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世界艺术史，法国历来是不可绕过的存在。它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更是19世纪西方美术的中心。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国近代美术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上海博物馆在2019年11月5日至2020年2月9日推出的“美术的诞生：从太阳王到拿破仑——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让我们得以借巴黎国立高美的慧眼，窥见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时期波澜壮阔的艺术历程，也使我们得以追溯法国美术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起源。
此次展览共展出86件珍品。其中，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与卢浮宫博物馆典藏的85件展品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上海博物馆一件从未出展的珍品也为首次亮相。
展览汇聚了世界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师，包括大卫、安格尔、普桑等，题材涵盖历史、风景、肖像、宗教等，通过油画、雕塑、版画、模型、书籍和手稿等多样形式，对法国17世纪至19世纪早期美术的最高水准进行回顾，展现从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时期三个世纪以来，法国艺术逐步迈向欧洲艺术之巅的澎湃历程。
透过展览中的作品回望法国的“学院派”与“美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的精进和风格的演化，还有绘画题材从上帝和英雄向人类自身的流动与嬗变，皇权政治与行会约束下的权衡与博弈，启蒙哲学和理性思想在艺术中的渗透与反映，以及艺术生产者的自我意识与身份从“手工艺者”到“艺术家”的觉醒与转化。
美术的诞生
文艺复兴运动于十四世纪始于意大利。当时的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重燃兴趣，一改中世纪时的风貌，人文主义思想盛行。法国于15世纪末也开始受到影响，受古典文化启发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校园中的一处建筑外立面，至今仍保留着关于法兰西艺术起源的线索：“法国雕塑加上意大利的灵感”，“从古至今的建筑元素汇集在同一个空间内进行对话”。此次展览入口处的拱券与柱头经过了精心设计，便是为了向展览所关注的“美术的诞生”给予致敬。
1540年左右，由于对古典文化的领会吸收，受古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期风格启发的作品大量涌现。此外，宗教战争（1562-1592）之后，寻求政权稳定的亨利四世继续推动文艺复兴运动。服务于宫廷的艺术家们创建了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并于1648年获得国王的认可。成立以来，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一直是一个思辨与教育的场所，艺术家经由学院的洗礼后更为独立，从而声名鹊起。
1635年，法兰西学院为规范法语而建立，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行业协会辖制的画家和雕塑家们，亦联合起来争取创作的自由。他们极力摆脱匠人身份，期望将绘画与雕塑归属为“自由艺术”，而获取王室支持的代价则是全力效忠于国家。
这时，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听从柯尔贝尔和画家夏尔·勒布伦的建议，将学院建成为一个为君主专制歌功颂德的机构。学院享有国家对艺术种类和艺术家的全部财政支持。学院优先录取院士之子的制度，导致了艺术世家的产生。在这种氛围下，学院在1644年创立了“大奖”赛，主题为歌颂国王，第一届大奖的冠军是皮埃尔·莫尼耶。
这个“大奖”赛就是19世纪“罗马大奖”的前身。罗马大奖是此次展览的一个关键词，包括弗拉贡纳尔、大卫、安格尔等大师在内的罗马大奖获奖作品此次都在展览中亮相。
罗马大奖可以说是法国学院体系中最著名的奖项，它不断拓展并最终于19世纪形成了涵盖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学科的体系。自1666年起，就绘画与雕塑而言，美术学院学生们根据当年指定主题提交作品，大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可享受奖学金资助前往罗马法兰西学院，在学习意大利典范的同时临摹古典艺术佳作，用于法国宫廷的装饰。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通过定期的研讨会，积极探讨艺术准则，以及古往今来大师们作品的内涵与价值。有愿成为学院院士的艺术家，必须在学院展示其作品，并捐赠其中一件用来装饰学院的教室。这一套流程的用意在于启发艺术家对美学本源的思考。未来院士是否正式被学院接纳，则取决于一件关键性的作品，被称为“入院作品”。
由于意大利罗马之于法国艺术的特殊意义，这个奖项可以说是当时对年轻艺术家的最高认可，同时也是许多大师艺术生涯的重要起点。
从洛可可到新古典主义的萌芽
18世纪的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是法国艺术活跃的中心。它一直忠实于路易十四时期柯尔贝尔创立时的教学模式，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杰作始终是年轻艺术家们学习课程的基础。这一模式成为其他许多国家创建艺术学院的参照，不少法国艺术家亦被他国邀请管理新建的艺术学院。
18世纪初，各地战争的高昂费用导致王室的财政危机，艺术机构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罗马法兰西学院持续多年未能接待寄宿生。1705年，皇家学院失去了使用真人模特的皇家特权。之后连续三年停办“大奖”赛。这是历史画没落的第一个标志，因为它不再符合新兴精英阶层的需要。新兴精英阶层偏爱奢华、香艳，并带有轻快、精致、细腻、繁复的风格，因此，许多画家转向此风格的创作，核心人物便是弗朗索瓦·布歇，洛可可风格诞生并逐渐走向巅峰。
画坛及时代的变动使皇家学院不断调整自我的角色定位。自1725年起在著名的卢浮宫方形沙龙举办展览，“沙龙”一词由此得名，这些展览慢慢变成有规律的常展，并从1737年起向公众开放。沙龙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能体会到美学的乐趣，艺术评论亦纷纷涌现，引发了人人都有权力评判艺术作品的意识。皇家学院也逐渐开始接纳业余学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考古学家及艺术资助人凯吕斯伯爵。
艺术与科学的对峙
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人体都是画面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了解人体构成对艺术家至关重要。
法兰西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长期被戏称为“模特学院”。它自创立以来，便要求学生必须修习三门基础课程：真人模特研究、古代作品研究及解剖学研究。真人人体写生课很长时间都是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垄断特权。此后学院又陆续增加了关于透视法和艺用解剖学的课程，并创办了多项相关重要竞赛。此次展览中多幅作品便是由当时的“半身躯干竞赛”而来。这种教学法对后世美术教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国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很多仍遵循着这种形式。
乌东的雕塑作品《伸展手臂举过头顶的解剖形态》被置于此次展厅的中心，并通过镂空的墙体与展厅的其他单元遥相呼应。大家漫步展厅时，不妨偶尔驻足回望，感受穿越时空来自乌东的“美妙而真实的力量”！这是一件真人大小的青铜解剖人体塑像，姿势挺拔而泰然，表面光滑又紧绷，神情间让人觉得他似乎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中。这件“富有生命的解剖人体塑像”可以说是艺用解剖学在学院中由备受争议与诋毁，到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最好注脚，同时也引领着我们继续理解学院精神，思考关于科学原则与艺术原则的重要议题。
启蒙运动时期英雄主义绘画的革新
法国大革命时期，伴随着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大卫为代表的艺术家反对极尽精致与轻佻的洛可可绘画题材，转而推动对古典史诗传统的革新，艺术被重新赋予承载道德价值的使命。
人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尼古拉·普桑，转向真人人体写生，以及画家应具有的渊博的文化素养和方兴未艾的考古学。“新古典主义”由此到来。绘画作品不再用于装饰王室宫殿，而在拥有广大观众的沙龙里展出，它们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当中，具有强大的道德教化的作用。从1762年开始，皇家学院要求“大奖”赛的参赛者只能以古代历史和神话为题材。大奖赛及入院作品的主题，均预示了大革命的到来，即便那些描绘王室的作品，也都透露了君主制的日渐衰弱。
1776年，勒尼奥在作品中用哲学家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大帝对质的画面，来质疑权力的地位为何高于思想。皇家学院重新定位，加强了学院自身的权力以及王室对学院的支持，确认了国家在艺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伴随这次改革以及之后大批王室订单，君主意识到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艺术作品应该有新的使命，于是以更威权的方式肯定了历史绘画的普适性。这些手段强硬的改革，赋予皇家学院革新艺术的使命，导致这个诞生于专制政权的艺术机构在大革命期间的形象极为负面。即便学院在美学上的野心与大卫的追求非常接近，作为革命思想化身的大卫还是于1793年8月呼吁废除了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
新古典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1793年，在大卫的呼吁下，皇家学院终于被废除。新的政治局面，法国大革命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派岌岌可危，已经完全改变了艺术家的角色，他们不再是权力的奴仆，而變成权力的主要代言人。
大卫的画风适应了当时大革命的思潮，严谨、庄重的画面风格使其成为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他的画室成为培养新人才俊的场所，安格尔无疑是其中楚翘。大卫出身巴黎，安格尔却来自外省，他安于孤单，远离政治。和他的老师一样，安格尔职业生涯的开启也伴随着对学院的质疑，虽然他在1801年获得“大奖”，手握大批订单。
但是安格尔独立的个性，加上其作品在1806年的沙龙上受到严厉批评，以及后来他在意大利对拉斐尔艺术的发现，种种因素使安格尔走上与老师大卫截然不同的艺术道路。安格尔将自己的意大利进修之旅延长了十几年。他更看重线条的和谐，他不惜牺牲解剖结构的手法，艺术不再是对现实的复刻，成为灵魂的镜像，从而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并预示着未来的浪漫主义在他的画笔影响下诞生。
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最先激发了大百科全书派狄德罗的灵感，他写了一首长诗，鼓励当时的人们去欣赏“那些可怕的废墟，那些碎片、那些残骸，那些可怜的灰烬”，狄德罗宣告了一种对遗迹的全新的迷恋方式。18世纪初塞万多尼的废墟更多表现其装饰与观赏的价值。
然而30年后，于伯尔·罗伯尔的废墟则代表了时间的流逝。考古学与这种全新的感悟交汇之下产生的历史主义，是现代艺术出现的思想基石。它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短暂的生命呈现出的历史多样性， 以及不同文明的相对性。历史主义打破了学院体系的基础，即美来自于稳定的规范的应用。基于对废墟美学的新的认同，在巴黎，大卫的朋友、画家亚历山大·勒努瓦倡导成立了法国古迹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影响巨大，因为它使得法国中世纪时期大量的艺术作品得以重放光彩，有别于古典主义完美的杰作，这些作品的诞生其实远远早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复兴。
20世纪艺术留法潮流
作为世界殿堂级的艺术教学和收藏机构之一，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不仅对欧洲大陆的学院艺术影响深远，也对奠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与人才之根基卓有贡献。作为法国前几个世纪学院体系的继承者，20世纪初就吸引了一大批中国艺术家前往进修，如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颜文樑、吴冠中、赵无极等。此后，他们将法国艺术传播到中国本土，大力推动并发展了中国现代艺术，哺育了大批热爱艺术、渴望艺术的年轻人。因此，探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成型，离不开对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研究。
“中国人又蠢又笨，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去深造，天天让达·芬奇手把手地教，也成不了人才！”24岁的徐悲鸿被这句话激怒了，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他，却在开学的留学生联谊会上，听到了外国同学的如此评价，他那只原本应该握住画笔的手握成了拳头。
他很想回到祖国，加入到五四运动的激昂游行中，“但既然来到了巴黎，就一定要为中国的艺术走出一条路再回去。”第一次走进卢浮宫的时候，徐悲鸿就意识到了中国的艺术离西方还有多远，看过了《蒙娜丽莎》《圣母和圣安娜》后，徐悲鸿在雅克-路易·大卫作品的陈列室里徘徊了好久，被新古典主义严谨的画风所吸引。他果断地决定暂时不作中国画，专心研究和观摩那些大师们的作品。
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极少的留学生活费，但他还是从中挤出来购买书籍和画作。周末的时候，博物馆一开门，第一个进馆的就是这个中国的年轻人;闭馆前，最后一个收拾画笔离开的也是他。徐悲鸿抓紧一切时间临摹欧洲大师的画作，为了省下去厕所的时间，他常常画一整天一口水都不喝。
每一个成功的画家，都曾有过一段在大师作品前“无地自容”的时刻，徐悲鸿的“自卑”变成了他前进的巨大动力。
当时的巴黎，现代主义美术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身处这股洪流之中的徐悲鸿却宛如老僧人入定般，兀自岿然不动。除了关注学院写实和历史画家的作品外，对印象派以降的现代主义没有丝毫兴趣。“法国派之大，在于它能够包容一切。正如人虽然有耳目的聪明，但是身上也藏有粪汁的污垢。”他的眼睛自然不会去看那些“污秽”之物，而是认准了“写实主义”这条康庄大道，认真到近乎偏执。
尼古拉·德·拉吉利埃《夏尔·勒布伦肖像》，拉吉利埃是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至路易十五初期法国肖像画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曾求学于彼得·莱利爵士的画室，并习得了凡·戴克的艺术手法。
1929年，已经归国的徐悲鸿在蔡元培的推荐下，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的校长，在巴黎领悟到的写实之重要性，被他带到了课堂中，灌输给每一位艺术学子。在素描上，他强调“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宁脏勿净”——老老实实地去绘画，不要投机取巧，也不要追求表面上的干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如何能让世界各国意识到，中国也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呢？徐悲鸿常常冥思苦想，如果能到国外举办一次近代画展该有多好。既能取得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同情，又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正在此时，法国国际外国美术馆邀请徐悲鸿赴法举办中国画展，他立刻积极筹备，在1933年1月启程前往巴黎。徐悲鸿携带了数百幅囊括了各个流派的中国近代绘画，乘坐轮船来到巴黎。画展期間，光是展览目录就印刷了3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赞扬评论高达200篇，观众超过了3万人次。消息登载在了西班牙、英国甚至远达美洲的报纸上。一时间，来自中国的绘画展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全世界的人们都意识到，这个动荡的国家，依然能够产生足以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唯有艺术没有国界。
此次上海博物馆有一件从未展出的素描人物画稿页也印证了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件作品描绘了一位健硕的男性人体，结构精准，线条洒脱，层次丰富，质感细腻。此画独特的素描手法，经徐悲鸿、颜文樑等艺术家鉴定为安格尔真迹，并认为属于安氏早年于罗马学习期间的习作。这幅作品几经易手，辗转流落到纽约，于1946年被邵洵美在纽约一家著名古画商店购得，并再一次带回中国。
在绘画实践中，安格尔意识到情绪的紧张感可以通过侧面表现，因此，在这幅画中，模特的身体为正面，而头却转向了右侧。安格尔通过对光线的震动来增强模特骄傲的姿势，使其丝般光滑的身体结合顶出的髋部显得更加美妙。这幅安格尔青年时期的作品，通过突出的线条，扭动的躯干，骄傲的面部情绪已显露出他后来成熟作品的特征，以及，他对学生们的教导——要注意解剖学的真实性。
本次展览绝非仅仅是一次名家艺术的巡礼。艺术是一面镜子，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象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以其丰厚的收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欧洲艺术、历史和思想的生动全景。
作者：任苒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