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的自恋,隐忍的自强

任性的自恋,隐忍的自强

在春秋时期群雄蜂起、逐鹿“霸道”的舞台上,吴越争锋是一出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大戏。两国自公元前五四四年首次交战,到前四七三年勾践灭吴,争斗相继七十余年。但最荡气回肠的,还是前四九六年,勾践在檇李大败吴军后,夫差立志报仇,二人携手登场亮相,拉开了正面交锋的大幕。共同绘就了一幅春秋乱世图,演绎了一部快意思仇、跌宕起伏的诸侯争霸史。

以往人们探讨夫差覆灭的原因,多着眼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另外的说法,诸如夫差太善良,中了美人计,有妇人之仁,夫差是君子,勾践为小人等,均有待斟酌。近年有人据清华简《越公其事》,认为不仅颠覆了夫差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亡国之君形象,而且还发现了一个谦卑恭敬、谨小慎微、有君子风范的“崭新”形象。《越公其事》言夫差虽与伍子胥就是否灭越有过激烈争辩,但夫差说服了子胥。若果真如此,《国语》《左传》《史记》记夫差赐死子胥,似无理由。勾践称谓,《左传》为“越子”,《国语》《史记》均为“越王”。《史记·越世家》记灭吴后,周元王始命勾践为“伯”。《索隐》以为“后遂僭而称王也”。越国并未被分封“公”爵。清华简称“越公”,不知何据?《左传》里吴国君,夫差之前,均称“吴子”,但吴末封“子”爵。故“越子”“吴子”,无涉爵位。最根本的是,若如《越公其事》描述,吴似不应为越灭。除非真实历史,非如今见《左传》《国语》《史记》记载。

今天再回望这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历史时,不禁要进一步追问、思考:夫差曾自我激励,笃志报仇,大获成功。当勾践匍匐在脚下,后来又傲视群雄,不可一世,“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何其得意,何其风光!夫差本来要书写史诗般的英雄传奇,却为何以出人意料的离奇情节,演变为令人咋舌、唏嘘的败亡惊奇故事?勾践为何能神奇般复国并雄起?

夫差心理、精神上致命的缺陷,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即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自负,任性妄为,个人英雄主义。心高气傲,肯定自我能力,误以为世上无人能与我匹敌,成为具浪漫幻想色彩的自我理想主义者。打败勾践后,夫差居九五之尊,至高无上,一言九鼎,以为天降大任于己,要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所向披靡。将人性中“天然”“本色”弱点,自恋情结,人格病态,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体现出情绪化、低智商特征。这种“任性的自恋”,是夫差致命的短处,经历了“悲一喜一悲”命运。其父阖庐曾评价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不幸言中。勾践则含垢忍辱,动心忍性,砥砺心志,韬光养晦,励精图治,韧性十足,经历了“喜—悲—喜”人生。

“个人英雄主义中心”的破灭

夫差虽成功复仇,但不杀勾践,“根”尚在,“魂”未散,仅为“败”而非“灭”越。杀了勾践,历史将会重写。不杀勾践,不是夫差一时心血来潮的疏忽大意,目的也肯定不在存越,而是要活生生折磨,让勾践饱尝手下败将,生不如死的滋味。从心理、精神上,羞辱、摧残,享受“猫戏老鼠”的快感。以为天下太平,可以安享胜利,勾践再不可能有非分之想。就算有风吹草动,可不费吹灰之力,随时手到擒来,灭越易如反掌。一切尽在掌握。夫差宣称:“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事?”不仅体现出强烈的炫耀心理,还要让勾践看我如何耀武揚威,与中原诸侯争霸。勾践极其卑微地屈膝认罪服输态度,亦哄骗了骄傲自大的夫差。太宰嚭受越贿赂,以留下勾践为“国之利”,蛊惑、怂恿,推波助澜。

凡此,都说明夫差心智不成熟,不具备运筹帷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眼光、素质、格局,勇武有余,智谋、韬略不足。其父叮嘱杀勾践报仇,言犹在耳,却偏偏“忘了”。夫差不杀勾践而杀子胥,是吴国的宿命;他的个人意志,决定了吴国的气数。是人意成全了天意。后来越即将灭吴,听闻夫差的请和要求时,勾践言:“昔天以越赐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赐越,敢不听天之命?”给夫差上了鲜活的人生最后一课!

败越后,吴形成了“忠”“奸”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夫差以奸为忠,以非为是,杀了“智而好谋”的骨鲠忠良之臣。替勾践除一大害,灭一死敌,也为自己加速灭亡道路上,清除了一大“障碍”。即使到越灭吴前夕,公子庆忌还极力劝谏,望其幡然醒悟,迷途知返,但也被杀。夫差临死哀叹:“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悔之晚矣。

当是诸侯列国,吴为豪强。吴儿剽悍矫捷的身影,读一千余年后周密的《观潮》,仍依稀可见。越则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无力与诸侯角逐。此后二十年间,诸侯争霸的大格局,主要是齐、晋各自联合若干小国,互相攻伐。夫差打败勾践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将眼光投向中原。先教训陈、鲁等小国以前为何不听话,接着侵楚,后伐齐,与晋争盟。起初的一系列胜利,使夫差自以为天下无敌了,愈加痴迷霸主梦。吴国军队,阻隔了他国南下道路,为越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争取到了免受入侵的幸运生机。在夫差的“保护”“关照”“庇佑”下,勾践赢得了重新崛起的难能可贵的战略机遇期。越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偏安一隅,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厉兵秣马,全力谋划经天纬地的复国大业。相反,吴连年用兵,不仅“轻锐尽死于齐、晋”,加上累年天灾,饥荒严重,民生凋敝,水深火热。越在自强,吴在自弱,此消彼长。勾践失败,短期内是坏事,但夫差自败,让勾践将坏事变好事。

“全民集体复仇文化”的凯歌

前四九六年的檇李之战,勾践大获全胜,但好景不长,夫差大军兵临城下,转眼间,胜利“灰飞烟灭”,一败涂地,被围困于会稽山。此时,越国君臣都非常清楚,以区区五千之卒,抵挡汹涌吴国虎狼之师,无异以卵击石,螳臂当车。越国命悬一线,生死存亡,旦夕之间。不得已,勾践只能向吴求和。但勾践也没有完全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展开心理战,“对症下药”去攻心,尽一切可能活命。于是,两国君主,各自阵营里的谋士,又在另一个无硝烟的隐性战场,展开较量。

对于夫差,一是“捧”与“赞”,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用心良苦地用“天王”尊称,将夫差抬到君临天下、睥睨九州高度,让他体会到勾践臣服的快慰,享受到胜利者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满足。二是“卑”与“贱”。只要能活下来,勾践一切都可以做,体现出与中原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士可辱不可杀”。用自虐式苦肉计,表演苦情戏。以“畜生”身份,亲自在夫差车前开道,十分“积极”“主动”“卖力”“服帖”地自我作践、惩罚。勾践还让儿子、女儿到吴国为奴,打扫宫廷,体现着无以复加的“心悦诚服”,“赤胆忠心”。从心理上麻痹了夫差,赢得了信任。三是“贿”与“惑”。抓住夫差贪利好色的软肋,将越国宝物、重器都献上。又以金玉、美女贿赂,讨得欢心。四是“诱”与“骗”。保证交出国库钥匙,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夫差。春秋按照向天子进奉礼制,敬献贡品。回国后,还不断摆迷魂阵,使障眼法,放烟幕弹,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欺骗、蒙蔽,制造死心塌地臣服,绝不敢有二心假象。在夫差即位十二年,吴复北伐齐时,勾践还“主动”去朝见,馈赠宝物,使得夫差满心欢喜,不仅无戒心,而且很放心。

勾践还与太宰嚭结成了“统一战线”,让其成了“内应”。因“太宰嚭奸,可诱以利”,被困会稽时,“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其果然笑逐颜开,“听话”地依勾践之计而行。尽管劝说夫差不杀勾践,进谗言杀伍子胥,“曲线”救越,灭吴,太宰嚭都“功不可没”,但“越王灭吴,诛太宰豁,以为不忠”。

回国后,勾践痛定思痛,深切反思。权衡轻重缓急,制定了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的复兴策略。勾践卧薪尝胆,苦心励志,展现出“我还在,心末死”的精神,激励士气,鼓舞百姓。全力发展经济,让百姓得到实惠。勾践“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赋税,百姓家有三年余粮。养生送死,恤老抚幼,鳏寡孤独,皆有所依。实行一系列具体、可行、有效的措施,努力增加人口。礼贤下士,广纳人才,重用范蠡、文种等谋臣能士,从谏如流。强大军事,整饬军纪。“结齐、亲楚、附晋”,争取好的外部环境。遵循“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原理,掌握“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时机,控制好天时、地利、人和节奏。越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吴被灭,非偶然。

历史的幽思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社会发生了“礼崩乐坏”的巨大变化,进入苦难的“春秋无义战”大动荡乱世。诸侯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试图以武力建立霸主强权新秩序。不管谁,无论何国,都无关乎正义,谈不上道德,无所谓高尚,只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战乱打破了礼乐文明的固化“体统”、窠臼,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百家争鸣,曙光微露。正是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背景下,才能体会到老子“爱民治国”、孔子朝思暮想恢复文质彬彬周礼、墨子“非攻”“兼爱”、孟子“仁者無敌”理想的现实作用和价值;体会到《尚书·大禹谟》“刑期于无刑”、《易传》“保合泰和”、《老子》“泰顺”、《论语》“无讼”、《礼记》“大同”美好社会愿景的时代先锋意义。人们认识到“欲”为“乱”之根,努力倡导消除利己主义。不仅亟需建构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也迫切需要以“恻隐之心”,建构“利他”的“道德秩序”“心灵秩序”。特别强调“仁者爱人”价值主题、行为导向,强调“唯不争,故无尤”的社会和谐、内心和谐。

再回到夫差与勾践。其秉持的不同文化,导致了天壤之别的命运。勾践为了复仇,暂时将阴险狡诈、冷酷无情的本性敛藏起来,将真实面目遮盖起来,以“仁慈”“和善”面目示人。心思缜密,老谋深算,耍两面派,“玩心眼”,是政坛好“演员”、老狐狸。夫差角力逐武,逞强斗狠,“死心眼”,“一根筋”,钻牛角尖,有些许“幼稚”“天真”“率性”。当狼烟消散,烽火熄灭,金戈铁马的疆场沉寂,诸侯谢幕,时代落幕,蓦然回首,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作者:裴登峰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