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是被战争统治的历史。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亲身经历了这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米塞斯在东部战场中艰难地生存下来。战后，他撰写了《民族、国家和经济》，认为顽固的民族对立情绪，驱使本国卷入这场战争。
二战爆发前，米塞斯在学术上一直被德国历史学派排挤、打压。作为犹太裔学者，他遭到纳粹的迫害而逃亡瑞士，后辗转抵达美国。
米塞斯对战争的体悟是极其深痛的。在逃往美国的路上，米塞斯写下了一本充满愤怒情绪的回忆录。他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纳粹德国侵占而无比沮丧。在与国家主义、集权主义持续斗争的20年里，米塞斯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米塞斯痛斥德意志精英缺乏气节与勇气：“当马克思主义风行一时，他就表示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当希特勒执掌大权，他就撰文宣称元首受命于天”，“与这些人相处久了，我就开始明白，德意志民族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平庸的蠢人已经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分子”。
在米塞斯看来，跪舔权贵的德国精英以及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蒙塔涅教条”，必须为这场灾难负责。这种精英及“蒙塔涅教条”富有生命力，他们轻言战争，鼓吹“修昔底德陷阱”。
米塞斯认为，导致了两次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不受约束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历史学派的鼓吹者的教导行动的政客的成就。
与德国精英相反的是，米塞斯定义的“和谐论者”，即古典经济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1949年，米塞斯在集大成之作《人的行为》中专门论述了人类的“和平之路”。
他写道：“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保障社会合作顺利运行和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制度。它的主要目标是要避免武力冲突、避免使社会解体，把人民抛回到原始野蛮状态的战争与革命。”
米塞斯所表达的自由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民主政治，二是自由贸易。二者皆可抑制战争。
民主政治解决的是前文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使个人、政府与国家三位一体，化解了维护政权合法性之战争的风险，以及民众沦为炮灰的风险。“它提一个方法，使政府得以适应大多数的意志而和平调整。”
自由贸易对战争的抑制是显而易见的。自由贸易带来的财富增量及流通可抑制战争，而集权垄断、国家主义制造的权力与财富集中往往是战争的源泉。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全球化自由贸易，当今世界各大洲的人类不期而遇，会爆发怎样的冲突。
例如，嫉妒之心，人生而有之。在农耕时代，嫉妒、仇富之心为何不可调和？国王、贵族与地主垄断权力与土地，世代承袭，社会积蓄着“斗地主”之怒火。在自由贸易体系中，交易促使财富流通，他人越富，购买力越强，自己越可能富有。前者嫉妒、仇富，后者相互帮衬。自由贸易抑制了从嫉妒、仇视、冲突到战争的演变路径。
自由贸易是自发秩序，全球化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全球化。贸易互利及个人利益深度渗透，大大增加了战争成本。米塞斯清晰地认识，一旦认识到奴役敌人比杀死敌人更有利，那意味着“已想到了战后的和平”。
“奴役，就大体上讲，可以说是走向合作的预备步骤”。从战争到奴役，从殖民战争到商品输出，从殖民地到自由贸易区，人类一步步走向了和平。这个过程既有血腥斗争，也受经济规律支配，即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贸易的交易费用。
缺乏自由贸易基础的谈判、和平条约及国家同盟是不可靠的，缺乏个人贸易、深度协作只靠国家贸易的国际关系是脆弱的。如朝美没有经贸基础，二者的谈判与协议易受个人意志与权力更迭而改变，朝韩关系亦反复。
再看二战前，“最有侵略性的国家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德国的战争驱动力来自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之于战争”。
所以，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对战争的抑制，都源于与个人意志相对立的多数人的秩序。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之下，同样会爆发冲突与战争。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当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程度，两国间便可能爆发战争。
一个君王统治的国家，比多数人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两个没有任何贸易关系的国家，比两个深度贸易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比自由主义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
反过来看，任何阻碍自由贸易、增加交易成本的行为，都是在给潜在的战争增加燃料。米塞斯警告说：“干涉主义孕育出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
二战期间，欧美国家的经济军事化、国有化，政府权力获得空前扩张。二战后，保卫英国的功勋人物丘吉尔居然在竞选首相时落败。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英国人，选择抛弃这位政治强人，回归个人与生活。
丘吉尔只能无奈地说：“我的战争正是为了捍卫人民拥有罢免我的权利。这就是我维护的民主。”
二战后，民主制度解决了在战争中强化的国家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70年代欧美爆发滞胀危机，美国放松了经济管制，英国将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自由主义崛起。
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核武器的“恐怖平衡”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前所未有的和平，欧洲各国摒弃仇恨，让渡主权，走向一体化。
然而，这一和平与美好的全球化背面是畸形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制造了市场失灵、财富失衡与金融危机。
例如，人为垄断的主权货币及货币泛滥，推高资产泡沫，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又如，资本在全球自由逐利，而国家制度却阻碍劳动力流通，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收益日益扩大。再如，低廉的资本利得税和苛刻的工薪税，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我在《穷人通缩，富人通胀》中指出，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导致的全球化失衡，导致富人通胀、穷人通缩，由此造成世界经济衰退、动荡、萧条，长期形成“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泡沫、高债务”之局面。
世界似乎又回到当年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正如大萧条所面临的困境——国家制度撕裂全球化—通缩（穷人越穷）—财政及货币扩张—通胀（富人越富）。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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