遭到汉文帝打击的军功集团不会坐以待毙,甘当俎上鱼肉。因此,谷口阴谋很有可能是军功集团针对汉文帝的一次未遂的反击。柴奇的背后是柴武,而柴武的背后,很有可能是整个军功集团。

根据《史记》的记载,柴奇谋反之事被朝廷发觉,有关部门追查治罪,牵连上淮南王刘长,因此朝廷征召淮南王来京。

这透露了两大信息:首先,谷口谋反案事发时,刘长远在淮南国。按照汉朝制度,诸侯王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封国内,只在岁首时入朝觐见一次。其次,柴武之子柴奇才是谋反案的具体执行者,事发之后,司法部门审问柴奇,追问同谋,这才牵连上淮南王。

预谋袭击汉文帝的地点选在关中谷口县,如果由远在淮南国的刘长来遥控指挥,自然很不方便。所以案件的真正主谋应当是近在长安的柴奇和他背后的势力,也就是以柴武为首的军功集团。

永远的污点

当时,刘长在淮南国势力很大,掌握了生杀大权,也极有可能控制了国内的军队。一般来讲,除了每年入朝一次,朝廷一般不会单独征召诸侯王入京,除非要处置他。如果刘长真的与柴武等人勾结谋反,那么朝廷派人来征召,刘长为什么不怀疑东窗事发,从而乘势反叛?而是乖乖地跟着朝廷官员来到长安束手就擒。

高帝时代的多次诸侯王反叛,多次都是因为朝廷征召而引发的——诸侯王本身心中有鬼,担心一去不复返,索性反叛。如果刘长真的与柴奇等人有勾连,以他的个性,一定不会束手就擒。这也就证明,谷口谋反案,刘长可能根本不知情。

那么,这件谋反案是怎样牵连上刘长的呢?假设军功集团行刺汉文帝成功,势必要想到下一步计划,那就是立谁为皇帝的问题。立太子刘启难免秋后算账,最好是像之前诛吕政变一样,另立一位诸侯王为皇帝。而刘长是刘邦唯一在世儿子,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整个谋反计划第一步是搞掉汉文帝,第二步是拥立刘长为帝。

那么,军功集团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此案呢?如果涉案人员仅仅是柴武、柴奇父子的话,汉文帝会毫不犹豫将二人处死,毕竟他连周勃都敢动。

但事实上,文帝只动了柴奇,没有动柴武。这就正好说明,涉案者不仅仅是柴氏父子,军功集团很多人都牵涉其中;如果动了柴武,就势必会牵连一大批功臣。这样的话,打击面过宽,不好收场。因为这一事件的性质过于严重,凡是涉案人员按照律法全部要处死,而军功集团虽然遭受打压,势力仍然十分庞大。

即便汉文帝要进一步打击军功集团,也不会一网打尽,因为激则生变。他的惯用方式是用文火慢炖,不断分化瓦解,逐个消灭。

所以,当柴奇将整个计划和盘供出后,令汉文帝感兴趣的是,淮南王刘长被牵连在其中。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能够用一件谋反案把他那个骄横不法的弟弟刘长牵连进去,进而把淮南国的势力一举铲除。而柴奇的口供正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

从刘长的生平事迹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头脑简单、行事鲁莽的年轻人,仗着兄长的恩宠和纵容,一再触犯礼法。这样一个人,应当不会处心积虑刺杀兄长,取而代之。他既没有这样的野心,也没有这样的头脑。

虽然朝臣们建议将刘长斩首,但文帝迫于舆论,只将他发配蜀地。可是,刘长性情刚烈,在半路上绝食而死,给文帝留下了一个杀弟弟的恶名。虽然文帝尽力善后,却让天下人看清了他的伪善和冷血。后来,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来讽刺他:“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原本汉文帝铲除淮南国后,将其封地收归中央直辖。可是,文帝受到这首歌谣的影响,为了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将原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对皇室怀恨在心的诸侯王,给国家带来了不小的隐患。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子刘安,与鲁莽的父亲不同,刘安喜欢读书,善于收买人心,并笼络了一批学者为他著书立说,在舆论上对朝廷构成重大威胁。刘安有一个聪明而又有口才的女儿刘陵,刘安给予她金钱,让她在长安结交权贵,刺探朝廷内部的情报。到汉武帝时,刘安同样因谋反案事发自杀身亡。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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