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科技爆发首先发生在欧洲?

大家都知道,近代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都发源于欧洲,科技的快速进步,极大的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让大多数人类过上了物质丰富的生活。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生产力更为发达的农耕国家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中率先诞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基础科学是科技大树之根。所谓寻根溯源,根的问题得从土壤中寻找。

通常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基础如科技、生产力来自哪里?

科技、生产力也是在国家体制、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美学)等上层建筑中孕育生长起来的。非洲的上层建筑至今都没能长出科技大树。

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为决定、相互影响。

“李约瑟之谜”将人们指引到另外两个思想方向:世界的非连续及科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测不准定律)。

要破解这个谜题,应该从“土壤”上挖掘。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更容易诞生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具备科学萌芽的基因,反过来科技革命又推动海洋文明。

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在农耕时代,这些古国都是顶级猎食者,秒杀欧洲众多城邦。但是,很遗憾的是,现代科技最终没能在农耕文化中生长。

从古至今,在陆地上生存比海上安全。能在地上找食物,就不会到海上搏命。当然,不是临海的国家就会产生海洋文化。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紧邻大洋,但属于农耕文化。相反,一些欧洲内陆国反而培养了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能否形成,取决于农耕条件,但凡农耕文化发达之地都缺乏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主要由地理条件、气候环境决定,具体而言是土地盐碱度和温度湿度。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以雅典城邦为代表,地处地中海东北部、希腊半岛、爱琴海群岛一带。

当地属于地中海气候,是全球唯一一种雨热不同期的气候类型,即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这种气候非常不适合植被生长,植被叶子上有一层厚厚的硬硬的蜡质层(地中海植被被称为亚热带常绿硬叶林)。

这种气候决定了当地的粮食作物产量极低,没有办法像古巴比伦形成富庶的农业。

没有足够的粮食,就没有充足的粮草,也没办法养活职业军人。打完仗后,就算占领了一个地方,也无法有效统治,因为军人需要化兵为民谋生。没有职业军人,就很难形成大一统的集权统治以及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在古希腊城邦、古罗马城邦时代,没有大一统的国家集权,城邦之间、领主之间、贵族之间相互博弈,形成了雅典朴素的民主制度以及开放的自由文化。

由于没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古希腊人不得不频繁出海,发展商贸、手工业,通过商品交易的方式来求存。不同地域、城邦、族群之间的大规模交流、交易及协作,促进信息的碰撞、观念的开放和思想的自由。

人们看得多、争论得多、协作得多,逐渐会形成一种思辨、开放及包容的文化,而减少盲信、闭塞、愚昧及玻璃心。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三贤”以及古希腊哲学家都主张思辨哲学。柏拉图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经常争论。

没有自由的风尚和思辨的哲学,不可能有开创性的数学以及科学。这就是海洋文化里的科学基因。

数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科学方法,研究数量、变化以及空间的逻辑关系。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泰勒斯引入了命题逻辑证明,首次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使数学成为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后来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利用演绎法发现了勾股定理,对数论和几何都做出了极大贡献,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对数的推崇达到极致,他将数学与哲学融合,提出著名的“万物皆数”思想。这一思想对现代科学以及如今的大数据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

后来柏拉图学园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叫“几何之父”欧几里得。欧老师将当时的数学一统天下,流传于世的有《几何原本》。

这本书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它创立了现代科学理论的一种范式,成为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起来的数学演绎体系的典范。这本书帮助欧洲知识分子建立逻辑演绎、严密推理的科学思维。

这是欧洲哲学思辨以及科学思维的起源。

但在农耕时代,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文化若星河灿烂,文化艺术远胜于古希腊、古罗马。例如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农耕国家也有论证。文明古国也有与《几何原本》齐名的古代数学著作,也有探索世界的思辨哲学,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

但是,区别在于后续的演进以及演进的方向。

在公元前几百年,人类历史上爆发了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铁器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铁器时代比较漫长,范围很广。东亚、印度、东欧、英国及爱尔兰、北欧、中欧、非洲埃及都有铁器革命的考证。

铁器革命,在一些国家如古印度引发了农业革命及社会变革。

古印度包括今天的印度、尼泊尔、孟加拉以及巴基斯坦,位于欧亚大陆南端,是一块向大洋延伸出去的巨大半岛,被称为印度次大陆。

古印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却没有形成海洋文化,主要原因是印度“风水”俱佳,内陆农耕条件优越。

古印度北面矗立着喜马拉雅、兴都库什、苏莱曼三大山脉,是一个天然屏障,南边是德干高原,中部是一块巨大的冲积平原(占国土总面积的40%),受印度河、恒河哺育。

冲积平原,热带黑土肥力充足,地形平整,灌溉及交通便利,再加上热带气候多雨湿润,古印度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粮仓。在公元前几百年,铁器农具大规模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古印度达到鼎盛,旃陀罗笈多人建立了著名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至公元约前185年)。

孔雀王朝拥有充沛的粮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进行集权统治。当时,唯有国王有常备军,门阀、贵族没有军权。古印度阿育王南征北战,攻城略地,修建道路,构筑灌溉工程,奴隶制集权统治鼎盛。

孔雀王朝没落后,希腊人、安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先后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的开伯尔山口,从西北入侵古印度,对恒河流域进行统治。印度人种也就变得极为复杂,进入亚欧混居模式。

由于铁器革命与农耕条件完美结合,古印度在孔雀王朝时期彻底进入集权统治,农耕文化——恒河文化兴盛。

古印度等农耕古国,拥有肥沃的恒河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三角洲,灌溉便利,农业发达,粮食充足,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循环体系,进而建立了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宗教、伦理、制度强化集权统治。

与古希腊城邦的商贸经济不同,农业经济强调自然循环,拒绝交易,惧怕风险。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权力结构稳定,农民不流动,人口稳定繁衍,世世代代种地,粮食及生活自给自足。这是一种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理想状态。

所以,农业古国主张强人政治及等级秩序(宗教与法礼),保障命令能够彻底贯彻,人口能够持续繁衍,人口不流动、多干活。

自给自足的农业环境,抑制技术创新的欲望及动力。森严的等级秩序及法礼,容易压制技术进步。技术的发明不能破坏农业的稳定以及统治的权力,反过来技术服务于统治。

久而久之,古印度等农业古国就形成了典型的农耕文化,主要表现为稳定、静态、秩序、自然循环、自给自足、崇拜权力、排斥风险。

农耕文化最大的优点是,保障农业生产稳定以及文化传承。在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农耕时代,农耕文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强化国家统治,确保社会稳定及人口繁衍。

在古代,农业及农耕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但是,农耕文化会极大地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而稳定、静态,畏惧权威,拒绝挑战和变化,就很难产生新想法、新理念和新科技。不敢想,一切创新都戛然而止。

欧洲虽然也爆发了铁器革命,但是欧洲不少土地盐碱程度高,不利于粮食生长。整个欧洲大陆,只有法国土地肥沃。

除了法国,欧洲的农业经济极为不发达,没有充足的粮食,就无法建立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也就无法统一欧洲,形成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后来,古罗马崛起,并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也沿用了城邦制。

那么,为什么欧洲落后的农业经济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工业萌芽?

从科技历史来看,现代科技是倒逼出来的。

没有恒河平原、两河流域这样肥沃的土地,欧洲人只能告别土地另谋出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欧洲人到处游走经商、交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海运。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航海的风险要比耕种大得多,他们逐渐就养成了与农耕文化相反的开放、外向、动态、不稳定的海洋文化,同时更能接受风险和不确定性,更敢于冒险,遵守契约(与陌生人做商贸靠契约)。

海洋文化,与科技的不确定性、开放性高度契合,有利于科技进步。

反过来,由于航海的不确定性,欧洲人更注重研究天文、气象、洋流等自然现象。虽然古印度也研究天文地理,但是由于农耕相对稳定,航海风险更大,自然对航海的挑战远远大于农耕,欧洲对自然研究就更加深入。

陆地上找不到吃的欧洲人,被迫与海洋搏命,被迫与他人交往、交换、协作,对自然的探索,对市场的规则,对自由的推崇,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最终让欧洲人首先打开了自然科学这个潘多拉魔盒。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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