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的“年”是怎么传下来的？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很多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对于春节的执着。春节这个农业社会的传统节日，到如今的信息化时代，依旧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那么，春节是如何“诞生”的呢？
废不掉的春节
七十七年前的大年初一，公历1941年1月27日，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依旧到校上班。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阴历元旦，故昨晚爆竹声通宵不绝，今日则市上各店均关门……今日到校办公者极少，受大环境影响也。”竺校长显然是有些不快，按那时的规定，哪怕大年初一，大家也是应该要来上班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宣布中国废除阴历（旧历），而采用阳历（公历）与世界接轨，用民国纪年。这样，原来代表正月初一的“元旦”，就不再承担“新年”的使命了，变成了公历1月1日的节日名称。公历1月1日至4日为新年假，传统的年节活动则相应前移：12月15日为年前扫除日；12月31日为除夕，举行夜宴；1月1日为新年正日，举行春宴；1月15日为元宵节，是日“打年锣鼓，游市上灯”。
实行几千年的阴历忽然改成阳历，大家都不适应。据《申报》报道，当年人们按照公历1月15日过元宵节，但天上却无月亮，因为那天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那么民间就只好一节两过，春节照旧。不过，把农历新年视为“春节”，也是后来的事了。在民国总统正式选举中，袁世凯胜出。1913年7月，时任民国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向袁世凯呈上四时节假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这是“春节”第一次被提出。袁世凯同意“春节”为全国性节日，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过年”被正式定为“春节”。
但尴尬的是，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搞得人神共愤，他定下来的春节，也就不受欢迎了。1924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废除春节的建议。后来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就直接废除旧历，禁止过旧年。春节不仅不放假，还不允许商店关门，要求正常营业；如发现按照旧历年节放假的学校、单位负责人，就进行严厉制裁；严禁贴春联燃烟花爆竹、互相拜年等一切过年的民俗活动。上海警察局发布了旧历年管理办法：一、禁止燃放爆竹；二、禁卖春联；三、没收邮递废历新年贺年片；四、不准各报刊刊载庆祝废历新年之广告等。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河北昌黎县政府曾派警察武力驱散民众的庆贺，各家挂起来的节日彩灯也全被没收。
废除旧历年，自然是新时代的要求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青年们热衷于新事物与新生活，认为过农历新年是守旧俗、不进步的体现。旧文化不破，百姓精神不容易革新，所以民国政府要如此严厉地废除春节这一民间旧俗。然而，后来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春节这个历史久远、且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如今依旧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中国人的原始信仰
现今狭义的春节，一般指中国农历年的岁首，即农历正月初一。民间广义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春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以前。上古时期，禾谷一年一熟，人们自然将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庄稼收获后，人们要杀牲祭神，丰收祭便是春节最初的起源。农历十二月就有“大蜡”之祭，合祭农田诸神，以祈来年不降灾害。农田诸神分别是先啬、司啬、百种、农、邮表、禽兽、坊、水庸。这八神大都与农事活动有关。据考证，先啬是神农，司啬是后稷，百种为百谷神，农为田神，邮表为井田道路问的界亭神，禽兽为猫虎神，坊为堤防神，水庸为沟渠神。八神中包括猫、虎，也是为了保证农作物的丰收——猫可以吃田鼠，虎能赶走田里的野猪。
大蜡之祭这一天，就是腊日，到后来就演化为农历十二月初八的腊八节。如今的腊八节是作为春节的前奏曲，在古代，腊日其实就相当于过年了。虽然汉武帝将农历正月定为岁首，确定了正月初一过春节（正旦），但在汉代，腊日是与正旦齐名的盛大节日，声势甚至要过之。人们在腊日期间休息、团聚。郑玄十二岁，随母回家，“正腊宴会，同列十数人”，场面热闹。即使是囚徒也有被假释回家过节的，以显示政事的清明与宽大。虞延任淄阳令时，“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各归家。”
腊日除团聚庆祝外，还有一个重要节俗就是驱傩。驱傩是我们的祖先利用神灵驱除疫病的一项重要活动。传说“五帝”之一的颛顼有三子，死后化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枢隅处，喜好惊吓小儿。按照《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驱傩的仪式要选一百二十名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逐鬼童子，在方相氏（驅傩之神）的带领下驱逐疫鬼。方相氏和十二兽在前面边走边舞，童子头戴红色的头巾，身穿玄色的衣服，手里拿着桃弧棘矢（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以及拨浪鼓，跟在后面唱逐疫的歌谣。最后持火炬将疫鬼送出城外，并将火把丢入洛水之中。
将房屋内的疫鬼驱除后，如何能保证以后家里的安全？这里又有神荼、郁垒缚鬼饲虎的神话故事。据纬书《河图括地象》记载：“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禽奇之属。”一旦发现鬼怪，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出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所以在驱傩仪式之后，当时的人们要在门上画上神荼、郁垒二神像，还要在门户上悬挂捉鬼的苇索。到了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是春联的前身。
爆竹真的就是“爆竹”
除夕守岁之俗，也是出自这种原始宗教信仰。民間传说：古时，有怪兽名曰“年”，形若狮子而独角。定时出现伤害人畜，人们苦无制服之法。一次，“年”闯入某村，巧遇穿红衣、燃竹竿取暖者，惊窜奔逃。于是人们每逢“年”出时，家家户户闭门家居，彻夜不睡，在门口挂上红灯笼，家里则灯火不灭，还要燃爆竹以驱“年”。“年”果然不再来。人们庆幸过了“年关”，敲锣打鼓，互称“恭喜”。从此便有了“过年”。
那时的爆竹，真的就是“爆竹”一一将竹筒置于火中烧烤，竹筒受热膨胀，最后爆出声响。声音也不小，唐朝名臣张说曾写诗抱怨爆竹的扰民问题：“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但是没有放爆竹，怎么算过年呢？王安石就在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宋代以后，人们用上了火药爆竹。这种火药爆竹不仅有霹雳的雷声，而且有硝烟散出。当时人们相信爆竹散出的硝烟能驱散空气中的病菌，所以在瘟疫发生的时候，也要燃放爆竹。
那时的爆竹，跟现代的鞭炮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人们将单一爆竹编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放“编炮”。因炸时如舞长鞭般响震，又被叫做“鞭炮”。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的爆竹已经用上了引线。
除了驱邪之外，爆竹又有了“封门炮”“迎神炮”“报旺鞭”这类“迎新”的用法。这种演化路径，跟春节节俗的变迁一致。秦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脱离早期的原始宗教信仰影响，春节也渐渐从鬼神崇拜的迷信思想中解放出来，开始初步转变成娱乐型、礼仪型的节日。节日变得欢乐愉快，习俗生活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
在唐代，宫廷中要大宴群臣，奏九部乐，还有舞狮表演，以歌舞颂扬太平盛世。在民间也同样喜庆，除夕夜要吃年夜饭，喝花椒酒。大年初一、初二过后，唐朝人开始走访亲友，互相邀宴，称为“传座”。春节期间若逢立春，人们还要剪纸做成春幡戴在头上。在北宋，大年初一，开封府还会开赌禁三天，任百姓娱乐。百姓家里再穷，也要穿上干净的新衣服，把酒相酬。
与春节有关的神话故事，也不再那么狰狞可怖，而是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五花八门新增加的门神取代了神荼、郁垒等先秦门神。这些新门神主要有“祈福类”“道界类”“文官类”“武将类”，祈福类如赐福天官，道界类如钟馗与王灵官，文官类魏征、包公和文天祥，武将类如秦琼与尉迟恭等。
秦琼与尉迟恭成为门神，至少是明代以后的事了。这要归功于《西游记》。小说中写道，泾河龙王私改下雨的时辰点数，触犯了天条。他去找唐太宗李世民求情，李世民承诺救他，却没做到。泾河龙王的冤魂便纠缠上李世民，秦琼与尉迟恭便来为皇帝守门，从此邪崇不入。后来李世民觉得这两个老将军太辛苦，便在门上贴他们的画像，居然也管用。
灶神的祭祀，也变得有趣起来。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开封人祭灶，十分省事。在灶上贴灶马（灶神的坐骑），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为“醉司命”。民间一般认为灶神是玉皇大帝派驻人间的使者，报告人间功过，定人祸福。在腊月二十三日他会骑马上天，跟玉帝述职。如果灶神醉醺醺地上天，就能少打几个小报告了。但从常理推断，这么投机取巧显然不行，所以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办法，就是给灶王爷敬灶糖（麦芽糖）。这种黏度极高的糖，不仅能粘住了灶神的嘴，还能让他“口舌甘如饴”，就只会说甜言蜜语了。
一年仅一次，妇女穿白衣
过年的欢乐气氛，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从隋代开始，元宵节有了灯会的节俗。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公元606年，隋炀帝杨广为显示国力，招待外国使者，曾调集数万民间艺人进京，在正月十五这天演出各种歌舞技艺，戏场绵延八里，夜以继日，张灯结彩。
面对宫里、街道上随处可见的灯轮、灯楼和灯树，隋炀帝诗兴大发：“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干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他也成为了给元宵节写诗的第一人。
到了唐代，元宵张灯风气更盛，元宵节的灯会也延长到三天，即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政府机关也要放假三日。为了让人们通宵观灯游赏，节日期间还取消了平时的宵禁，即所谓“金吾不禁”。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放灯的期限最短三天，最长则能延长到七天。政府机关同样放假七天。到了明代，元宵节的时间还在延长。朱棣曾经专门下旨，元宵节前后取消宵禁，并赐百官十日假期，随意饮酒作乐，并要求从此之后，永为定例。
宫中的灯火被称为“鳌山”，即是用彩灯堆叠成的山，像传说中的巨鳌形状。壮观是壮观，就是容易酿成火灾。正德九年，鳌山大火，火焰一直蔓延到乾清官，皇帝朱厚照倒是淡定，他在豹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望着乾清官方向开玩笑说：“好一棚大烟火也。”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元宵是春节的尾巴，更是一年之中唯一的狂欢节。因为没有宵禁，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平时难得出门的妇女们也在此时得到了自由，入夜之后，她们往往结伴在城中四处游逛，或过桥，或拜庙，或摸黑去触碰城门上的门钉，一次便摸中者就视为有生子的吉兆。出游妇女之众，有时连男子都要“稍避”。这种习俗，时人称之为“走百病”。
《金瓶梅》第十五回中的西门庆一家老小也未能免俗，在正月十六这天，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等女性，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到大街小巷上去走百病、看花灯。到了第二十四回，陈敬济又带着家中众人去“走百病儿”。月色之下，穿着白衣的妇女们“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看得陈敬济眼花缭乱。
妇女穿白衣，这是元宵节特有的习俗。在平常日子，白色是禁忌的颜色，红色绿色才是主流着装配色。但是，在元宵夜皎洁的月光下，一切都不一样了。妇女穿上白衣，就像穿上了“夜光衣”，会显得更加鲜明夺目、如仙似画，同时也有了几分轻佻的意味。所以，“走百病”也叫做“走百媚”。
（参考：萧放，《春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
作者：王越
来源：《看历史》
