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经典咏流传》第二期中，黄绮珊用独特的嗓音唱了苏轼的《定风波》，当唱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那种遇到风雨，仍保有豁达坦荡的心态，令人惊叹！
比起李白的仙风傲骨浪漫不羁，苏东坡的旷达疏朗、云淡风轻更易引起内心共鸣，因为这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人生要归零的时候，苏东坡说，不，没有归零，我的人生我做主。
苏东坡，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头扮演一个最大的勇气，就是只要我自己不认输，没人能说我输，我的自信就是我的。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然界中的风雨与晴天，你若淡然处之，也便不觉狼狈，亦不觉欢喜；人生中的风雨与晴天，你若淡然处之，也便不觉艰难愁苦，亦不觉兴奋愉悦了。
一切都是人生的必修课，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生际遇，一切都是命运的最佳馈赠。
黄绮珊说，“人生总有顺逆、荣辱福祸”，有这样的格局，才能把苏轼的这首词唱得如此生动，不敢说黄绮珊懂苏东坡，但这首词她是读懂了！
那一刻，也让我们惊叹，原来宋词是可以唱出来的，并且可以用最流行的方式演绎出来！
其实，宋词的产生本就与音乐息息相关。
01
词韵与音乐
相比于唐诗的一板一眼，宋词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但依旧不乏格调和韵律。
我们知道，唐玄宗很喜欢音乐，还特意设立了新的内教坊和梨园，除了外来的民族音乐和民间的里巷歌曲，有些唐诗也是可以配乐唱出来的，被称为“声诗”或者“歌诗”。
这种根据曲调节拍填词的曲辞就被称之为“曲子词、”“歌词”，有时候也简称为“词”。
而这，也就是宋词的来源。
所以，宋词最开始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唱的，更准确地说，宋词是音乐文学。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苏轼在翰林院的时候，有位同僚非常善于唱歌，苏轼问他：“我写的词和柳永写的词，怎么比？”
同僚回答：“柳永写的词正好让一位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拿着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您苏学士的词，需要一位关西大汉弹着铜琵琶，拿着铁板唱‘大江东去’。”
东坡听罢，笑弯了腰。
可见，音乐在宋词中的地位，虽然我们常将汉赋、唐诗、宋词等并列，但对于宋词而言，音乐才是更重要的，可以说没有音乐就不会有如今的宋词。
虽然在现在看来，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抑或其他，都属于文学范畴，皆为阳春白雪。
但在宋代，相比于“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词着实属于“下里巴人”，是一种非正式的情绪宣泄。
就像闲暇时的饮酒，肆意随性，借着酒劲口无遮拦，即便有什么也是不作数的。
02
近雅而不远俗
在我们读到的绝大多数宋词中，涉及到的场景更多的都是民间瓦舍、歌楼、 酒肆、 街头巷尾，彼时传唱之人亦是游走在这些地方。
因而在宋词中也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叫做“男子而作闺音”，就像被世人公认“刚简”的北宋宰相晏殊也会写下“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这样的词句。
说起来，宋词倒是有点像如今人传唱的流行歌曲，怪不得可以让黄绮珊完美唱出来。
宋词算不得是多么高雅的艺术，但却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艺形式。
毕竟多传唱于民间，所以宋词的内容相比诗文，更加口语化，通俗易懂，更能被百姓们接受。
比如“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负鸳被”（ 柳永《玉女摇仙佩》），词人想说的一眼就能看懂，不必费心思揣测。
南宋词人张炎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始终觉得说不太清，似有种“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味，最后他给出了结论——“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意识就是宋词表现出的审美趣味既要典雅，又要通俗。
说到这里，如果你读过的宋词足够多，就时常会有一种错觉：
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竟然也会写“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思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欧阳修竟也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羞怯；
常写“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的柳永竟也关心“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
03
与佳人平分秋色
国家不幸是诗家幸，那些满腔家国情怀却郁郁不得志的词人们，逐渐把词从娱乐小调、花间宫怨中解放出来，开始叙事说理、忧思伤怀，或“愤”或“惋”，或“恨”或“憾”，夹杂了更多的离乱之苦和飘零之悲，早已不见盛唐之时的徜徉恣肆。
这首推李煜，正是他亡国之君的身份，才华横溢的他一改前半生的纸醉金迷，改为对人生和现实的思考。
长期以往，丰富了宋词的创作素材，逐渐地，依旧是思考社会现实，宋词中多了壮怀激烈的豪放派！
此间词人，以辛弃疾为尤。“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不可谓无胸襟，却令人气结。
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将视野从市井延伸到了塞外孤城，让诗词中的主角不仅有温婉佳人，也有戍边征夫和白发将军。
伴随着“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苏舜钦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
这些男子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此后也逐渐开始在词的世界中与佳人们平分秋色。
晏疏、范仲淹等人位极人臣，人生相对顺利适意，他们的词反映的多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随后的苏轼、秦观等人身处政治“变革”时代，当时政局多变，新旧相争，或受到残酷打击，或遭贬谪放逐，他们的词中多是命运的坎坷和失意的仕途和人生。
到了李清照、岳飞这个时代，国家正由和平转向战乱，这个时期词人们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两极划分，前段吟风弄月，后段悲戚家国。
再到更加亮眼的辛弃疾所在的那几十年，人们经历了靖康之耻，虽然有短暂的“中兴”，却也是昙花一现。
词人们期望着横戈跃马、登坛作将，收复中原、一统山河，奈何希望成泡影，理想最终依旧破灭。
因为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满是英雄们的壮怀理想，以及是非成败转头空后的压抑苦闷。
对于宋人的这种心态，现代学者郭预衡先生的一段话倒是颇为贴切，他说：“宋代人对世态及人生看得较透，思想活跃，见识深刻。他们思想上的最大特点是不迷信古人，不囿于古人的成见，敢于大胆地发展自家的观点，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和大胆的疑古精神。”
比之于人，宋人仿佛已进入中年，显得更为成熟。的确，比之以前任何时候，宋代人更像过来人，更加务实和通达了。
从“荡子”柳永、范仲淹，到苏轼、黄庭坚等，到李清照、岳飞，再到辛弃疾、陆游和姜夔等等，他们的诗词都呈现了他们那个时代，家国天下的一个缩影。
从紫陌红尘，到士林清流，兼清浊标格而有之。小至个性个体之风韵，大至一代时尚也历史遗风，此般“风流”，便是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