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方闲章背后的故事
咸丰遗命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八月七日，清军精锐在通州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展开激战，全军覆没，京城门户洞开。第二天，咸丰以“北狩”为名，携带皇子、皇后和懿贵妃等人，出圆明园后门，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不久，英法联军占据了圆明园，并一把火烧掉了这座“万园之园”。九月十一、十二日，奉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与英法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之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
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奕訢多次恳请咸丰立即起驾回京，但咸丰以“夷务未定”为由，拒绝回京，准备过了这个冬天再说。可转年春天，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咸丰却病倒了。拖到夏天，病越来越重，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宾天”了。
临终前，咸丰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如下安排：一、立唯一的皇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皇太子;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同治即位后升格为皇太后）“御赏”印章、载淳生母懿贵妃（同治即位后也升格为皇太后）“同道堂”印章，规定在同治亲政前皇帝所发谕旨由“赞襄政务大臣”拟定、加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后才可生效。
咸丰的这一套安排，概括为8个字就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可谓用心良苦。他想的是利用懿贵妃这位精明的“太子母”来制衡辅政的“八大臣”，又担心懿贵妃独揽大权，再安排比较老实、也没有什么治国才能、但是“位份”高于懿贵妃的皇后钮祜禄氏来制约她，并作为懿贵妃和肃顺之间的缓冲。野史传说，成丰曾写了一封密诏交给皇后保管，赋予她一桩生杀予夺的大权：懿贵妃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皇后就可以出密诏杀之。
咸丰可能以为，这种类似于三角权力制衡的安排，应该是天衣无缝的。然而，他却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排除在外，从而导致了后来的一场宫廷政变。
真正的“第三方”
其实，咸丰所安排的“三角”权力，一开始只有两“角”：皇后和懿贵妃虽在一些小事上有分歧，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体的，小皇帝又小，谈不上有什么政见，孤儿寡母“三位一体”，合起来只能算作一个“角”;“八大臣”虽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也可以算作是另一个“角”。实际上，第三“角”是存在的，但咸丰却装作看不见，那就是恭亲王奕訢。
咸丰（奕詝）和恭亲王（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四子和第六子。道光晚年，最有希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只有他们两人。奕詝是皇后所生，既是嫡子，又是实际上的长子，“夺魁”呼声很高，但是，不论是相貌，还是聪明度，不论是文才，还是武功，奕詝都远不及他的六弟奕訢。道光曾有意传位给奕新，但又觉得奕詝老实稳重也不错，一时难以取舍。据说，为了最终确定谁当皇太子，道光特地带兄弟俩到南苑去围了一次猎，想看看他俩的表现再说。
在围猎的过程中，奕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骑射功夫，打到了许多猎物。而奕詝却只是呆呆地站在一旁，一箭不发。围猎结束后，奕訢提着自己的“战利品”去见父皇，而奕詝却两手空空，一只猎物也没有。道光很纳闷，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奕詝“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父皇经常教导我说，要有仁爱之心。现在是春天，正是母兽怀孕的时候，如果我把它射死了，那么就连它腹中尚未出生的幼兽也死了。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道光听后十分感动，赞叹道：这才真是具有帝王心胸的人说的话啊！于是决定将皇位传给奕詝。
奕詝成了笑到最后的人，成了新皇帝（咸丰），但对于他的“竞争对手”奕訢，总有那么些顾忌。因此，到了临终托孤的关键时刻，咸丰有意地将这位能干的、和自己血缘最近的弟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这足以说明在咸丰的心里，在“八大臣”“两宫”和奕訢这三股势力中，奕訢是“最危险的”，也是最需要防范的。
奕訢当然忍不下这口气。此时奕訢将近30岁，年富力强，“留守”北京期间，既签署了和约，使英法联军退出了北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股政治势力，可以称之为“北京派”，足以与远在热河的“八大臣”（权且称之为“热河派”）遥相对峙。咸丰遗命，不但把奕訢、也把整个“北京派”都排斥在了权力中心以外，颇具实力的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政变“总导演”
看过早年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人想必都有这么一个印象：推翻“八大臣”的那场政变，都是由年轻的懿贵妃（慈禧太后）一手策划的。但历史学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奕訢才是一个“编剧、导演兼主角的大人物”。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政变的时间表：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病逝。
八月一日，奕訢到热河拜谒咸丰皇帝梓宫，并谒见两宫皇太后，“独对”了一个多时辰。
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皇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八月七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拜谒梓宫。
八月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了“八大臣”，并出現了激烈的辩论，直至把小皇帝吓哭，尿了裤子。
九月四日，鄭亲王端华署理“行在”（热河）步军统领，醇郡王奕譞任（京城）步军统领。
九月二十三日，大行皇帝（咸丰）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命肃顺单独护送灵驾，太后则带着小皇帝和其他7位大臣从小道先行赶往北京。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回到北京，比灵驾到京时间提前了4天。两宫皇太后立即召见了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等人。
九月三十日，政变发生。肃顺等人的职务被解除，载垣、端华被逮捕，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
十月六日，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
十月九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改原定年号“祺祥”为“同治”。
十一月一日，同治皇帝奉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
政变前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不过稍加梳理，线索还是清晰的。
第一，“八大臣”与两宫皇太后、奕訢都存在矛盾，并促成了后二者的联手。咸丰去世后将近半个月，奕訢才获准到热河拜谒咸丰梓宫。“八大臣”一开始极力阻挠奕新来“奔丧”，阻挠不成，又试图阻止他与两位皇太后见面。据说“八大臣”之一的杜翰，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叔嫂当避嫌”来搪塞。机灵的奕訢转身问端华说：“要么您陪我一起进去见皇太后？”端华很尴尬，只好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这样，奕訢才得以同两位寡嫂见面，“独对一时许”。
奕新离开热河不久，御史董元醇就奏请太后“权理朝政”、并“简亲王一、二人辅弼”。有人认为这是慈禧太后指使的。实际上，董元醇只是一个小官，身在深宫的慈禧太后根本就没可能认识他，最有可能指使董元醇的是奕訢的同党、大学士周祖培。值得注意的是，董元醇的奏疏中的“简亲王一、二人辅弼”，使人强烈感到，这些奏疏的背后，晃动着恭亲王奕新的影子。“董元醇上书”，最有可能是“北京派”对“热河派”的一种试探，而结果发现，“热河派”在这件事上是绝没有商量余地的。
此时的“八大臣”，看似很强势，却不想他们的强势，反而推进了“北京派”与两宫皇太后的联合。此外，虽然董元醇的奏章被驳斥了，但事情闹得不小，“垂帘”之说也从此为人所知，也算是一种舆论准备吧。
第二，军事准备。政变是必须要有军事实力做后盾的，这次政变也不例外。在这点上，首先要注意八月七日，胜保来拜谒大行皇帝梓宫一事。
胜保在和太平军打仗时是个“常败将军”，被戏称为“败保”，不过，咸丰十年抵抗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他率所部配合僧格林沁的主力部队作战，打得倒是很勇敢。战后，胜保奉旨收拢散布在京畿一带的残兵败将，共得一万余人。此时，胜保的这支军队离京师很近，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咸丰“宾天”后不久，胜保不顾热河方面“统兵大臣等毋庸奏请叩谒梓宫”的禁令，径自前往热河“叩谒梓宫”，路过北京时与刚从热河回京的奕新单独见了一面。很明显，奕新是在争取胜保的支持，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计划。
此外，任命奕譞为步军统领一事也值得注意。奕譞，道光第七子，奕訢的异母弟弟，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位置非常关键。据说奕譞得到这个重要职位，是通过慈禧太后的努力。一次，慈禧召见“八大臣”时说，端华的差事太多了，可以去掉一两个，比如步军统领。端华说他只是“行在”（热河）的步军统领。慈禧太后便顺势提出，那就让奕譞做（京城的）步军统领吧。“八大臣”同意了。一是碍于慈禧的情面（以为她只是想给妹夫谋点福利），二是觉得奕譞年纪还小（不到21岁），没有什么实力。可他们却没想到，奕譞的这份“福利”，后来给他们造成了致命的麻烦一一政变发动后，带兵到密云逮捕肃顺的，正是奕譞。
第三，政变细节，多为奕新策划。传说为了联络奕訢，慈禧太后曾对自己的心腹安德海施“苦肉计”，将他从热河赶回北京，好让他与奕訢商量政变细节;也有说慈禧太后利用亲信荣禄来与奕訢互通消息的。但这些都是“小说家言”，基本没有可能。唯一比较确定的是奕訢到热河奔丧时曾与两宫皇太后“独对一时许”。这“一时许”，他们到底商量了什么？
其实这事不值得细究。政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这次“独对”是在密谋政变的话，也不过是商量了一个非常粗略的“方向”，大量的细节还得由奕新来实施。最重要的一点是，逮捕了肃顺等人后，还要想好如何定他们的罪。实事求是地说，肃顺是一个颇有政务能力的高手，其飞扬跋扈虽然惹得“北京派”、慈禧太后不满，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过错，而要“罗织”出“八大臣”的罪名，就非得“北京派”中的政治老手出手了。
以同治诏书形式公布的“八大臣”罪状主要有两条：（1）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被焚、京城百姓受惊、咸丰皇帝被迫“北狩”等灾难，都是“八大臣”一手造成的;（2）擅改谕旨、力阻垂帘。这两条“罪名”，“扣”得非常巧妙。将英法联军入侵而引起的生灵涂炭等责任都加诸“八大臣”，实际上是利用了民心。据说肃顺被拉去处斩时，一路围观的百姓向他抛掷石块等物，并罵他“卖国贼”。北京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很大，而对“八大臣”的处置，给了普通百姓一个很好的发泄机会。至于第二条“擅改谕旨”显然是莫须有，但为了置对手于死地，炮制这样的罪名也是必要的，否则仅凭第一条，顶多只能算是“工作失误”，不是死罪。慈禧太后此时虽然有政治野心，但是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真正的从政经验，如此巧妙的主意，自然不会是她想出来的，而应是奕新指使本派的文案“高手”们所为。
因此，政变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奕訢的精密谋划，奕訢才是这次政变的总导演。
“御赏”主人的谢幕和恭亲王奕訢的出局
从政变成功到同治亲政的这12年时间，“御赏”主人慈安太后和“同道堂”主人慈禧太后携手垂帘听政，辅佐小皇帝渡过了很多难关。那一段时间可能是“孤儿寡母”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太平军占据着长江下游，捻军纵横黄淮流域，天地会遍扰两粤闽台，苗回起事于西南、西北，更有英、俄、日等国觊觎着边疆。为了处理连续不断的内忧外患，两宫皇太后可以说是“朝乾夕惕，倍极勤劳”，一次又一次地将“御赏”和“同道堂”两章一前一后地盖在了各道事关生死存亡的谕旨上。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御赏”和“同道堂”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收到了库房里。
没想到的是，同治才亲政一年多，就意外地去世了，这对权利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本来，按照“家法”，同治的继承人应该在他的下一辈“溥”字辈中挑选，但如果这样慈禧就变成了“虽尊而疏”的太皇太后，失去垂帘听政的资格，于是，她“一语即定”，选中了与同治同辈、年仅4岁的载湉做皇帝（即光绪），并再次以太后的身份重新垂帘听政。
光绪初年，天下相对太平，慈禧太后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此时，那两位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曾经甘苦与共的人逐渐变得“没用”和“多余”了。一位是慈安太后，另一位就是弈訢。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暴崩”。据说当天早上，奕訢、左宗棠、王文韶等人还见过慈安，没有什么异样。但奕訢等人退朝后不久，官里就传出慈安太后“暴崩”的消息。事发突然，上上下下都有怀疑，但因惧怕慈禧太后，“绝无一人敢诘问病状者”。然而，这却不能阻止人们在私下里议论。慈安去世后第二天，事件的亲历者、光绪师傅翁同稣就在日记里偷偷地议论道：“则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志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始则庄守和（太医一一引者注）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共三人也，呜呼奇哉！”
由发病到死亡，前后仅12小时，的确“奇哉”。这不禁使人怀疑，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虽没什么真凭实据，但考虑到慈禧太后的一生所为，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剩下的唯一对慈禧太后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只有她昔日的政治盟友奕訢。早在同治初年，局势稍定之后，慈禧就曾给过奕訢下马威，削去了议政王头衔。但奕訢的权力依然很大。光绪九年（1883），法军进攻清军驻守的山西（越南境内的山西，那时候越南还是中国的藩属国），由于将帅无能、兵无斗志，山西、北宁、兴化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朝野震动。战争的指挥机构、奕訢领衔的军机处成了众矢之的。这正是慈禧太后所需要的，于是她便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重组军机处，并以“委蛇保荣”“谬执成见”等罪名将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将奕訢以及他的班底彻底驱逐出了权力中心。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年轻的慈禧太后第一次颤巍巍地在谕旨上盖上“同道堂”的时候，还仅仅是个有着极强权力欲、但还稍显稚嫩的新手。那一年，她才27岁（虚岁）。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位心狠手辣的老慈禧太后，其实是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逐渐“炼成的”。用了二十几年时间，她先是设法“处理”掉了那位曾经手握“御赏”印章的慈安太后，继而又将曾经的政治盟友奕訢踢出了权力中心，最终独揽了朝政大权。
作者：苏生文 赵爽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