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什么要四战荷兰?

英国为什么要四战荷兰?

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

始于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终结了英国的战略收缩。新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克伦威尔手腕极硬,做到了“集中权力办大事”,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英国再度丧失崛起的机遇期。当英国人揉着惺忪睡眼放眼天下,惊讶地发现—四处揽事的西班牙雄风不再,一心求财的荷兰如日中天。

没错!正是那个荷兰—时隔40年,当初的吴下阿蒙,已到了必须刮目相看的地步—荷兰拥有1.6万余艘船只,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3/4、世界运输船只的1/3;垄断了欧洲主要海上商路,武装商站更遍及亚非美三大洲。

只是,这个承蒙英国恩泽的新教兄弟,似乎不太懂得感恩,不仅垄断而排他,吃相还颇难看,甚至闯入英国海域捕鱼,然后将捕获物运到英国高价售卖!可以想见,有荷兰霸权在,英国就不会有出头之日。

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在现实的重商主义者克伦威尔看来,既然左右是一场零和游戏,就应先下手为强。拜内战所赐,英国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陆军(新模范军),加上与西班牙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磨砺出的强大海军,克伦威尔有向荷兰叫板的资本。

1651年,英国通过旨在加强殖民地与本土经济联系的《航海条例》,条款排他性极强,明显是针对搞转口物流中介贸易发家致富的荷兰。英国不仅拒绝了荷兰的异议,甚至还主动制造海上摩擦,挑起了第一次英荷战争。

英国蓄谋已久,以有备算无心;荷兰尽管海军素质优于英国,但精神与物质上都没做好战争准备,力量分散、行动迟滞,被封锁了本土的出海口,很快陷入被动,最后捏着鼻子认下《航海条例》,草草求和。

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于1665年,导火索是更严苛的新版《航海条例》。这一次,荷兰人做好了充分准备,而他们的对手不再是强悍好战的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病死后,留下满目疮痍,斯图亚特王朝顺势复辟,掌权的是志大才疏的查理国王和约克公爵。英国海军实力衰退,偏偏自我感覺良好,挑起了第二次英荷战争。

一开打,英国诸事不顺,又是鼠疫又是伦敦火灾,无力再战,主动求和。荷兰复仇心切,采取了极其大胆的斩首战术—荷兰舰队经泰晤士河口溯流而上,夜袭伦敦,将英海军基地一锅端,甚至俘获了英军旗舰。二次战争以荷兰胜利、英国乞和告终,但荷兰息事宁人,在缔结和约时作出了利益让步。

第三次英荷战争仍然发生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但英国扮演的角色只是给法国提供“助攻”的跟班配角。1672年,追求欧陆霸权的法国组织了针对荷兰的天主教包围圈,是为法荷战争。英国国王仇视新教,兼之法国利诱,于是背信攻击荷兰。

荷兰付出惨痛代价,虽击退了英法联军,终不免割地让利保平安,尽管仍不失海上商贸大国的气魄,但在政治和军事上已是无足轻重了。

海上争霸胜负手

二次和三次战争均由倒行逆施的斯图亚特王室发动,国王为此甚至与法国牵手,让英国国会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代表深感不安—说起来,荷兰人与他们的共性远比国王与他们的共性更多,英荷战争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同室操戈。

荷兰舰队经泰晤士河口溯流而上,夜袭伦敦,将英海军基地一锅端。

是故,1688年发动光荣革命推翻国王后,国会盛邀长公主玛丽及其丈夫—荷兰执政(相当于荷兰国王)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任国王。英荷交恶近40载,如此收尾也算皆大欢喜了。

此后,英荷之间维持了百年和平。除去上层的感情因素,荷兰国力衰退,已不再对英国具备威胁,是得以保平安的主要原因。

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打响后,荷兰卷入其中,抗英援美,招来英国报复,是为第四次英荷战争。尽管英国最终丢失了北美殖民地,但通过对荷战争得到丰厚补偿,并一举取代荷兰,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至于荷兰,一蹶不振,为欧洲列强所轻视。

英荷战争再一次验证了“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纯粹意义上的海上争霸,海军理论集大成者马汉的《海权论》里主张的“六大基本原则”均以英荷战争中的英国为蓝本,足见其示范意义。


英国海上贸易示意图

一是地缘状况影响海战结果。在海上贸易受航海条件所限、多为短线运作的年代,荷兰的地理位置比英国优越。但这仅限于经济层面,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荷兰更易被封锁出海口,陷入被动。尽管两国距离较近也有利于夜袭伦敦这样的非常规操作,但毕竟不是常态。荷兰本土缺乏战略纵深,不利久战,一旦本土被攻击,只能采取决堤放水的自伤战术,损害极大。

马汉的《海权论》里主张的“六大基本原则”均以英荷战争中的英国为蓝本。

二是海权之争仍需陆权助攻。英国较荷兰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寒带岛国,海洋和寒带气候是天然的屏障,距离欧陆不远不近,敌国能攻却难得手。用马汉的话说,“既无须被迫在陆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扩张领土”,英国可以全力建设海军,轻易封锁敌国出海口。反观荷兰,抗英之余,还要提防法、西,必须同时维持数量可观的陆海军,压力更大。

近世版布匿战争

如果将双方的国家体制因素计入,则给人似曾相识之感:这分明就是一场近世版的布匿战争。

首先,发展思路不同,造就不同的国家形态。荷兰一如当年的迦太基,走的仍是商业殖民的传统老路,转口中介贸易起家,加上金融创新,擅长赚快钱,整个国家弥漫着浓厚的投机主义色彩—经济泡沫的原始典故,就出自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繁荣”。

1660年英国议会就《航海条例》在十三个殖民地实施的辩论

利字当头,英国亦曾心向往之,但因接连受挫于西班牙和荷兰,清醒认识到投机模式不可靠和难持久,继而改弦更张,将发展思路调整为“工商立国”,不仅富国强兵,击败荷兰,还厚积薄发,促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制造中心,跃居全球产业链的最上游。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

其次,国家结构稳固度不同,造成战争承受力不一。荷兰自古受汉萨同盟影响,有着悠久的地方城市自治传统。仅从经济角度看,该结构有利于发掘地方活力,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有涣散之弊。

事实上,荷兰立国之初就存在集权派和自治派两大内政路线之争,国父奥兰治亲王一族是坚定的集权派,但随着局势趋稳,终究还是利益各异的自治派占了上风,荷兰外交由此缺乏定力,易左右摇摆。反观英国,经内战的洗礼磨合,新崛起的权力集团利益指向高度一致,其外交决策能做到慎制定、强执行。

再次,社会结构不同,造成军事动员力差异。与迦太基一样,荷兰习惯金钱开道,而它所处的中欧德意志地区政治结构松散,加之人口稠密,有着长期雇佣兵的历史传统。

英国一度如此,但在原始积累之后,城镇化水平提升,产生大量的城市无产阶级,成为后备兵源。克伦威尔军事革新后,建立相当数量的以自耕农为主力的常备军,且职业化水平有升,犹如当年的古罗马。

最后,价值观影响战斗力。荷兰商业立国,商人习性浸淫到国家的每个角落,甚至于连最基本的国家观念都可以漠视,以至交战时荷军发现英军使用的武器里不乏荷兰制造,且荷兰每每占据上风时总会习惯性地对英国妥协,以图日后好相见。

当国家安全遭遇重大威胁时,荷兰精英阶层全无信心和决心,纷纷选择出逃国外避难,全不以家国安危为念,甚至移居敌国英国,将“资本无国界”演绎得淋漓尽致。反观英国,始终以一种积极昂扬的斗志和质朴刚健的姿态开展对荷战争。如此,胜负分矣。

作者: 赵博渊

来源:《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