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的。整个战争中，英国出动不到两万人竟然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而当时的中国拥有80万军队，却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技不如人、器不如人。这场战争中，英国人以坚船利炮同中国作战，清军虽然也使用了火炮，但大部分武器却是长矛加大刀的冷兵器，使用的火炮也是粗笨的老式火炮，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
作战武器不对称，人员的伤亡情况也不相同。在大角沙角之战中，清军战死277人，而英军只有人员受伤，没有官兵死亡；在虎门之战中，清军战死250余人，而英军却只有5人受伤；在吴淞之战中，清军战死88人，而英军只有2人战死。战争中清军虽然拼死抵抗，但这些不对称的数字却道出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林则徐也不是没有看破。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曾有过记载，他曾就福建的水师营制征询过林则徐的意见，林则徐的回复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与英国作战是林则徐都搞不定的事情，道光帝却派出了软骨头奕山，失败自然势所难免。
义律对奕山的军情了如指掌，奕山初到广州时他并没有立即对奕山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当时广州的贸易正处于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他要等本季节的茶叶运到英国后再采取行动。奕山到广州后，凭借8000兵力，冒冒失失地就想对英军发动进攻。但由于当时一场大雨毁坏了准备偷袭的木排和船只，使他不得不放弃行动。1841年5月下旬，奕山又决定对英军发动偷袭，但是，这次行动被义律察觉了，所以偷袭行动没有成功。义律是怎么察觉的呢？
原来，5月17日晚上，广州城内有点资产的士绅都携了家眷带着金银细软向城外逃去。这个反常的情况引起了义律的重视，他经过了解得知奕山准备发起偷袭英军的行动。炮弹不长眼睛，士绅担心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危，所以便向城外躲避。义律先是默不作声地转移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和侨民，然后布置好兵力等待清军的偷袭。
果然，5月21日晚上，清军对英军发起了偷袭行动。清军共出动兵力近两千人，携带火箭、火弹、钩镰等装备，兵分三路乘坐小快船出发。
奕山的安排是这样的：参加中路袭击的分队在西炮台外，参加左路袭击的分队在东炮台外，右路则在泥城。这次行动，奕山信心十足，可是没有想到英军早有防范。当晚11时，袭击行动开始，清军第一轮的火船攻击根本无法靠近英舰，反而在英军猛烈的炮击下，清军死伤惨重。原来预定的对英军进行合围的计划难以实现，派出破坏英国舰船的水勇也因为英军在船头船尾安排了大量士兵，根本无法靠近。相反，英军借助货船的光亮，只要看到露头的水勇，立即击毙。一夜的混战，英军毫发未损，而清军死伤惨重。
奕山的偷袭行动失败了，随后的广州之战他也失败了，他不得不与义律签订了投降的“广州和约”。但是，他在向道光帝汇报战况的奏报中，却没有说他失败的事情。他说，他到广州后，广东洋面发生了一次飓风。这次飓风使得英军损失兵舰3艘、货船3艘，沉失洋银30余万两等。他还说，这次飓风中英国士兵被刮进大海淹毙者不计其数，尸体也随波漂流而去，只有夷目义律一人侥幸得以逃脱到澳门云云。
因为奕山谎报军情，道光帝再次骄傲起来。他把奕山所汇报的情况归因为善恶的因果轮回，在他看来，这正是上天的安排。道光帝从奕山的奏报中得知英军已经从虎门退出，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于是在1841年7月28日下令让沿海督抚将军裁撤各路官兵。道光帝的这个错误决定使得战局变得对大清更为不利，何况，此时英国人派来了更好战、更强势的璞鼎查。
璞鼎查是1841年8月10日抵达香港的，他一到香港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向英商宣布，他将代表英国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安全规划；
第二件事是向中国方面发出公函，说明自己以全权公使的身份代表英国与中国政府交涉各项事宜；
第三件事是通过更大规模的战争，使中国彻底屈服。
为使中国屈服，璞鼎查于8月21日开始了军事行动。他与英国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一起 ，出动了英国侵华军队一半多的兵力向厦门进发。
对于英军的侵略，当时身为闽浙总督的颜伯焘亲自率军作战。颜伯焘和林则徐一样，也是一个主战派。他在青屿、大担、小担等岛屿增设炮台，招募水军兵勇，准备与英军拼死一搏。但是因为时间仓促，购置的战船未能及时运到，再加上他只是一介文人，并不具备运筹帷幄的战争决策能力，所以厦门很快便被英军攻破。
厦门被攻陷后，英军又于10月1日再度攻占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先后战死。定海失陷后，英军又乘胜于10月13日进攻宁波镇海。
镇海是清军浙东防线的指挥部，两江总督裕谦、浙江提督余步云都驻守在此。这两人中，裕谦是主战派，余步云虽然是个武将，但抗敌的决心并不坚决。璞鼎查率军进攻镇海前夕，余步云本想逃跑，裕谦却拉住他说：“今日保卫镇海，决以死守，文武官员敢有逃离镇海一步者，必处死刑。”裕谦让他发誓，他不想抗战自然心虚，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肯下跪发誓。
10月10日清晨，英军呼啸而至的炮弹打破了镇海城的平静，裕谦身先士卒挺身而出，登上城头指挥作战。此刻的余步云已经彻底露出了惧战畏敌的丑陋面目，裕谦本来是让他镇守在甬江北岸的招宝山东岳宫，可是他一听到炮弹的爆炸声立即慌了神，匆忙跑来拜见裕谦，表示反对裕谦抗战。他以镇海百姓的安危为借口，说无谓的抵抗只能导致城内百姓更多的伤亡。他建议裕谦派人到英舰上向敌人求和，遭到裕谦的拒绝。余步云见裕谦的抗战决心很坚决，就说：“我死不足惜，但家中还有妻子儿女，抛下他们实在可怜。”裕谦鄙视地说：“儿女情长，英雄不免，但忠义事大，此志断不可夺。”余步云无奈，又厚着脸皮说：“我女儿今天出嫁，得回家照料。”余步云贪生怕死到如此地步，气得裕谦直摇头，很是无可奈何。
虽然裕谦要他不要惧敌，不要动摇军心，但当敌人的炮弹向招宝山工事发来时，他吓得屁滚尿流，竟然率领自己的亲兵逃出城去。当裕谦发现余步云逃跑时，命令城上士兵发炮拦截，余步云绕到后山最终还是逃跑了。这样，英军以招宝山为缺口，居高临下，以大炮俯轰镇海城，仅仅几个钟头，镇海城就被英军攻破了。城破后，裕谦发出一声长叹，朝着北京方向磕了三个头，从容投水自尽。
镇海失守后，英军在10月13日又占领了富庶的宁波城，把这里作为过冬休整的安乐地。当然，镇海、宁波的失守，既与余步云这样的妥协派弃城而逃有很大关系，又与主战派的轻敌有很大关系。比如镇海之役，裕谦把“剿夷”看得太简单了，对于英军的到来，他并没有做好战略防御。而不想打仗的余步云则希望通过外交的手段保住镇海，这说明他们都对列强不了解，所以都吃了苦头。
为什么说余步云想通过外交的力量保住镇海城而吃了苦头呢？余步云面对镇海的失守，逃往宁波的他目睹主帅冰冷冷的尸体，目睹无兵可战，无险可守，敌人随时都可能攻下宁波、杭州的危机，余步云效仿伊里布的做法，于10月12日派出曾作为伊里布信使之一的陈志刚，给璞鼎查送了一份照会，要求“善议”，归还被占领的镇海。
作为一名地方军政长官，余步云要求通过外交的手段归还镇海，想法是好的，但是他没有得到道光帝的指示，擅自与英方联络，违反了大清的体制，这是杀头的罪过。尽管没有史料能够证明余步云的信使陈志刚在与敌人的“口议”中谈了什么，也不知道余步云要求璞鼎查归还镇海的条件是什么，但璞鼎查并没有理会这个没有中国皇帝授权的外交照会。此时，夺取宁波城的胜利，使得璞鼎查还有乘胜进攻杭州的想法。所以，他根本不想理会余步云的照会。
直到10月16日，璞鼎查才慢悠悠地给浙江巡抚刘韵坷和余步云发出了复照。他在复照中宣称：接到余步云照会时，英军已经占领了宁波，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另外，对于余步云提出的“善议”镇海要求，璞鼎查在复照中表示：根据以往的惯例，他本人只与大清皇帝派来的“全权”代表会谈。显然，璞鼎查是说余步云不够资格，级别不到。
另外，当时璞鼎查发出的照会还有致“大清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巴麦尊致“大清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以及英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致刘韵坷、余步云的照会。最后一份照会如同土匪绑票的通知，表示如果要“救杭州并一带城邑，免致攻破之难”，必须“即限时期，缴给银两”！
不知道什么原因，璞鼎查的照会并没有送到目的地。刘韵珂、余步云对这样的照会也不知情。如果当时余步云收到这样的照会，他被皇上斩杀的悲剧命运可能要来得更早些，不会拖到1842年7月才被朝廷治罪。
镇海、宁波的失守对清廷造成极大的震动，而此时的璞鼎查很有一种胜利者的满足感。在夺取宁波之前，璞鼎查曾给巴麦尊写信，流露出了自己的心情：“十分满足地期待夺取宁波，以报复那里人们对英国囚犯的虐待。”
后来的事实果如璞鼎查所愿，英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宁波，驻守在宁波城的官兵没有丝毫的反抗，甚至打开城门迎接英军入城。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余步云惧敌，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所致；二是璞鼎查作出的承诺。进攻之前，璞鼎查照会杭州官员说，英军入城不会对百姓的安全和财物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害。可是入城后，璞鼎查却没有兑现这一诺言。英军在宁波迫使宁波居民以财产税及消费税的形式供养了英军一个冬天，并掠夺了宁波库银16万两。对于劫匪趁乱抢劫百姓的举动，入城的英军也坐视不管，使得宁波城的居民每天都在混乱无序的环境中度过。
璞鼎查在给巴麦尊的信件中很得意地对这样的场面作了描述，但是，他的这种沾沾自喜没有得到支持。因为璞鼎查的信件到达伦敦的时候，辉格党已经下台，新任外交大臣丁伯爵是托利党人，是他们的老对头。他看到璞鼎查的信后，内心感到十分厌恶，他认为璞鼎查的举动是对英国外交的侮辱，是在给英国抹黑。他在璞鼎查信件的页边上写道：“这是我看到璞鼎查先生最糟糕的外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托利党还担心，璞鼎查的行为可能会使中国对英国的态度更加顽固。
摘自书籍《晚清外交七十年》李书纬（著），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