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浸透她的脸
这是小刘在家待业的第二年了。
小刘在想，要是自己当年高中的时候再坚持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听父母的话从文科班转到理科班的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生改变。
高中的时候，给化学方程式配平是小刘最头疼的事；做物理受力分析的时候，除了重力，其她箭头的方向该怎么画都傻傻分不清......小刘把她在物化生上的捉急，归因于自己对政史地的更敏锐。
比起数字，自己还是喜欢文字多一些。
只是每每想到父母在耳边唠叨“学文没出路，学理走天下”的时候，小刘对自己的未来就开始犹豫不决。自己是真的喜欢人文历史，自己也是真的算不明白物理化学，但是一想到自己也许真的会像父母说的那样找不到工作，那念书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小刘的父母之所以态度坚决，也自然是因为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家在北方油城的小刘一家，作为国企员工的一员为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有着单位编制的小刘父母自然可以骄傲地自称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虽然这份骄傲日渐黯淡。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一直以来的厂子不再是那个印象中大包圆的单位了，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单位对元老和子弟们的照顾总还是少不了的。凭借着当年父辈从农村赶来支援单位建设的功劳，小刘的父母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城市工人子弟的一分子。
尽管老单位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下逐渐式微，但有着编制的老工人们还是当年的那个单位人，“单位是我家”的念头牢牢地印在了小刘父母的记忆深处。
“学什么文科，文科能找到工作吗？”
“你伍叔叔当年第一批就被买断，那小伍跑去南方的银行当苦力，你想学他台风天也出门工作吗？”小刘爸爸头头是道，“咱们厂是不如以前了，但是也没忘记照顾子弟，比起到外面受私企的气，还不如将来上大学，选个对口专业回厂里工作。”
“闺女，听爸的话，就学理吧。”
小刘父母算盘打得妙，想借着工厂招聘时对子弟的优惠政策，将女儿找工作的大问题交给单位顺利地解决。
只是一家人千算万算也没想到，等到小刘毕业那年，厂里照顾子弟的政策取消了。因为市场化招工的缘故，自己对口专业的内部招聘岗位被砍去，改为全部面向社会公开招工。小刘爸爸知道消息后血气上涌，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去找一找有没有能帮忙介绍一下的同事。
父母今天又出去为女儿的事到处奔波，留下了小刘一个人在家。
望着窗外，小刘黯然神伤，
“为什么我没有被早一点生出来呢？”
如此生活三十年
单位制成型于建国初期，在“一五”期间，配合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凭借苏联援建项目，以东北地区为典型的大型密集企业集团在短时间内被建立。
只是光有厂子还不够，大部分的工业设施多选址于远离城市的郊区地带，只有工厂的话，大批职工无处安置。因此在建立厂房的同时，职工生活区的规划也被考虑在内。
边界宽，占地广，与工业基地相配套的职工生活区同样规模巨大，这种“社区+工厂”的工业社区形式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伴随着对所在地区矿物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最初的工厂的厂区为基础，工业社区的边界逐渐向外扩大，直至最后在整个矿区上发展出了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空间，资源型城市就此出现。
这样的城市坐落于厂区内，以至于整个城市空间的出现其实都是厂区扩张的结果。
也正因为如此，单位的管辖范围极广。而由于体制因素限制，单位又存在封闭性，多个封闭性单位又彼此相连，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政府的辖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挤压，十分有限。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强企业—弱政府”的情况：市政府辖地有限，发挥行政职能的空间被大量压缩；而单位则承包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全部社会、行政职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劳动就业岗位，保障职工社会福利等等一切保障地区正常运转的功能和服务。
在这样一种既存在空间封闭性特征，同时又占据了所在地区大量的经济、生产和社会资源的前提下，单位就不得不承担起一个小规模的行政区的角色。
这就是工人贵族们无比怀念的“单位办社会”。来自单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不仅安排单位职工就业，还提供住房保障，想想都是excited的。
“来了就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单位人”，因资源开发和工业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从工人家属开始，到周边地区的空闲劳动力，都被单位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体制的封闭性从客观上限制了单位内个体的流动性，而优质的社会保障体制更在主观上对个人的流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单位职工的起居生活都被固定在了一个圈里，圈内是日常的工作，和与同样身为单位职工的同事的互动和交流。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小刘父母，自然对单位是心心念念的。
那一代人从上学念书到参加工作，几乎都是在家门口完成的：隔两道街就是自己读过的小学；沿着整个厂区最大最宽的路走到头就是厂区的正门；更不必说身边的同事都是自己学生时代的同学，连小刘父母相识相爱，都是厂里工会主席给牵的头。
直到大厦崩塌
小刘感叹生不逢时，自己不能像父辈一样蒙受庇护，凭借着自己子弟的身份顺利地被吸入到单位内，成为体制的一员。
对于小刘父母来说，生于斯长于斯，单位带给两人的不仅仅是维持生活的基本功能，更多的还是对于这一片具有封闭性区域的社会记忆，凭借着二人父辈最初为单位做出的贡献，小刘父母以油二代的身份，成功地将自己锚定在社会资源充足的体制中，体制内的工作岗位成为了一种展现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识。
相比于那个时代到处乱窜的盲流，在两人的内心中充满的，更多是身为共和国长子的自豪感。
不过这种自豪感并没能坚持到小刘的出现。时代就要天翻地覆了。
小刘想不明白，单位养自己父母，为什么单单到自己的时候就被无情抛弃，难道厂子就差我这么一个人吗？
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国企改革为标志的城市改革进程拉开了帷幕。市场化的目的就是让国企从计划体制下解放，“还经济于市场”，让国企也加入市场的竞争，从而激发出企业更大的效益。
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谁都想多赚钱，但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来增加利润，未免需要等待时间又有些长。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就是“精简企业规模”。换一种说法，叫做“让员工失业”。
不过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所以我们换一个名字，叫下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单位人的自我认同感与群体归属感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荫蔽于单位制的穹庐之下，愈发产生对于单位组织的人身依赖性与情感上的向往与好感，并时常为自身的单位职工身份感到满足。
但这些由于来自社会地位、和因归属于单位组织而获得的满足感，全部随着改革开放后城市国企改革进程的开启而幻灭。
1993年，中国开始了针对城市领域的国有企业改制，城市单位组织在这场改革中首当其冲。
《中国统计年鉴》记录，自1992年国企改革开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工龄买断等形式的变相减少在编人数。
1996年开始，就业人数开始呈现下滑趋势，从1996年至1999年，4年间累计下岗人数2,689万人，其中仅1997至1998年一年间即有将近2000万名国有单位职工失去单位编制。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0）
国企改革政策的雷厉风行，让几近原国企人数五分之一的在编工人，失去了单位制的荫蔽与保障。
制度转轨很快，而巨大社会惯性却无处释放与消化。前天还是身有编制的单位人，一夜间就可能成为脱离企业的下岗职工。城市工人阶层面对社会的巨大转型无可奈何，只能无力地目睹自身被卷入社会变迁的惯性之中，推着小车上街卖早点。
可是半个厂的人都在卖早点，来照顾生意的只有城管大队。
生活在经验里
小刘的父母是幸运的，两人没有被划进买断下岗的行列。
但这场变革仍然带给他们很大的冲击：曾经带给他们半个人生的单位社会，在改革的浪潮下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曾经封闭的单位体制在市场化的洗礼下竟然打开了边界；单位交出了它保有的辖地，政府和社区代替曾经的单位，承担起了本就该归于政府提供和负责的职能与服务。
转瞬之间，小刘的父母就感觉自己仿佛失去了依靠一样。
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制已成为过去，单位的封闭边界也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只是老大哥虽然不在了，但它的灵魂还在空中游荡。单位制对小刘父母的影响是深远的，人生将近一半的时光都是在单位的荫蔽下度过的，由单位制导致的思维定式和生活方式，不是睡一觉醒来就能被改变的。
单位消失了，但生活在单位里的每个人依然存在。
在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单位制或后单位制城市里，就业机会依然更多集中于体制内部；而在一部分资源枯竭型单位制城市中，由于发展历史较长，资源开发时间久远，单位的影响力更加深远，这导致了就业机会高度集中于体制内，且由于更加密集的人际关系网络与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缺失，导致了矿二代与矿三代在就业上依然偏好于进入体制内工作。
这也就不难理解小刘父亲为什么要劝说自己女儿回厂工作。
身为油三代的女儿虽然不再享受来自单位身份的红利，没有办法像身为油二代的父辈一样直接获得来自单位的就业安排福利，但尽管单位制逐渐消亡，已在本地积攒下大量社会资本的小刘父母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增加女儿重新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机会。
事实上配合工厂专门面向子弟的内部招聘政策来看，早已在体制内小刘父母显然是占尽了优势。
“眼前就是吃不完的铁饭碗，更何况我们又为单位出过力，有什么理由不让下一代也过上有保障的日子呢？”小刘的爸爸原本是这样想的，以为女儿也能像自己当年一样，借着父辈的光解决人生难题。
他这么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父辈的职业和教育经历对子辈的教育获得有显著的影响，这个道理放在子辈的职业获得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在面对阶层流动及上升的问题上，父辈对子辈的影响，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教育学上都是一条永远成立的经典论断。
单位制城市内的就业获得，更加依靠社会资本的运作。而如此强烈地将人情和关系作为行事的手段，以此来达成相关交换和目的的原因，本质上就是由于单位制带来的行为模式惯性。
在单位制下，由于行政分配和生活空间的有限性，单位人更加服从行政命令，在创新和冒险上缺乏动力；同时也由于分配制度带来的结果上的公平倾向，使得单位人更倾向于安逸而不是彼此竞争，在关系和社会网络的运作下规避了由于竞争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小刘的父母就是典型的单位人的代表，即使在后单位时期也仍然受内化到身体的单位人惯习的影响。
比起让女儿在外闯荡，不如凭借自身丰富的社会资源，让女儿在获得就业机会上规避更多的风险。而厂内工作的安稳也恰好是小刘的父母所偏好的。
只可惜时代变了，在市场面前，子弟也要往边上靠一靠。
对于个人阶层流动，另一个经典的论断就是来自教育的正向影响，换句话说，拼爹很重要，但是自己不努力也一样没救。
有意思的是，小刘父亲在劝导女儿弃文从理的时候，拿同事家的孩子小伍作为反例来论证自己观点。小伍的爸爸很早就因为被买断，而让一直以来在单位里积累下的社会资本打了折扣。按照单位制城市的行为逻辑，先赋性条件欠缺的小伍在自己的家乡，可能很难受到来自父辈的资源支持。在利益取舍下，小伍最终决定考出家乡，一路南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小伍在南方自己打拼，确实是辛苦的。但小刘的爸爸只看到了小伍的艰辛，却没看到他的收获。
依靠教育得到的后致性因素，凭借自己的大学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小伍成功地实现了相较于父亲的代际间阶层上升。当他在台风中上街推销信用卡的过程中，他逐渐成为了该支行的销售顶梁柱，前途一片光明。
这也是这两类地区的最显著对比之所在——只有在市场化越发达的地区，教育性因素对阶层流动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在单位制城市，以家庭出身与社会资本的先赋性因素才是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
风险社会的到来开启了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制度与结构。城乡流动机会的增加；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土地的生产结构的变革；由于城市国企改革而打破的单位制度；以及由此出现的新时期的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撕裂与融合……
这一系列的变化让曾经的每个人都与旧结构脱钩的同时，也让整个社会充满了看不见的风险。
来自结构的庇护在慢慢消逝，单位制度的解体预示着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面对着来自社会的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国企职工的后代们，可能会像小刘一样，期待着再次回到单位的荫蔽下；但更多时候，可能还是要和风里雨里的小伍一样，在竞争中求生。
其实这也不算太惨，毕竟还有更惨的青年，可是在《读书无望，逐渐失足》的故事里，一不小心成了失足青年。
人生的路啊，就是这么难走。对于个人来说，做出了选择，为自己负责，不后悔，就真的很不错了。
弗洛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是这么写的：
我将轻轻叹息，叙述这一切
许多许多年以后：
林子里有两条路，我——
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
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参考文献
[1]田毅鹏,陶宇. “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J]. 学术研究,2011(02):33-39.
田毅鹏. “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4):56-62.
田毅鹏,苗延义. 单位制形成过程中的“苏联元素”——以建国初期国企“一长制”为中心[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56(03):80-90.
刘诗谣. 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二代的代际流动[J]. 青年研究,2020, (03):15-26+94.
田毅鹏. “典型单位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发展的制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04):97-102.
田毅鹏,刘博. 单位社会背景下公共性结构的形成及转换[J]. 山东社会科学,2016(06):40-50.
陶宇. 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身份建构[D].吉林大学,2011.
王宁. 后单位制时代,“单位人”转变成了什么人[J]. 学术研究,2018(11):46-54+177.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